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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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钧通电讨袁

自中华民国成立,南北双方就矛盾重重。从南北定都之争,到内阁人员分配,再到唐绍仪辞职,南方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之下,政治势力不断削弱,以至党内一些激进派不断发出民国乃“假共和”的声音。其实北方袁世凯的日子也不好过,内政外交无一不让他瞻前顾后、焦头烂额。

袁世凯以练兵起家,在他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稳定军心,袁世凯始终以高官厚禄拉拢北洋将领。然而到1912年年底,不计庚子赔款,政府内外债总额高达17.5亿元。俗话说,“手中无粮,心中发慌”。一位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外国记者曾透露,袁政府的财政已非常困难,如果再筹措不到钱解决财政问题,他的地位将会不稳,军队也将失去控制。

既然民国已建立,政权也已统一,为什么袁世凯不加大地方征税的力度,一解中央之窘境呢?根据1913年拟定的征税方案,其中田赋、盐税、关税、常关税、厘金、统捐等大宗税收统归中央,但由于中央权力薄弱,一直未能实现财政集权。

所以说,袁世凯也曾设法收拢地方权力,但不论是各省省长的任命权,还是向地方特派机构,均未获得成功。这样一来,不但从地方所收寥寥,1913年,地方本应解款3240余万元,但实际上只有560余万元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反而还要从中央截留一部分专款拨付南方。本就财政紧张的袁政府,对南方更加不满。

袁世凯只能举债,但他的招数无非两个:一个是对内发行债券,一个是对外借款。内债问题由于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而声名狼藉,短时间内其恶劣影响不易消除,那就只剩下借外债这条路。向外国银行团举债也是饮鸩止渴,外国人的钱是不好借的,条件苛刻且易引发国内矛盾。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顾不上这些,他再次委任熊希龄担任财政委员会会长以谋外债。熊希龄不负袁之期望,避开六国银行团,秘密与伦敦鲁意特银行签订了一份1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纸终究包不住火,六国银行团很快就发现了袁世凯的小动作,立刻施压要求袁政府偿还所欠债款。

一边眼巴巴看着鲁意特银行到账的头期50万英镑借款,一边是六国银行团咄咄逼人的催款要挟,一边又是各省都督急如星火的连电索调,还有当初允诺清廷的优待条件,北京政府一时间无计可施。无奈之下,袁世凯只能再向六国银行团低头,要求恢复谈判。

此时,美国因争夺银行团控制权失败,退出六国银行团。英国也担心中国局势动荡影响本国利益,于是银行团决定作出一定让步。所谓让步也就是在借款金额上有所减少,其他苛刻条件依旧没得商量。比如:借款期内,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中国盐税、关税收入用于偿还债款本息,同时北洋政府动用税收收入需要征得五国银行团同意;追加200万英镑以赔偿外侨损失;聘用外国财政顾问;等等。

如此苛刻之借款合同,袁世凯当然知道参议院不会同意。他索性就绕过参议院,直接和五国银行团代表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消息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5月5日,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联合通电,公开反对大借款,并指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幕后之真凶。

李烈钧(1882—1946),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武宁人。1904年赴日留学,习炮科。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之后20年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深受孙中山器重,孙言必称协和先生。李烈钧等人发表通电后,为杀一儆百,袁世凯下令解除李烈钧等人职务,江西省议会随即鼓动李烈钧起义。

李烈钧没有同意。如果因免职而发动起义,未免师出无名,陷自己于不义。况且,自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部就是否武力讨袁,意见不一。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必须以武力来解决;黄兴等人则认为南方兵力不足,如果发难,于大局无益;还有一部分北京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妄想通过法律手段倒袁;甚至一些观望的地方都督,都想乘机渔利。

就在国民党这边犹豫不决之时,靠着善后大借款筹措来的军费,袁世凯向国民党下手了。5月24日,袁世凯自恃手中有钱、有枪、有列强支持,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直指孙中山等人为“奸人”,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的“阴谋破坏者”,污蔑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甚至威胁国民党,“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1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55页。面对袁世凯的磨刀霍霍,南方还在和谈的问题上打转。袁世凯没有给南方太多的时间,6月,袁世凯借口三都督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迅速分兵南下。强敌逼近,国民党终于决定兴师讨袁了。那由谁首先来发难呢?

