专辑：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刘灿[1]
摘要：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经济学，要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征和问题，而且要从基本经济关系层面上研究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权利、利益关系的变化，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保持它长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保持它的指导力和解释力，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21世纪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竞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学科开放 学科竞争
一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就需要理论界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所谓学好，指的是认知，也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认知；所谓用好，指的是实践，按经济规律办事。这里讲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及理论创新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可以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经济学，就需要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塑造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解释力、前瞻力和影响力。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首先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为基础，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基本范畴），包括对现有、正在使用的学术名称和概念进行全面梳理，给予它们丰富的内涵（文献中的语言和实践运用中的语言）。二是对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全面总结、梳理、提炼，这些成果是我们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它推进了20～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有重要贡献。三是构建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对象和方法、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问题（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否构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既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贡献，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二 要加强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和新特征；之后，他又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适应新常态、剖析新规律，是时代赋予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征和问题，而且要从基本经济关系层面研究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权利、利益关系的变化（所有制和产权问题），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举例分析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都有着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边界，在此基础上，政府和市场都可以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不是对立的，不能以为强市场就一定是弱政府，强政府一定是弱市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其模式的特征也不是一个强市场、弱政府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上也十分强调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积极干预。
经济学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它成为后来以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竞争市场均衡及其效率模型的分析工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非充分就业均衡提出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并在一系列背景下在实践中被推至极端，而近两次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激化又使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重新反思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有学者还提出了“重构经济学”的问题，以及是否要“回到凯恩斯”的问题。[2]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与政府两种机制的交织和互补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各自作用的边界，有着其制度和体制的特征，我们不能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内来解读这个问题，而应该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研究方法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成熟使得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出现的变革也同时要求上层建筑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反映了这一规律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职能。政府在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主要是起到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作用。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市场运行的基础环境，能够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解决微观市场的不足，能够调和市场在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过程产生的负面作用，等等；而法治政府则更多的是给政府划定了运用权力的界限，避免权力介入到市场中去产生权力寻租，防止行政垄断，保障市场主体的机会均等、交易自由、信息对称和权利公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二）关于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
关于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可能性及所有制改革模式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许多研究发现，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取决于转轨国家市场发育程度及改革的初始条件；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比完全私有化的社会福利水平要高，也是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所有制选择模式。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在邮电通信、铁路航空、金融保险、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仍占垄断地位，因而就这些国有公共企业自身而言，政府管制的低效和行业垄断是两大顽症，并没有得到解决。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情况来看，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机制是市场化改革和满足消费者福利的必然要求；从自然垄断产业组织效率和国内市场开放后产业的竞争力来看，又需要政府以一定的管制来实现这些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遏制无效率的过度竞争。这决定了改革决策者要不断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均衡点。我们需要研究在这些背景下自然垄断行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与放开市场、引入竞争的关系是什么，混合所有制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基础上才是有效率的，并以此指导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具体的改革路径选择。
产业组织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是把技术和市场特征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来讨论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相互关系，在“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中，从结构到绩效，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才能传递这种决定关系，但是企业行为不仅受来自技术和市场的约束，而且受制度（产权）约束。对于在转型期制度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应着重探讨制度因素，分析一个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和政企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技术低效率也会由于政府的政策性或制度性保护导致进入管制壁垒的发生。在不改变产业内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的前提下，放松管制的结果，也可能无法保证市场竞争性的提高。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有两种主要因素在影响企业绩效：一是由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进入壁垒，使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二是在政府长期行政保护下不求进取，服务质量低下，缺乏创新动力，并将低效经营的结果向社会转嫁。在这些部门，政府管制下的严格的市场准入使竞争无法充分展开，企业缺乏竞争压力，而这种竞争恰恰是促进效率的。因此，在这些部门，从单个企业的经营效率来看，用同样的经济指标评价，它可能超过其他竞争性产业的企业，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来看，行政性垄断的维持将是负效应的。在自然垄断产业选择一个合理有效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产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退”字，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非国有化和民营化，而是重新布局。应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经营业务的性质，分层次、多环节地推进民营化的改革措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一般在自然垄断产业中的网络环节（基础性和关键性）应保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主体，可以是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即使是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中国有股份也应保持绝对控股地位；在竞争性环节，应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引入民间主体，形成多种所有制结构，企业的产权结构中国有股份可分为相对控股和一般参股。这就是自然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而它提供的激励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自动导致差距缩小（“倒U形”假说）。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中，拉美国家的快速增长与巨大的贫富差距被称为“双重奇迹”，至今还看不出差距自动缩小的趋势。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是一场涉及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结构调整和财产权利重新配置的深刻的社会变迁。改革30多年后，社会财产权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当前我国财产权结构矛盾的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间财产占有的差距过大，财产权利分配失衡。因此，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0；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2012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0.73。
根据各个国家的经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及政府加大对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力度，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而同时发挥收入分配的市场激励作用。我国也是这样，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也发挥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作用。但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不能有效遏制而持续恶化，将成为一个潜在危险因素而影响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稳定、高质量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
