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辩证时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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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辩证时间:马克思对时间概念理解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并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把时间仅仅理解为一个具有神秘意义的概念,而是当作描述“现实”本身的一个概念性的工具。随着对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视,马克思对“现实”的分析越来越具体,也因为“现实”本身的复杂性,仅仅像费尔巴哈那样直观地分析问题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事实上,辩证的方法是为了应对“现实”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思维方法。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复杂的“总体”的分析,马克思的时间概念越来越具有辩证性。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

一、传统哲学的时间概念及其局限

哲学家们对时间的本质问题曾经进行过许多思考和分析,对时间概念的理解各种各样,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以下将选取历史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说明。

像对“存在”概念的分析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对时间的本质进行过研究,他追问道:“时间是存在着的事物呢,还是不存在的呢?它的本性是什么呢?”[1]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批评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观点,前者认为“时间就是天球本身”,后者则认为“时间是无所不包的天球的运动”[2]。他提出,时间既不是运动,也不是天球本身,但是与运动密切相关。如何理解时间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一种数。[3]应该说,亚里士多德较早思考了时间的本质问题,开启了系统地研究时间概念的先河。

对于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奥古斯丁也曾经极为困惑。不过,他是从思想的角度理解时间问题的。奥古斯丁认为,“将来”和“过去”都不存在,只有“现在”存在。[4]他说:“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5]虽然奥古斯丁通过论证也否定了“时间是运动”的判断[6],但是,因为拘泥于从思想的伸展角度理解时间[7],他也无法理解时间的本质。

康德认为,感性的直观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的感官存在着先天的纯粹形式。时间和空间就是这种纯粹形式。他说:“……时间是先天地被给予的。唯有在时间中,显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这些显象全都可以去掉,但时间自身(作为显象的可能性的普遍条件)却不能被取消。”[8]按照康德的理解,时间是一般显象的先天形式条件,也是“感性直观的主观条件”,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9]

和康德相比,黑格尔对时间的理解则是与事物的变化相关的。他说:“时间是那种存在的时候不存在、不存在的时候存在的存在,是被直观的变易。”[10]在他看来,时间就是否定之否定,是“己外存在的否定性统一”[11]。不能说一切事物都在时间中产生和消逝,因为时间就是这种表现为流变的“变易”,“就是产生一切并摧毁自己产物的克洛诺斯”[12]。有限的事物都是具有时间性的,理念和精神则不具有时间性,而是具有永恒性。[13]由此看来,黑格尔理解的时间和时间性主要是用来描述变化着的存在。只有在时间性的视野中,存在才能发展自身为绝对的理念,最终达到绝对真理。虽然黑格尔把时间理解为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变易”,但是,他仅仅在理念的意义上讨论这种“变易”,并且仅仅把这种“变易”当作精神达到绝对真理的方式,而不是从市民社会中真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这种“变易”及其结果。

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哲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所以是虚假的、抽象的。他虽然没有着力探讨时间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他十分强调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重要性。他说:“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的存在才是存在。”[14]费尔巴哈提出,不能在哲学和事物的本质中否定时间和空间,否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个民族,如果由于它的形而上学而排除了时间,将永恒的,亦即抽象的、与时间脱离的存在神圣化,也一定会由于它的政治而排除时间,将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反历史的固定原则神圣化。”[15]由此,他甚至提出了“空间和时间是实践的第一个标准”的命题。[16]也就是说,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就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才是哲学和其他科学所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即使是思维,也要在时空以内存在才是“实际的思维”。[17]在费尔巴哈看来,思辨哲学使发展脱离时间,是“任意妄为的一件真正杰作”,“没有时间的发展,也就等于不发展的发展”[18]。费尔巴哈比黑格尔进步的地方在于,他强调哲学要面向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事物,而不是永恒性的理念。只有研究在时空中的存在,才是获得真理、避免产生反历史的谬论的前提。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哲学家们对时间概念的理解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尽管如此,由于受到直观的和形而上学方法的限制,他们对时间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抽象和空洞的阶段。费尔巴哈虽然力图避免思辨哲学的局限,但是由于他采用直观的方法观察问题,所以也无法深入理解时间概念的社会性内涵。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实践的角度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获得了超越传统哲学狭隘视野的新视角,也克服了传统哲学在时间概念理解上的局限性。

