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阴谋帝制

唐绍仪出走天津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按照《临时约法》，接下来的议程便是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谁来当首届政府的内阁总理？南京最初力主黄兴。南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在新政府内与袁世凯平分秋色，制衡袁政府。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

既让袁世凯满意，又得让南方放心，总理的人选最终落在了唐绍仪身上。唐绍仪（1862—1938），广东人，1874年以第三批留美幼童的身份赴美留学。1881年回国后，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等职。南北议和期间，唐绍仪曾以北方代表身份参与谈判。

按照常理，如果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南方将彻底失去在新政府中的话语权。那么，南京方面为什么会同意唐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呢？

原来在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虽然是北方代表，却在和谈过程中表现出赞成共和的积极态度，还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确定政体的折中办法。这一点与南方的立场是一致的，孙中山和黄兴也因此引唐绍仪为革命同志。但要支持唐绍仪出任总理，孙中山等人也并非没有顾虑。

孙中山最大的顾虑还是唐绍仪的身份，毕竟唐绍仪追随袁世凯多年，是人们眼中的“袁党”。这时立宪派人士赵凤昌出了个看似完美的折中办法，这是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在南北政界有着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赵凤昌的惜阴堂，赵凤昌以主人身份向在座的各位同盟会成员建议：“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只要孙、袁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

听了赵凤昌的建议，孙中山和黄兴当即表示欢迎。于是3月下旬，唐绍仪到南京组阁期间，在黄兴和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有了唐绍仪的加入，孙、黄二人认为在制衡袁世凯的天平上又增加了砝码。然而，这个看似“兼顾双方”的提议却给唐绍仪日后执政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彼时的唐绍仪并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波，反而沉浸在大展宏图的兴奋中。毕竟，能够亲自参与新的民主国家建设，是每一个心怀鸿鹄之志的人渴望的事情。他甚至认为，经过双方的斡旋，有了南北方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自己要建立一个“大政之总枢，纳之于阁议”的共和国理想很快就会实现。雄心勃勃的唐绍仪怀着极大的抱负，立志要在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改造和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愚昧的社会风俗，亲手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开明进步的民主共和国。

然而，唐绍仪错判了袁世凯的态度。虽然早在3月9日，也就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夕，袁世凯就致电孙中山，由唐绍仪出任总理，但袁世凯心中对唐也并非十分满意。南北议和期间，这个曾是袁眼中“能持大体，洵为洋务中杰出人才”的唐绍仪，因热衷共和就令袁不满，并因此罢免了唐北方代表的职务。

毕竟二人有着20余年的交情，也曾并肩辗转于朝鲜与中国山东、天津等地履职。环顾四周，能够找出一个既能影响南方又与自己私交还不错的人选还是比较困难的，最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出任总理一职。

3月13日，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内阁总理，然而漫漫雄关路，首届政府的总理是不好当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自组阁之日起，唐绍仪的责任内阁就在各派权力的竞逐下偏离了轨道。

先是陆军部部长的人选提名。南方部分党人强烈要求黄兴任陆军部部长，认为以黄兴之力可以将袁世凯北洋一系消融于新政府。袁世凯坚决反对，而且黄兴本人也不愿参与党争之中，权衡之下最后由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出任陆军部部长，而黄兴则被袁世凯安排到参谋部任总长，不过黄兴拒绝上任。

接着唐绍仪提出要修改官制。为平衡南北方各派关系，唐绍仪在保留外交、内务、陆海军、司法和教育等部的基础上，把原来的实业部拆分为工业、商业和农林三部，把交通部一分为二为交通和邮电两部。唐绍仪本拟通过拆分达到各派系平衡之目的，结果参议院只同意拆分实业部为工商和农林两部，交通部更是免谈。

30日，在各方力量博弈下，唐绍仪向参议院提交了新内阁的最终成员名单。该名单中内务、陆军、海军等部的总长人选均出自袁世凯的北洋嫡系；教育、司法、农林和工商各部总长为南方同盟会之属；剩下的外交、财政、交通三部分别由所谓的“超然派”和君主立宪派掌控。整个内阁加上总理唐绍仪，看上去好像是同盟会抢了先机，有人称新内阁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混合型政党内阁，自成立之初就已经脱离了唐绍仪的掌控。内务总长赵秉钧就很不服气，流露出“唐如果能站得住，我们就站不住”的成见。内务总长如此，外交总长也如此，甚至直接越过唐绍仪与各国公使开展活动。可以说，唐内阁一开始就已经被架空了。

