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政治学

政治发展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研究，旨在运用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各种可能的研究途径与方法来解释和说明政治体系变化的方向和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谋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其中政治现代化尤为重要，于是出现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其各种理论就成为政治发展理论。在这里，“政治发展”与“发展政治学”意义大体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交替使用的术语。

发展学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向发达国家看齐，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实现现代化。在发展学研究中，“工业化”“现代化”“政治稳定”“政治文明”等词使用率很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经常提到的是“工业化”“经济增长”这一类词汇；而政治学经常讲的则是“政治稳定”“政治文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化”等词；社会学则是“现代化”“社会动员”“社会公平”之类的词。但它们都属于发展学，很多情况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所谈问题是相通的。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政治学在发展学中非常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诸如“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这类用语，也是政治学学者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总结，西方发展政治学中有两个重要派别，即“多元论”与“结构论”。[3]

所谓多元论，即主张在现代社会里，不止一个集团拥有权力。也就是说，不能由一个利益集团垄断权力，而应是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妥协、达成共同意愿，从而采取一致行动。当然权力的掌握需要选民通过选票来决定，并且可以按一定规则轮换。不掌握权力的那部分人，也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也能争取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多元论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化。多元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必须包括政治结构上的变化。经济结构需要多元化，政治结构同样需要多元化，二者相适应才能保障现代化更好地实现。在他们看来，经济现代化必须配套政治上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其是政治稳定的表现，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多元论被西方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应当被推广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就在于政治不成熟，那里的政党制度还没有形成，权力被某一集团把持，公众的要求不能表达，政治冲突不能很好地解决，因而政治稳定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他们提出的对策是通过教育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让它们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从而逐渐改变它们的政治结构。这种意见体现在具体政治活动中，就会出现当今比较盛行的所谓“颜色革命”以及其他各种输出价值观的政府行为。当然，这种观点以及由之而来的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干预行为也受到持反对意见者的批评。而且这种针对不发达国家的行动似乎在效果上常常也令人诟病。在此情况下，各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政策或寻求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中国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自有其道理。这类发展模式的效果还需要用事实来检验。民主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关键是必须实行真正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条件。

所谓结构论，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斗争，国家就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寻求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改组或改革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国家不必是一个模式，即不必是民主型国家这一种模式。与工业现代化相匹配的也可能是另外的国家形式，这取决于相互冲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何起作用。因此，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可以有多种形式。与多元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是因为政治文明落后与政治不成熟而需要教育和引进普世价值不同，结构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于其阶级结构，即缺乏一个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所以某些阶级就会借助外力来达到取得权力的目的。这种观点还认为，与发达国家先有一个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然后由这个阶级来掌权不同，发展中国家需要某个阶级先掌握权力再获取财富，从而在经济上独占鳌头。因此权力之争在发展中国家就显得特别突出，这也容易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由于这一原因，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类似“新权威主义”的政治观点，他们强调必须有一个政治上强势的阶级来作领导，以求得政治上的稳定。而这个阶级通过权力来取得经济上的优势会更有利于其统治。但这种情况下，那些未能获得政权或不能分享利益的阶级就会不满，这样就会出现冲突，就很难达成社会和谐。

还有学者指出，发展政治学中的宏观理论可分为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两大派。[4]这两大理论派别不仅存在于发展政治学，也存在于发展学。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属于早期发展理论，其代表人物分布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该理论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在这个阶段，各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都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所谓现代型国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的，即要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制度化、理性化等。具体来看，经济上要实现市场化和工业化，实现资本主义化；政治上要实现多元民主；文化上则更加世俗化和理性化。

上述现代化理论也受到质疑。第一，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能否被普遍接受？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发现，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有很多问题。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因素不能被简单地抛弃，所以实现现代化要考虑本国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以西方为模板。第三，资本主义模式是否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模式？这是值得怀疑的，有些国家希望能够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第四，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原先现代化的基础，出现了后工业社会，这是一个以自动化、电子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必然会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因此，在原有的现代化理论之外就出现了后现代化理论。当然，该理论目前在政治上还没有很大的反响，但肯定会影响到未来的政治制度设计。

依附理论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该理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种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者，其发展受到发达国家的严重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某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这种依附关系中得以发展，但发达国家的受益程度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很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夺。

依附理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多，甚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抵制资本主义的影响。当然，发展中国家完全摆脱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重视独立自主，努力完善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况且，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比发展中国家更加成熟、更有经验、更值得学习与仿效。

以上是对发展政治学的简单划分，实际上，学者们观点的复杂性要远比这种划分大得多。这在发展政治学的微观理论上可以看得更清楚。大体而言，发展政治学研究较多的问题包括政治参与、腐败与反腐败、危机处理、政治制度化、政治文化、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等，也有人把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动员、社会公平、政治决策、国际环境研究也列入发展政治学。[5]

关于发展政治学的兴起原因也有很多种说法，前面已经提到过，一方面，经济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学术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实证研究，政治学上的行为主义等）。从政治学角度来说，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对发展政治学的兴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争夺第三世界。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提供发展策略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了加强对国际事务的了解，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也鼓励学者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样，对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就成为一种学术潮流。为了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政府与学界都倾向于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同时向这些国家推行“民主政治”，避免这些国家出现“红色革命”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希望通过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工业基础，提高国民收入，稳定政局，实现“民主制度”的移植，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与渗透。[6]西方学界也通过理论研究，一方面给本国政府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企图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与决策。从某种角度看，确实存在着两大阵营的争夺战，而且这种斗争有时也会上升到真正的武力，发生真实的战争。但是时至今日，美国外交政策并没有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取得理想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亨廷顿对此已有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经济发展了，政治民主化不一定能够实现；或者相反，政治民主化并没有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虽然，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并没有消失，有时还很强烈。因此，发展学特别是发展政治学仍然有很多课题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