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路上×宦旅》：人归落雁后 薛道衡《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薛道衡《人日思归》
1.北朝才子薛道衡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人日思归。就是在人日的时候，思念自己的家乡。所谓人日，就是农历正月初七。有这么一个传说，传说女娲创世，先造出鸡狗猪羊牛马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初七就被称为人日。那我们回到这首诗的第一句，“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这是说，入春之后，今天才第七天，但距离我离开家已经是两年了。一个才字，一个已字，就说明了诗人的思家心切，数着日子，盼着回家。
接下来我们看后两句：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这句诗是说，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就盘算着回乡了，念头比花开得还要早；可是现在新的一个春天已到来，眼看着春草已绿，春花已开，成队的鸿雁从头顶掠过、飞回北方，诗人却无法归去，所以说“人归落雁后”。
这首五言绝句，只有短短二十个字，而且平白如话，小孩子都能看懂，似乎没有必要专门去讲。但这只是字面上的，其实这首诗，包含了很大的信息量。
首先，薛道衡是什么人？
薛道衡，我们打开字典、文学史，有的说他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有的说他是隋代著名文学家，说法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因为，薛道衡历经了三个朝代。他先是在北齐当官，后来又到北周，最后才入了隋，我们都知道，南北朝是一个乱世，薛道衡不仅能全性命于乱世，还一直颇受重用，任凭朝代更替一直屹立不倒，可以说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
那么薛道衡到底有什么本事呢？
首先，他文采好，会写文章。十三岁那一年，他就写过一篇《国侨赞》，辞藻华美，头头是道，时人称为奇才。因为他有文学才能，就被召入了文林馆，在里边担任了很多年的秘书工作。
其次，薛道衡还很擅长搞外交。在北齐时期，他当过“主客郎”。主客郎，近似于今天的外交部官员，负责接待其他国家的来使。因此他非常了解各地的文化，有使前来，无论北方的，南方的；还是汉族的，少数民族的……他都能与之谈笑风生。在南北朝乱世中，薛道衡能长盛不衰，主要就靠这两把刷子：一把是给皇帝当秘书，一把是替朝廷搞外交。
我们再回头看他写的这首诗。薛道衡感慨“离家已二年”，离开家去干什么呢？当然是重操旧业，发挥特长，去当外交使者去了。
这时，已经进入隋朝了，具体说，是隋文帝开皇五年的春天。开皇四年，薛道衡奉隋文帝杨坚之命，出使南方的陈朝。
这时候，华夏大地的版图，只剩下隋和陈两个政权，隔江对峙。换句话说，距离隋文帝统一南北只有一步之遥，这时候派遣薛道衡去陈朝，可不是两国日常互使那么简单，目的是全面了解陈朝的情况，为日后灭掉陈朝打下基础。
薛道衡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详细地搜集情报，所以也没有那么快回去，就在陈朝的首都建康住了下来，一直到第二年的立春。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到了立春时，已经是鲜花盛开了，而来南方过冬的大雁，也开始动身返回北方。薛道衡看到这样的景象，不禁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人日思归》。
这首诗篇幅不大，分量不小，引起了南方文坛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薛道衡，那是北方来的使者，又是大才子，一举一动都很受关注。这首诗刚写出来，立即就流传开了，引起了南方人纷纷来围观，想知道这位北方诗坛大佬到底水平如何。
按照《隋唐嘉话》的记载，很多南方文人刚听到头两句的时候，面露鄙夷之色。“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就这？这算什么话？连个典故也没有，也算诗？有些人就议论说，谁谓此虏解作诗？谁说这个乡巴佬懂写诗的？和咱们南朝文采风流差远了。刚议论得热烈，就听人说，后边还有两句“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这一下不得了了，全场再次哗然，不过这次呢，是佩服的哗然，大家纷纷说，哎呀，这北方佬有两把刷子，盛名之下，故无虚士。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这首诗好在哪里？能让目高于顶的南方士人改换看法？