当时,李烈钧不仅有九江军队为后盾,且控制的湖口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李烈钧本人反袁思想由来已久,自然是第一个出头反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兼正面军司令,发表讨袁通电,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呼吁国人“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第189页。接着湘、鄂、皖、闽及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二次革命拉开序幕。

袁世凯下达讨伐令,调动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段芝贵以江西宣抚使身份进攻江西;同时辅以海军为助攻,开始镇压国民党人的反袁革命。双方在瑞昌、德安地区展开第一回合激战,李烈钧部凭借险峻地势,初战告捷。

但不久,国民党方面局势急转直下。原本国民党内部关于讨袁就意见分歧,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分歧完全葬送了革命。

就以江西讨袁军来说,军中各有派系,各有归属,即使是李烈钧也只能指挥一部分军队。7月12日,当李烈钧打响独立第一枪时,其他军队却是按兵不动,大有隔岸观火之意。更没想到的是,关键时刻又出现了马当炮台士兵倒戈和将领叛逃之事。敌众我寡之下,湖南、广东援军迟迟不到,九江、姑塘、湖口等地相继沦陷。

接着出现连锁反应,安徽、湖南等省相继取消独立;黄兴败走徐州,江苏取消独立。8月,李烈钧退离江西,南昌失陷。9月1日,南京被攻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地位空前巩固。安徽、广东、江西、江苏、湖南、湖北、福建、上海全部都是北洋都督,长江流域一带成了袁世凯的囊中之物。失败后的李烈钧也没有气馁,他预言:“袁世凯想称帝,殆梦耳!”后来,李烈钧参加了唐继尧的护国军,“三炮定韶关”,终结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此为后话。

大事年表

1912年 8月至12月袁世凯政府所借外债达9400万元。

12月底,袁世凯政府所借的外债,不计庚子赔款,高达17.5亿元。

1913年 4月26日,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总计250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盐税收入及关税余额作担保。

5月24日,袁世凯发表“传语国民党人”谈话,宣布与国民党决裂。

夏,河南白朗反袁起义。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也称“赣宁之役”。

7月15日,黄兴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身份宣布江苏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相继宣布独立。

9月1日,张勋攻占南京,“二次革命”失败。

小常识 1:昭信股票

是晚清政府为偿付《马关条约》赔款、解决财政困难而发行的一种公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证书形式发行的内债。该债券发行取“政府诚信、昭示天下”之意,后因政府大肆摊派,违背了自强派股的初衷,失信于民,最终全国募到的款项还不到计划总额的1/5。

小常识 2:白朗起义

辛亥革命之际,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横征暴敛下,河南民不聊生。河南宝丰人白朗以舞阳县为根据地,以“劫富济贫”的口号,吸引了众多贫苦老百姓,吹响了起义号角。“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起义军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反袁要求,号称“公民讨贼军”“中原扶汉军”,提出“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张。1914年8月,白朗在宝丰被北洋军围困,重伤而亡,起义军被镇压。

相关链接:南京保卫战

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后,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革命党人决心武力讨袁,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随着江西李烈钧和南京黄兴的相继失败,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先后宣布取消独立,讨袁形势直转急下。7月29日,黄兴离宁赴沪,转赴日本。危急之下,革命党人何海鸣等人奔赴南京,建立“铁血监视团”,试图挽回大局。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革命军于8月8日再次宣布江苏独立,后因何海鸣被捕,11日江苏再次宣布独立,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14日,张勋率领北洋武卫前军与南京讨袁军展开激战,讨袁军打退敌人若干次进攻。9月1日,讨袁军卫队队长叛变,张勋攻入南京城。双方展开残酷的巷战,最终苦力支持了20余天的讨袁军伤亡殆尽,南京城破,“二次革命”结束。经此一役,北洋军势力范围延伸至长江流域,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控制了全国大多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