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而自由”的疑问

如果将人和其他动物相比，不难看到人其实是比大多数动物“生而”更不自由。

首先，行动的不自由。幼鱼从鱼卵中一生出来就能游泳，生而有行动的自由。蛇卵虽然需要孵化，但稚蛇破卵而出之后，立刻能够爬行，也是生而有行动的自由。雏鸟比鱼蛇少些自由，因为雏鸟破壳出生之后，需要父母喂食，然后才能自由飞翔。哺乳动物依赖母乳，自由度比鸟类更低。如果将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的自由似乎就更少了。牛犊马驹在哺乳期已经能够站立，能够自由行走。而人类初生婴儿完全不能站立，要一年后才能摇摇晃晃的，由大人牵着手“不自由”地行走。和鱼蛇鸟兽相较，人生而没有行动的自由。

其次，饮食的不自由。幼鱼稚蛇出生之后能够自己进食，生而有饮食的自由。雏鸟虽然需要父母喂食，但其所食之物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可以自由觅取。哺乳动物比鸟类在饮食方面更不自由，因为幼兽所需之食是母乳，不是在自然界中能够自由随意找到的，其饮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为哺乳动物的人类，也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婴儿不能吃成人的食物，需要吸食乳汁，或者只能吃类似于乳汁的食品，婴儿的消化系统决定了人饮食的不自由。饮食是维持生存的命脉，人一出生，命脉就被严格控制，这是人“生而”必须面对的不自由。不过，虽然哺乳的生理特征使人生而丧失了饮食的自由，但母乳的特殊营养对于婴儿的发育成长有巨大的好处。人付出了饮食不自由的代价，却得到了婴儿期优良发育的回报，为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

除了和动物相比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和饮食的不自由，人还在其他方面呈现了“生而不自由”的特性。

第一是生存的不自由。人出生之后是完全不能自立生存的，在婴儿时期需要哺乳，断奶后还需要大人喂食；稍后孩子能够自己吃饭了，但还不会自己做饭；再稍后能够自己做饭了，但绝大多数还不能够自己种地产米或者赚钱买米。随着生产力的发达，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能够自己产米买米的年龄被越来越推迟。中世纪的时候，十三四岁的孩子可以下地干活产米，在现代社会，不仅有法律禁止使用童工，而且要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好的收入，就需要进行更长时间的学习，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社会越发达，人受教育的时间就越长，人能够自立生存的时间就越被推迟。

在现代发达的社会中，人的生存能力和教育紧紧挂钩，根据福柯[5]的理论，现代学校是现代权力实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可以使人变得更加正常化、标准化。人只有被正常化、标准化了，才能在社会上找到正常、标准的工作，才能在社会中生存。这种生存，并非真正的自由生存，而是丧失了自由的正常化、标准化的生存。正常化、标准化使人丧失了自由，使人成为社会中正常、标准的生存分子，不过，正常化、标准化也使社会能够正常、标准地运作，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机会。

第二是发展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突出地表现在人格发展方面。幼年是人最不自由的时期，但幼年又是人格形成的极重要阶段。发展心理学非常重视幼年经验对人的终身影响，许多研究证实了幼年经验在塑造人格方面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将幼年阶段视为学习的关键期，一旦错过，终身的发展将受影响，譬如在兽群中长大的孩子，当他们错过这个学习阶段之后，就很难再学会“正常人”的语言和行为，结果终身沦为无教化的“野人”。在幼年和青年时期，人的学习能力往往有如下特点：记忆力强，但理解力并非很强。记忆力强而理解力不强的学习能力，使人能够高效率地模仿别人的行为，而不用费时间进行独立自由的理解。

人的高效模仿关键期，恰恰是在人最不自由的时候，在最受他人控制摆布的年龄，于是，人不由自主地去模仿社会和家庭认可的习俗行为，不自由地发展塑造出了自己的人格。这个生存不自由期与学习模仿关键期的重合，从生理结构上决定了人格行为发展的不自由。人格最可塑的时期，正是人最不自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人格，而必须模仿接受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认同社会的习俗价值，把自己塑造成社会的一员，让自己融入社会。人的这种生理结构使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格行为发展的自由，却给社会增加了教化的力量，使群体能更有效率地教化出被社会、文化、传统认可的成员来。

第三是语言的不自由。人可以有言论自由，但没有语言自由。人不可以自由地创造语言，人只能使用已经存在的语言。即使有个别人创造了新语言，也只可能在极小范围内流传，甚至个别新词的流传都需要获得群体接纳，个体“自由”使用无人认可的语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人必须使用社会中存在的语言，来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交流沟通。语言人类学提出了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原理，认为不同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人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近来的研究发现，语言对人的空间概念等有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关系的概念方面，语言和人的行为也密切相关，语言既反映了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又促使语言的使用者认同这种关系。熟悉中英文的人都知道，中文里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等称谓，以区分不同的亲属关系；英文里只有“uncle”一词，不对这些亲属关系做细致的分类。中文的细致分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亲属礼教关系，伯伯含有家族长者的威望，舅舅、姑父、姨父是外姓人，不可以和本族的叔伯相混。使用这些细致分类的称谓，可以使人形成不同的亲属类别的概念，认同与此相关的礼教。传统礼教通过语言潜移默化人的行为，语言扮演了无形规范者的重要角色。人只要使用语言，就要接受语言潜移默化的规范。

语言使人套上了无形的枷锁，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得不使用群体的语言词汇，但这些语言词汇都负载着群体的文化结构，只要使用一种语言，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套上这个语言的结构枷锁。当人套上了负载着文化结构的语言枷锁之时，却也得到了群体文化积累的知识遗产。通过语言，人可以轻易地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而不必自己再从头摸索。语言的出现是人类进化的一大飞跃，给人套上了枷锁，也给人插上了翅膀。

第四是思想的不自由。当语言给人套上枷锁的同时，也给思想缚上了锁链，因为思想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语言负载的结构、意识、概念等，都会通过这条锁链引导思维、影响思想。当然，这锁链并非刚性的，它不会像刚性的铸模，把人的思想都铸得一丝不差。这是一条弹性的锁链，人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语言的枷锁具有弹性，这种弹性可以从维特根斯坦[6]对语汇意义的诠释中看出来，维特根斯坦认为语汇的意义是由语言的大众使用决定的，而不是由语汇“代表”的客体对象决定的。当一个人使用某个语汇来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他必然受到别人使用的影响和限制，这是不自由的一面。但是，因为语汇表达的意义不是严格地“代表”客体对象，没有刚性的定义，因而使用又具有了弹性，人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来使用语汇。所以，语言给人套上的不是刚性的枷锁，而是弹性的枷锁，其间有自由的夹缝。

人的思想也是如此，一方面思维要受到社会的影响，受到外在观念的诱导，这是不自由的一面。但是，这些影响和诱导并不能硬性规定人的思路，它们只是撒开了一张软性的、弹性的罗网，人的思路可以在其间游动，这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人生而自由”却完全没有表达出这不自由的一面，而是片面夸大了自由的一面，成为一句浪漫感人的世纪名言。

行动的不自由，饮食的不自由，生存的不自由，发展的不自由，语言的不自由，思想的不自由……这些都是人“生而”面临的不自由。虽然，人对这些不自由已经习以为常，其中的一些不自由还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好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事例都显示了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现实：人生而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