这首诗好在特别符合绝句的艺术特点。写绝句有这样一个诀窍：前两句搭台，后两句唱戏。一般而言，前两句要写得平一点，积蓄力量，后两句则如奇峰突起，羽箭离弦，把这个力量释放出去。比如贺知章《咏柳》，头两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光看这两句，让人感到平平无奇。但下一句则提了一个问题“不知细叶谁裁出”，大家想想，这一问初看上去，好像是没有道理的：柳叶当然是从柳枝上长出来的，又怎么会是剪裁出来的呢？那么既然不以理来问，也就不能用道理来回答，否则就是科学家的思维，而不是艺术家的思维了。它呼唤着一个看似无理但感性而巧妙的回答：“二月春风似剪刀。”原来啊，是二月春风，是大自然的妙手，剪裁出了这漫天春色。有了这一问一答，你再回头去看前两句，就再不觉得平庸了。
《人日思归》这首诗，也是把握了这个诀窍。但时间比《咏柳》早得多，可以说影响深远，后世文人受这类诗的启发，还发展出一法，叫作“巧补”法。诗开头有意给人造成一种平淡无奇甚至是大失所望的感觉，下两句却以出人意料的飞来之笔，一扫之前的平庸。这就是巧补法。一个极致的例子就是唐伯虎的诗，据说唐伯虎给一位老太太祝寿，吟了一首诗，第一句劈空而来“这个女人不是人”，把老太太差点气死，众宾客个个大惊失色。就在气氛紧张的时候，唐伯虎接上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老太太转怒为喜，满堂笑逐颜开。可是不等大家笑完，唐伯虎的第三句又说“养个儿子会做贼”，把刚缓和过来的气氛又弄紧张了。这时，唐伯虎不紧不慢地来了第四句：“偷得蟠桃供母亲。”大家哄堂大笑，佩服唐伯虎的才华。
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但说明了一件事。这种“前两句搭台，后两句唱戏”的写法，是绝句的一个诀窍。《人日思归》能得到南方士人的认可，不光因为诗歌本身写得不错，也因为薛道衡纯熟地掌握了这个诀窍，让江左文人们不得不佩服。
2.出使江南
说回这首《人日思归》，这首小诗除了艺术上精彩以外，有没有别的意义呢？当然有，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时候，长达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已接近尾声，所谓分久必合，重新归于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毕竟有数百年隔阂，双方之间有许多差异，都是统一的障碍，需要克服。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南方王朝直接继承了东晋“衣冠南渡”以来的士族精英。而北朝文化主体，则是主动汉化的鲜卑人政权和留在北方的汉族士族混合而成。他们深受胡风影响，崇尚军功，颇有重武轻文的思想。
南方重文，北方崇武，经过三百年的发展，造成了南北文化不平衡。南方对北方有碾压式的优势。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文学。我们说起南朝文学，那是洋洋洒洒，写上一本书也写不完；而说起北朝文学，似乎就短短几句话，一首《敕勒歌》，一篇《木兰辞》。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夸张了？我说了不算，请出一个同时期的大文学家庾信来做评价。这个庾信不是一般人，是诗圣杜甫的文化偶像，杜甫曾夸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和薛道衡类似，庾信也是出使他国，只是路线相反，是从南朝出使北朝。这一去，就不幸被爱才心切的北方人给扣留下了，在北朝生活了整整二十八年。等好不容易回到南方时，旁边的人就请他评价一下北朝文坛。庾信就说，这北边啊，唯有温子升配得上和我说上几句，薛道衡、卢思道稍微懂点写文章，其他的都是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南方文人对北方文人，那是相当不屑。庾信这样一个江左风流的名士，评价北朝人写诗，居然用了“驴鸣犬吠”这种词汇，可见在北朝这些年，被北方人写的文章烦到了什么程度。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第二，薛道衡的文学水平还是可以的。你看，庾信一共提到了三个人，薛道衡就位列其中。可见不愧是北朝文学领袖。