从较表象的层次看，当前收入和财产结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不同阶层居民之间及不同区域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居民拥有财产的形式和数量差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及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居民个人禀赋差异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回到初次分配领域去看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即分布状况，来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从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财产结构的。马克思把财产关系作为社会生产关系来研究，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财产占有及利益关系，揭露出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核心实质是资本强权，分配的不公源于财产权占有的不平等。财产权的分配使没有财产权的劳动者成为被剥削者，财产权的缺乏使其无法参与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更谈不上参与市场的选择权。而经济危机恰恰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即按资本权力分配使没有资本权力的广大劳动者的收入过低从而消费被限制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的财产权结构。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贫富分化和财产权结构失衡是由它的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利是一种财产性生产要素，财产性生产要素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是经济主体获得财产及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性条件，而财产性生产要素的获得又与个人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有关；也与社会政治因素、主观行为特征（对待风险的态度）、有无财产遗赠，以及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当聚财行为等非市场因素有关。从体制性因素来看，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缺失、弱势群体获得财产的能力低、资本强权下的分配不公、一部分人非正当性途径获得财产权利等，是导致我国转型期财产权在社会成员间分布失衡的重要原因。
财产占有的问题源于财产所有权即生产关系。要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应解决财产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平等受益的问题，以及在第一次分配中如何以有效的手段保证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合理比例。因此，对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及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政治经济学分析。
三 政治经济学要在学科开放和竞争中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自150多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不接受它的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也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揭示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发展，使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在20世纪初，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就是经济学，你只要读懂这本书就够了。而今天，就连有260多万字、收录2000多个词条的《新帕尔格雷大经济学大辞典》恐怕也难以包括经济学发展的全部内容。进入21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的开放、融合、创新态势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保持它长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保持它的指导力和解释力，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21世纪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学科之间的竞争。
21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向何处去？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世界多个国家以来，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分裂、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深刻问题凸显在世人面前。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希望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造时，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到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西方国家许多学者都尖锐地看到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出了问题，[3]也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缺陷，并有“回到凯恩斯”“回到马克思”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根基并没有动摇，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还有其解释力，因此它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主流。
同时，我们要注意从20世纪以来到进入21世纪，西方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以及新奥地利学派、李斯特经济学、熊彼特经济学等新发展。例如，在当今经济学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无论是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效的产权或者说制度安排都是重要的；并且，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对经济学假定的修改影响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演化经济学不同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是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中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及新资源的创造等，这是否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还有待于我们的观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经济学发展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多元化时代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推崇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反对国家计划调节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对美国和德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李斯特学派，[4]等等，它们也可能影响21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进路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竞争的格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与竞争，还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危机的双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继而在北美引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两地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的中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罗宾逊和斯威齐等学者相关著作的推动下，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启了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对话，对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主义危机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展开了更具现代性的分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多布、斯威齐、曼德尔、置盐信雄等学者代表了学院派用现代分析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代表性文献包括：Dobb，1932；Sweezy，1942；Mandel，1962；Okishio，1961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面对现实经济体中繁荣与衰退的更替，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多样性特征的演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视野、方法层面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大量学术流派亦集中兴起，包括“转形问题”的研究、长波理论的重构、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扩张不断挤压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活动空间和话语权，然而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内生的矛盾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理论进步的空间（Kotz，2011），例如，新帝国主义的扩张（Harvey，2003）、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Lapavitsas，2009）、生态危机的加剧（Foster，2006），长期困扰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Crotty，2003；Brenner，2006）、2007年金融危机后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利润率变化趋势的热烈讨论（McDonough，2010；Shaihk，2010；Mohun，2011）等成为最近2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最中心的话题。系统梳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由此可获得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的拓宽，在理论演进的背后，我们也能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路径和多样性特征，这对于增强政治经济学揭示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走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选择问题的解释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在21世纪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时代，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全面的发展，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现代经济学极大地增加了它的包容性。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派的“侵入”，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又发展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将是21世纪经济学发展必然面对的新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主动融入这种学科生态，在学科开放、学科包容和学科竞争中实现其不断地发展创新。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3］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4］郑秉文：《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5］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
［6］刘灿、李萍、吴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 刘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现代公司理论、产权理论。
[2] 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已经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大的啦啦队了，尽管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这样想。如果美国要想在经济改革中获得成功，那它必须从重构经济学开始。（斯蒂格利茨，2011）
[3] 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认为，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克里斯特曼提出了一个“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财产权结构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4] 参见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