二、马克思的时间概念

马克思对时间概念的理解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这一理解也随着对实践和现实的理解而不断深入。他不仅用时间概念解释感性和现象世界,而且用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的视野成为他打开资本主义“存在”(现实)秘密的关键。

马克思突破传统哲学对时间概念的空洞理解的关键在于: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角度考察所有社会问题,由此获得了理解具体问题的广阔的时间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时间概念是辩证的时间,它不同于“永恒时间”或者“物理时间”的理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9]这说明,他理解所有社会和历史问题,都是将其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察的。这一不同于费尔巴哈和传统哲学单纯重视理论实践的全新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理论生长点。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突破传统哲学的关键之处在于: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劳动成为实践概念的主要内涵之一。[20]因为对实践概念理解上的转变,马克思早期理解的“感性时间”后来进一步具体化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早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中,马克思批评了崇拜天体、以太和众神的古代人,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一种“永恒的时间”。[21]与之相反,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理解为“感性的时间”。在他看来,时间就是“现象的绝对形式”[22],是现象的自身反映。[23]伊壁鸠鲁把感性知觉看作“时间的源泉和时间本身”[24],因为正是通过感性知觉的作用,才会产生时间意识,这种意识也是对感性自身不断变化的意识。马克思认为,时间和感性之间构成了密切的关系,“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存在着的自身反映”[25],“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事物本身的同一个东西”[26]。

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因为纳入了时间的视野而显示出其真理性。他认为,这种反映在时间性上的变易是事物自身的真实呈现。那种否定事物变易的、对永恒性的崇拜,只会助长宗教式迷信。马克思站在辩证法和感性哲学的立场,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他称赞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27],否定了崇拜永恒时间的蒙昧思想。他说:“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28]这句话实际上既是对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知觉地位的肯定,也是对黑格尔的抽象自我意识的批评。

从永恒时间向感性时间的转变,初步完成了从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哲学的转折。随着对实践的强调,马克思对时间概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它表现为:对时间的理解逐渐从抽象的“感性时间”变成具体的“实践性时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非常重视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他在分析中揭示的劳动异化实际上也是时间的异化。他通过研究舒尔茨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注意到,先进的、节省劳动的生产技术的采用并没有节省工人的劳动时间,相反,劳动时间却增加了。经济学家舒尔茨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情形,他说:“最近二十五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29]虽然社会生产总量比十年前大幅提升了,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却没有涨,甚至更加穷困。机器技术进步虽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没有改变工人奴隶式劳动的处境,还令他们的工作内容变得更加单调乏味,这给工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伤害。

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异化”,劳动时间的异化。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剩余时间都被资本家所占有,成为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工人在劳动中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与劳动的关系疏远,导致生产过程缺乏创造性和积极性。马克思认为,这种时间的异化,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只有扬弃这种关系,才能消除被异化的时间,使无产阶级充分享受到劳动创造的成果。

在马克思看来,时间范畴只是考察具体社会问题的概念性工具,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他十分重视对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辩证地分析,由此展开的对“历史之谜”的揭示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30]他认为,正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了历史,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真正理解“时间”和“存在(现实)”的本质。因此,时间范畴不是单一的或“纯粹”的概念,而是具有辩证性的概念。

传统哲学由于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往往把时间概念与抽象的物质和精神结合起来思考,要么停留在单纯的客体维度(物理学),要么止步于单纯的主体维度(个体生存论)。马克思克服了这一局限,既重视理解时间的主体维度,也重视理解时间的客体维度。作为主体维度的时间,表现为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的时间、恢复体力的休息时间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等。所谓时间的异化,突出表现在劳动者只有付出大量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满足自身和家庭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同时又丧失了自由发展的时间。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要有一定的自由时间发展自己,否则不如一头役畜。[31]与此同时,作为客体维度的时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商品是劳动时间的凝结,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看作是“凝固”的时间。例如,生产关系可以看作是“凝固”的时间,因为它是人们在生产出麻布等产品的同时一并“生产”出来的东西,而这种“关系”深刻地影响着生产活动,它本身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也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永恒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它是一定会被更高的生产关系取代的。