庾信这个说法到底客观不客观呢？只能说部分客观。北方文学长时间不如南方，这是事实。然而庾信这番话，也稍稍说早了一点，没看到后来的趋势。随着政治经济优势的扩大，北朝文学正在飞速地进步。而南朝文学，却随着人才凋零，逐渐走向衰落。
薛道衡出使的时候，双方文化力量对比，已经悄然改变了。假如把文化阵地也看作一个战场的话，我们盘点一下薛道衡在出使时双方的实力。南方文学的中流砥柱庾信已经在开皇元年去世了，陈朝陈后主以及一些宫廷文人，仍然是爱好文学的，但这时的作品，大多是《玉树后庭花》一类靡靡之音。北朝文学正处于极大发展之中，除了一些从南方招揽过来的人才外，还孕育出薛道衡这样的本土人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
再看一遍《人日思归》这首小诗，看是不是这样。“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又直抒胸臆，又留有余韵，引人回味。可见以薛道衡为代表的北朝作家，早不是庾信鄙视的那个样子了。一方面，他们虚心向南方文学学习，讲究诗歌意境。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过分雕琢的毛病，最终形成了清新大气的风格。
难怪三百年来一直“谜之自信”的江左才子们，一看到这首诗，顿时心悦诚服了。
知道了历史背景，我们再想一想，薛道衡在出使第二年写这首诗，完全是为了抒发个人思乡之情吗？当然不止于此，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是让南方士人了解北方的文化水平，彰显国家软实力：我们北方，早不是你们认为的文化沙漠了，我们也会写诗，水平不比你们南方差。这就是在文化战场打出了一张好牌，为北方赢了一局。
在这场品诗会后，薛道衡的确也在南方打开局面了。《隋书》说，薛道衡每次写了诗，“南人无不吟诵”。薛道衡带着重要情报以及南方人的赞美，回到了北方。这时，北方隋朝已经秣马厉兵，准备统一南北；而南方陈朝，依旧骄奢淫逸，距离亡国之祸，也只有四年的光景了。
3.南北归一
薛道衡回到隋朝后，立即上书朝廷，认为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出兵伐陈了。隋文帝同意了他的看法，派他入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幕府，跟随一起伐陈。
薛道衡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一方面，他在出使期间，看到了陈朝的腐败，根本无力抵抗兵强马壮的隋军。这是军事上的机不可失。另一方面，在陈朝暂居的一年多里，他也充分感受到，南北方文化经过了漫长的融合，已经有超越分歧的“共性”，而这和政治军事上的征伐一样重要，是四年后天下一统、南北归一的前提。
南北间的“共性”是怎么形成的呢？要说清这一点，就得追溯到北魏时期开始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少数民族的首领，逐渐接受了儒家文化以及南方的生活方式，他们把自己的胡姓改为汉姓，比如把拓跋氏改为元氏，贺兰氏改为刘氏，等等；还开始仿效汉人士族的生活方式，穿汉服，说汉话，甚至学起了清谈。尤其对于南方的文学人才，几代北朝君主都给予充分重视。只要想来北方的，不管是出使来的，还是有罪逃亡来的，都好好招待，给你个大官当；要是想回去呢？那不行，来了就不让走，强行扣下——这就是北朝人的耿直。之前提到的南朝著名文人庾信，就是被强行扣留在了关中。这些人才的到来，极大提高了北朝文学的水平，最终孕育出了薛道衡这样的本土北方文人。
到了隋代，不仅文人，连宗室显贵也能舞文弄墨。隋代权臣、越国公杨素，本为关陇武将，但其作品“吐音近北”却“摛藻师南”，能用江东华丽的辞藻，抒发河朔刚健之气。甚至隋炀帝杨广本人，也是一个文学家。杨广最擅长的，就是模仿南朝诗人写诗。比如他的名作“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放到齐梁宫廷文学里边，根本无法分辨，真正学到了南朝文学的精髓。
隋炀帝对南方文学的热情，正是南北文化融合、文化共识发展到极致的一个表现。还是王子那会，隋炀帝就当了九年的扬州总管。除了游玩享乐，他还做了一件事，把那些滞留在江南的文人都招揽到王府，让他们为自己编书。我们都知道，王府里边的学士，绝不仅仅是吟诗作对这么简单，不仅是诗人，还是幕僚，是智囊，未来还可能成为自己的行政班子。果然，杨广登基后，这些文人也算有了从龙之功，都给召到宫禁里，加以重用。