被架空的唐绍仪频频陷于掣肘之地，与袁世凯矛盾不断激化。未组阁之前，孙中山方面曾提出了若干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由同盟会会员王之祥出任直隶总督，当时袁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唐也就以为不成问题。没想到，当唐绍仪邀请王之祥北上就职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袁世凯以军队反对为由顺水推舟，直接越过唐绍仪，改调王之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袁世凯既完全无视“约法”规定，即总统之令需内阁副署，且以武力控制权力的做法，与唐绍仪奉行的制度保障权力的理念背道而驰。

其间，面对巨大财政压力，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处处遭到掣肘的唐绍仪更是应接不暇，而比款问题则进一步深化了袁、唐二人的矛盾。

比款问题始于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当时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以北京政局未稳，终止了对临时政府的借款合同。唐绍仪为解政府燃眉之急，且不满银行团以苛刻条件要挟，于是同袁世凯商量向比利时财团借款100万英镑，并拟续借1000万英镑。结果四国银行团一看，自己在借款事情上靠边站了，群起反对，向袁世凯施压，要求借款优先权。迫于四国压力，袁世凯以不知情为由，复又允许启动四国借款谈判。

5月7日，双方开始了第二次借款会议。会议上，银行团不仅对唐绍仪大加指责，指责他有失信用；而且还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无理要求，这让唐绍仪无法接受。银行团甚至威胁说，如果唐绍仪不辞职，那么就没有谈判的必要了。双方陷入了僵局，但是北京政府和南京方面正等着下锅的米。无奈之下，唐绍仪推荐财政总长熊希龄接手谈判。由于日、俄也加入了谈判，四国银行团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熊希龄虽然获得了银行团的借款，但是南方黄兴认为，熊希龄所借贷款条件苛刻，破坏民国，实为民国之公敌。南方人心异常愤激，倡议国民筹资自救，熊希龄被迫提出辞职。唐绍仪左右为难，既害怕因坚持借款重蹈清廷覆辙，又害怕无钱安抚地方哗变。唐内阁陷入了困境。

这时，各种流言蜚语也扑面而来。外国人诋毁唐绍仪是要组建“广东人的政府”，说唐绍仪任人唯亲，无论是部长还是顾问都是广东人，甚至还造谣说，孙中山的部属是要拥唐废袁。参议院也指责唐绍仪外交无术，向华比银行所借贷款去向不明，与银行团交恶更是民国外交史上第二次大失败。

唐绍仪终于撑不住了，6月15日上午8点，唐绍仪秘密离京到津。在天津，唐绍仪给袁世凯发了一封请假电报，称自己因感风热，牵动旧疾，请假五日。五天之后，唐绍仪正式请辞，袁世凯安排陆徵祥暂代总理一职。随后，工商、司法、教育、农林总长相继辞职，这个成立不足3个月的民国第一届内阁政府实际上已经处于倒台的前夜了。

大事年表

1912年 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月 13日，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内阁总理；30日，唐绍仪组阁。

3月 14日，唐绍仪与华比银行签订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4月 1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随后解职大总统职务。

4月 2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5日，议决参议院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

6月 15日，唐绍仪出走天津，辞国务院总理一职；27日，中华民国首届内阁倒台。

小常识：外国银行团

外国银行团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输出的重要组织。外国银行团产生于清末，最初是由英、德、法三国组成，民国之后扩展为英、德、法、日、美、俄六国银行团，其中每一国银行团由多家银行组成。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银行团旨在通过货币贷款控制中国的关税、盐税，进而达到控制中国财政的目的。

相关链接：舆论风暴中的唐内阁

唐绍仪自组阁后，以履行责任内阁制为职责，致力于遏制外国银行团以资本控制中国之阴谋，从而招致袁世凯和各国列强不满。为迫使唐绍仪辞职，袁世凯先是借比款问题将外交压力推向唐绍仪，之后又利用新闻舆论压力迫使唐绍仪暂停华比银行借款。在这期间，列强通过《大陆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公开指责唐绍仪滥用比款，并趁机提出对中国政府实行财政监督之无理要求。唐绍仪拒绝后，《京津泰晤士报》直接攻击唐绍仪是“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的罪魁祸首。与袁世凯沆瀣一气的进步党机关报也多诋毁唐绍仪，受其影响，地方报纸也跟风抨击唐绍仪。像《盛京时报》登载：“不外唐总理滥用小计密借比款，以招四国之愤怒之所致。”《时报》也刊登了诸如唐绍仪接受质询，竟“木立无语几及一小时”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报纸直接攻击唐绍仪本人，称其“既以浪用失信用于外人，又善发脾气，致伤各国感情，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使中华民国几无存在之余地”。身处舆论风暴中的唐绍仪被塑造成一个“内失信于国民，外见变于邻国”且脾气暴躁的公众形象，从而成为唐内阁倒台的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