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作为主体维度的时间和作为客体维度的时间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当然,这种发展首先是以各行业劳动者的生产劳动为前提。“资本”通过雇佣劳动,组织起大规模生产,既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也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例如,由于一方的自由时间的积累是以劳动者的剩余时间为基础的,它造成了对抗性的文明形态。[3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是发财致富,这样就和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发达的生产力不是服务于社会的个人的普遍发展,而仅仅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目的。马克思认为,如此一来,“资本”就成为自身发展的最大限制。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成为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根本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在对时间概念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时间概念的辩证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和局限性,并且他认为,劳动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争取自身的正当权利,重新控制被资本束缚的时间,使其成为有助于全体劳动者发展的自由时间。可以说,马克思的辩证时间观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权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辩证时间的哲学意义

马克思对时间的理解与传统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他的辩证性。传统哲学要么结合运动思考时间,要么结合心灵或者精神思考时间,要么在单纯的感性直观的意义上理解时间。只有在马克思结合了具体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结合劳动理解时间,从而开始重视劳动时间之后,对时间的理解才真正得以深化。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与马克思充分重视事物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丰富联系并揭示这种矛盾和联系有关。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对时间的理解也具有一定的辩证性。但是,由于他并没有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起点,而是抬高精神的作用,造成他无法更深刻地理解历史。黑格尔只是在“变易”的意义上理解时间,认为时间就是变化本身。“时间是那种存在的时候不存在、不存在的时候存在的存在,是被直观的变易。”[33]从逻辑的角度理解,时间就是否定的否定。在黑格尔这里,它表现为一个“概念”否定另一个“概念”的“活动”。

只有当马克思把“活动”赋予了更多“实践性”内涵,时间的辩证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自由时间,为什么劳动时间与价值密切相关等。马克思在对时间的分析中还注意考察了时间的主体维度和客体维度,即在实践活动的主体那里表现出的“活的时间”和在实践活动的创造物那里所表现出的时间的“凝结”。

“时间”概念是马克思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表现为不断的变化,永恒的“变易”,不断自我否定的运动。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也是他的“时间”哲学所决定的。人是一定要死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也一定是不断“否定”自身而变化的,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只有“变易”是永远不变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不断变革现存状况的运动,而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符合的理想。实际上,这也肯定了一种基于“时间”概念的不断的自我否定的向善的运动,共产主义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运动”。

因为马克思在分析问题时使用了辩证的方法,所以,他所建立起来的时间观可以看作是一种辩证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克服了传统时间理解的局限性,丰富和发展了时间概念的哲学内涵。辩证时间观也大大扩展了人们对时间概念的理解,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本质内涵。马克思继承了传统哲学的辩证方法,发展出唯物辩证法,以此为基础深化了对时间问题的理解。黑格尔虽然也使用了传统的辩证法,但是在“精神”的优先性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进行解释的,他所发展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虽然也部分解释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具有片面性。只有马克思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对时间概念以及社会历史的内涵的理解才更加全面,更加符合现实本身。

注释

[1]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1.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2.

[3]同①125.

[4]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47.

[5]同③247.

[6]同③251.

[7]同③253.

[8]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0.

[9]同⑦33.

[10]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8.

[11]同⑨48.

[12]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9.

[13]同①49-50.

[14]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M].洪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9.

[15]同③10.

[16]同③10.

[17]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M].洪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69.

[18]同③10.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20]郭云峰.实践与时间——对马克思时间概念的历史性解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6-129.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2]同①52.

[23]同①53.

[24]同①53.

[25]同①53.

[26]同①54.

[27]同①63.

[28]同①63.

[2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

[30]孙伯鍨,张一兵,唐正东.“历史之谜”的历史性剥离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涵[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1):7-8.

[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4.

[33]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