那么，这些江南文人名士，为什么踊跃追随杨广呢？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多数是陈朝的旧臣，隋建立后，他们就是亡国之臣。关陇贵族在朝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南方贵族日子自然不太好过了——不仅政治上受歧视，文学上也不复当年风光。隋建立初期，也需要文学之臣，然而主流欣赏的是薛道衡那种清新大气的文风。南方那种过于雕琢的靡靡之音早就过气了，不只是过气，简直是犯了大忌讳。《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一个名叫司马幼之的刺史，上了一篇文表，隋文帝一看风格挺特别，骈四俪六，文采飞扬，立即下令，把这个人给抓起来，交给相关部门治罪。罪名是文表华艳。我们说文字狱，往往是因为内容犯了忌讳，很少说是因为文字华丽的。可在隋刚统一的时候，华丽还真是一种罪。江南文人们，一生都在学习这种华丽文风，到这个时候，可以说空有一身屠龙术，无用武之地，就别提多委屈了，而这种委屈，让还在当王子的杨广看到了机会。
杨广后来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但年轻时可以说颇有作为。史书记载他“美姿仪，少聪慧”，一表人才，打小就聪明，知道审时度势。他知道，自己不是太子，传统的关陇集团多半不会支持他。为了抗衡父兄，就要拉拢被冷落的江南士族，补充自己的实力。这个计划落实到文化上，就是有意倾向江南。
除了招揽人才外，杨广还出了一个大招，就是当了江南女婿，他娶了一个皇后，姓萧，是梁朝的王室后裔。跟着她，隋炀帝甚至学会了吴语。上朝的时候，杨广还得讲陕西话，可两口子在家里时就爱讲吴语。《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这里的“长城公”是指陈后主陈叔宝，陈朝被灭之后，陈后主被隋文帝安排在长安，给他修建了豪华宫室，礼遇甚厚，他的皇后也跟他一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外面许多人想取代我，但我不担心，因为我至少还有长城公这样的待遇，而你也会有他老婆的待遇，还是一起喝酒吧，不用担心。”这话当然很没志气，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边用的人称代词，不是我，也不是朕，而是侬。侬是吴语，看来这时候隋炀帝练的吴地方言，已经练得很熟了。你说这个江南女婿，当得到不到位？
说完语言，再说回文学，杨广努力学习南朝文人写诗作文。《隋书·经籍志》载录了他的文集有五十五卷之多，数量是相当可观。何况这可是在他管理着偌大的国家，还东征西战、戎马倥偬之余写出来的，可以说是时间管理大师了。对自己的文学成就，隋炀帝是很得意的，他曾对臣下说：“我当上皇帝，别人都说这不是我自己的本事，是因为父祖的功劳。”但他认为事实不是这样，“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这话有一些道理，隋炀帝的文学才华，在当时的确算得上“能打”。“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野望》）是他的名句，一直到宋代，都还被文人津津乐道。如果真的如他自己所言，用诗歌才能高低来决定官职大小的话，即便当不上天子，当个三公、宰相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隋炀帝对南方文学的提倡，不仅仅是个人爱好，也是拉拢南方士人的一个策略。这么做的结果，一方面，增加了隋炀帝的政治实力，让他能夺得帝位，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南北方士人，白天同朝为官，谈论军国大事；下班之后一起吟诗作对，一起编纂大部头类书，其乐融融。这就是在隋炀帝的倡导下，以薛道衡为代表的北方文人与南方名士们一起开创的、全新的文化局面。
4.文质彬彬
我们回到这首诗，“人归落雁后”，薛道衡完成出使任务后，终于和大雁一起回去了，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北方。几年后，他随着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一起，出兵伐陈。随着陈国灭亡，隋也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使命。
