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审美感知情境及其意义

显现固然是某物的显现，但同时也必然是在感知中才有效的显现，因此，显现不仅是指向审美对象的概念，也是指向审美感知的概念，它既是对象身上诸显象间的同时以及瞬时的游戏，也是审美感知在此地与此时所参与的游戏。泽尔把这叫作“审美感知情境”。主体与对象都在审美情境中在场。在审美中，主体所觉悟与聚焦的不仅是对象的当下性，也是自身的当下性，甚至，正是通过对对象当下性的觉悟，实现对自身当下性的觉悟。这里凸显了审美活动的一个优越性，用泽尔的话说，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本质特征”[54]。

这样一种倾注于当下显现的审美活动，获得了比以往任何美学更大的包容性。哈齐生（Francis Hutcheson）、康德以来的美学，大多试图与概念认识及伦理目的划清界限，但总是在面对审美经验的丰富性时捉襟见肘。在传统视野中，承认概念与目的势必让审美的独立性沦丧，否认概念与目的势必与经验可能性脱节。而“显现”概念的出场，则让调和成为可能。在显现美学的视野里，审美活动不但不必排斥概念，而且以概念为基础，因为离开概念，人们连起码的感知都无法进行，更遑论审美感知。作为任何感知共有的基础，通过概念所把握的对象感性特质，在泽尔这里就叫作“显象”。只不过，在审美活动中，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概念性地掌握，而是让这些概念性诸显象之间进行一种自成目的的当下游戏。用泽尔的话说，我们不再“固定在固定性上面”[55]，这是审美的要点。对于目的也一样，无论审美活动在显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目的可能性，在这一刻，被当作目的的始终是该活动本身。泽尔有时用一个词，叫“放任”[56]。

驻足于当下，让审美活动在坚持其独立性时，赢得了一种开放性，或者毋宁说，它的这种开放性正是理论与实践活动所不具备的独特性。

这就进入了泽尔作为核心概念提出来的审美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理论或实践行为总是导向某种确定性。而在审美活动中，世界变得不可规定，也无须规定。但正如上面所说，审美情境的这种不确定性不来自任何“前认识”“初级认识”的混乱与无序（如鲍姆嘉通所言），也不来自一种颠覆行为（如尼采所言），而是建基于概念规定性之上，但超出了概念可规定的一种时效性活动。所以，它有时是“欠规定性”，有时是“超规定性”。审美所面临的世界的不可规定性，不是一个量的问题，不是通过足够长的时间就能规定完毕的固定事实，这种不可规定性是本质上的，根源就在于审美显现的“同时性”与“瞬时性”，同时性让无数丰富的特征同时在场，瞬时性让每一瞬间与下一瞬间都不同，并且无法逆转。所以，不可规定性又可以理解为丰富性与流逝性造成的不可还原性。其根源就在于审美活动是一种时间中的在场。

问题就来了：为何我们要庆祝（专注）这种不可规定的瞬间游戏？人难道不是一种寻求确定性的动物吗？巴门尼德早定调了，真理只在理智所把握的确定性中，感官所把握的不确定性只能作为意见被抛弃。随后的柏拉图以及后续的柏拉图主义者，理性主义，都是要超越变化，寻找确定不变的真理。鲍姆嘉通的“混乱”和康德的“游戏”为不确定性的开启助了一把力，但直到尼采，对无秩序性的庆祝才成为可能，海德格尔那个固守在封闭中的“大地”[57]概念是对尼采思想的一个遥远回应。其实，转瞬即逝而不可把握的当下，既不是一种可能超越的事件，也不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活动，它首先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我们生存牢不可分的本质样态，无法超越也无须超越的生命本来面貌，因为我们是（只能是）时间性的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令人绝望。在一个一切都可以掌控，毫无变化、流逝、闪烁的世界中，情况恰恰是糟糕而乏味的。流逝性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性和不可穷尽的乐趣。而这，正是泽尔借助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的《欧帕里诺斯，或建筑师》（Eupalinos, oder der Architekt）所强调的。[58]对不确定性的当下的观照，就是对我们生存最本质处境的观照，这里面，既有着微妙的认识论意义，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伦理学意义。既然认识论的目标是“真相”，那么，一种旨在建立概念确定性的认识路径，恰好把其他认识可能性排除在外，认识就等于遮蔽，审美则在概念认识基础上，暴露出互动、变化、渗透造成的不可穷尽的现实，这对于认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是有益的。另一面，伦理学的核心是“自由”，更确切地说，“人的自由”问题，而审美正是在人所获得的规定性的基础上，对规定性的逾越，并且是一种无害的逾越，它例示了人类自由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自由以及对自身存在的高度肯定，至少我们在审美观照的顷刻是实现了的。

由此，泽尔说，美学既可以被看作一种“广义的理论哲学”，又可以被看作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59]但它不允许被任何一方招安。它是自身有独立性的领域。它的认识价值与实践价值恰恰就在于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即朝向一个实践与认识所无法抵达的当下。审美只有首先作为审美，才是伦理的，也才是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