关于薛道衡的结局，《隋唐嘉话》有这么一条记载，说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也写不出来。这个泥字，不太好押，比如淤泥、尘泥都不太雅致，所以难写，但隋炀帝才高，一挥而就，众大臣一见之下，纷纷赞叹，为之搁笔，不写了。这个搁笔，一是服气，陛下的确写得好；二是人情，皇帝都写了，我们也就不去争锋了吧。这是人之常情，可就一个人不搁笔，谁啊，薛道衡，他不仅写了诗，还写出了“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名句，拿下了这场赛诗会的冠军。隋炀帝非常不满，觉得薛道衡是故意抢自己风头，于是将他赐死。据说薛道衡临死前，炀帝还得意洋洋地问：“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也是隋炀帝残暴的罪证之一。那它是不是真的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历史上，隋炀帝对薛道衡颇为器重，不止一次想招揽他，为自己效力。平定陈国后，杨广坐镇扬州。而薛道衡回朝后却犯了点错误，被流放岭南。隋炀帝一看机会来了，专程派人去给薛道衡带了个话：你去岭南途中，到我的扬州待一段时间，我想法把你留下，就不用去岭南受苦了。不料薛道衡很讲原则，绕过了扬州，直接去了岭南，让杨广颇下不来台。然而，杨广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此人耿直，能处，是个有本事的人。等杨广即位后，立即便想到了薛道衡，准备封他为秘书监。这是个正三品的官，可以说委以重任了。
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虽然有点骄傲，但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他对薛道衡一直是欣赏而包容的。那么薛道衡最后又是为什么获罪的呢？
按正史记载，不是因为抢了皇帝的风头，而是因为政治立场有问题。薛道衡回京后不久，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高祖文皇帝，就是隋文帝杨坚。夸奖开国皇帝、现任皇帝的老爹总没错吧？不料，隋炀帝看了后大怒，说他有《鱼藻》之义。《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表面上歌颂周武王，其实是讥刺周幽王。我们知道，杨广得位不正，所以很忌讳这个事。他认为薛道衡是借赞美先帝讽刺自己无道，从此君臣不和。薛道衡最后也因此获罪而死。
我们回顾一下薛道衡的一生，历经三朝，可以说沟通南北、领袖文坛。外交上，他数次往返隋、陈，为统一立下大功。文学上，他著有文集七十卷，算得上隋代一大家。他的诗歌风格，典型地体现出了南北融合的特点。就“空梁落燕泥”这类句子来看，是南方文学的清丽委婉；而他写过的一些边塞诗，又悲怆宏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人日思归》，也是兼南北之美，文质皆备。可以说，薛道衡的一生，见证了南北归一的过程，而他的诗歌成就，正是南北文学乃至文化融合的结晶。
薛道衡见证了南北统一的过程，却没能等到真正盛世的到来，结局可惜可叹；但他走过的道路，却是可赞可歌的。他和同时代的南北士人们，为结束分裂、实现文化上的南北融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薛道衡代表北方王朝出使南方，在南方人最擅长的诗歌领域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而比他稍早的庾信，则从南方来到北方，带去了南方文学的精髓。南北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从而携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隋书·文学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彬彬），尽善尽美矣。”这句话是说，南方文学，音调和谐，文采清丽；而北方文学重在气质，风格刚健，换句话说，南方重文，而北方重质，只有两者合一，才能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南北文人一起走过了近三百年的漫长时光。从彼此轻蔑，到互相学习；从面貌迥异，到不分彼此，这一过程，与我们华夏大地国土重圆、南北归一的过程同步。
南北文学、文化的不断交流，为唐大一统王朝做好了准备，也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唐代诗歌奠定基础。一个兼容南北、涵盖四方的文学盛世，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