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离婚那些事

当年，在农村，结不起婚的人主要分两类——一因穷，二因“成分”不好。

当年农村的穷，非个别现象，往往是整村穷，村村穷，穷一片。所以，有不少“光棍村”。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反映兄弟二人娶一个媳妇的穷境，是获全国小说奖的作品。当年有个别评论指责他“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而我一直认为那篇小说最能代表平凹的“现实主义精神”。当然，也不能明着二娶一，共同拥有一个媳妇是背地里的事。

“娶”的前提是双方自愿。只要双方自愿，实际上就不存在什么娶得起娶不起的问题。所以，男人“娶不起”，也是女人因他们穷不愿嫁的另一种说法。即使光棍男人们干脆自灭了念头，打算终身不娶，若父母在，是不依的。于是，“换婚”遂成最省钱的娶嫁现象。若双方两对兄妹相貌都说得过去，甚至不错，“换婚”自然也是皆大欢喜的事。但老天通常并不这么关爱穷人，故“换婚”的结果往往是每有一对抱憾终身。

“成分”不好的农村人家，大抵无望穷。这乃因为，即使其家庭成员与别人干同样的活儿，劳动量一点不比别人少，也不能获得同样多的工分。招工、参军、上大学等好事，仿佛永远与他们无缘。又穷，“成分”又不好，娶媳妇难上加难。贫下中农家的儿子，若背地里与地主家模样不错的女儿恋爱了，这种事虽也会有阻力，但最终成婚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反过来，基本没门儿。若男方不剪断念头，那么肯定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男方就没好果子吃了。

仅就钱财而论，当年的中国没有富人。但就生活水平而言，天壤之别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故在城市里，门第就是成分的证明，同样制约着城市青年们的恋爱成败。从大概率上看，普通人家的儿女与高干人家的儿女产生恋爱关系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同在一座城市，甚至是同一所中学、大学的学生，基本也互不交往。前者再优秀，那也不会对后者产生多大的吸引力。而后者们一向低调，对家庭背景讳莫如深。各有各的圈子，互相只在不同的圈子里知根知底，释放吸引力。

“文革”一度使此种无形壁垒坍塌，使一些高干儿女沦落民间，于是与普通人家儿女产生了友情甚至爱情。但那是特定年代的非常态现象。“文革”结束不久，友情基本终结，夫妻大抵离异。非常态现象逐渐恢复到以往的常态，门第秩序逐渐井然，民间儿女与所谓“上层人家”儿女各归其群，从此老死不再往来。像英国王储们那种与平民家普通女儿结为夫妻的事，在中国是不多的。

具体论到民间，令当年的青年们发愁的结婚之事也是房子问题，当年的中国没有买卖房屋一说，但凡像点样的房屋，皆属公产，任何人都无权买卖。“兑房”是允许的，即一方出让居住权，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兑房”少说亦须几百元，居住条件良好的近千元，一千几百元，非一般人家敢想。所以对于民间儿女，解决婚房问题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私搭乱建，要么租房。租房也构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就算夫妻双方都是二级工，工资加在一起才七十几元。而租一处二十来平方米的土坯房，当年也得十五六元。若再添了孩子，每月向双方父母交几元赡养费，小日子就很紧巴了。至于私搭乱建的婚房，基本上都可以用小小的“土坯窝”形容。

故可以如此推论，中国之城市“80后”，一半左右出生于十几平方米、二十平方米的私搭乱建的或父母租住的各式各样的“蜗居”。条件有所改善，大抵是他们成了少男少女以后的事。进言之，他们的父母，几乎皆无甜蜜的新婚日子值得回忆。所以，“80后”尤其要明白，感恩于父母是必需的。

当年，在中国，在民间，离婚也不易。首先是，一旦离婚，一方将无处可住。其次是，家庭这一“合资单位”解体，不论各自承担怎样的抚养儿女的法律责任，双方的经济状况都将变得很糟。再其次，若非离不可的是男方，则他还必须提出“过不下去了”的硬道理。而从当年民间的是非立场看来，只要女方并无屡教不改的作风问题，一切“过不下去了”的理由都是不足以成立的，法律也绝不支持。当年法院判离婚案，须参考双方单位的意见。如果双方都是无正式单位的个体劳动者，那么街道委员会的看法也相当给力。街道委员会也罢，单位也罢，都会不约而同地、本能地秉持“妇女保护主义”立场，认为这便是秉持正义。实际情况也是，对于女性，离婚后的生活将十分不易。而若离婚的原因是男方另有新欢，那么他必得有足够勇气经受几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道德谴责。也并不是有那般勇气就容你心想事成了——那将是一场“持久战”，拖了八年十年还没离成不足为奇。

离婚虽是夫妻之事，但在当年也被认为关乎社会稳定，关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故在“文革”前，中国是世界上离婚率极低的国家，也以离婚率低而自豪。“文革”十年，离婚率上升。夫妻一方若被划入政治另册了，离婚不但成为另一方的自保方式，而且受到革命的肯定，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文革”后的整个八十年代，离婚率仍呈上升态势。这乃因为，“河东河西”之变，又开始了一番轮回。这么变也罢，那么变也罢，政治外因的强力介入是主因。故可以说，从“文革”十年到“文革”后十年，中国有一种离婚现象是“政治离婚”。但这种现象，主要体现于干部子女与知识分子夫妻之间。许多干部落实政策了，官复原职了，甚至职位更高了，他们的曾经沦落民间的儿女，于是要改变已经形成于民间的婚姻。这种意愿，在不少知识分子中也有呼应。因为知识分子的命运，“文革”后也逐渐向好。男人的命运一旦向好，就会吸引较多的女性追求者。女性的命运一旦向好，对婚姻幸福的要求便会提高。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许多方面却似乎亘古不变，此点是不变法则之一。

比起来，干部儿女，特别是高干儿女，当年的离婚很容易——因为他们父辈手中的权力，可将离婚难题一一摆平。不论被离婚的是男是女，给你安排好住房，给你解决一份稳定又较理想的工作，子女的抚养问题也不必你操心。总之，使你没有了一切后顾之忧，你还待如何呢？非不离，不是太不识相了吗？那么一来，“正义”也就不保护你了。

知识分子的离婚，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当年，我认识一位科技知识分子，单位刚分给了他一套七十几平方米的楼房，他出人意料地闹开了离婚。且不论是否过不下去了，首先你必须为你的“娜拉”[1]安排好另一住处吧？他根本不具备那种能力，所以夫妻二人仍共同居住在小小的两居室内。他连净身出户也做不到，因为他一旦离开了那个家，自己也无处可住。所幸他们的女儿上大学了，可以住校不回家。即使家中只有他们离不成婚的二人，那种形同陌生人的关系也还是太尴尬了。不但他们自己住得尴尬，去找他的同事朋友也很尴尬。最终没离成，又将就着往下过了。照样留下了负面议论——“什么过不下去了，借口嘛，这不也继续过下去了吗？”

1980年代，路遥有部中篇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是考上了大学的农家子弟，他的农村对象叫巧珍。他结识了地委干部的女儿，她也一度对他颇有好感，这使他对巧珍变心了。结果，他先后失去了两个女子对他的爱，也失去了在城里的工作，被迫退回到农村，被现实打回了原形。

试想，若高加林非农民的儿子，而是级别够高的干部子弟，结果就断不会是那样——他可以首先为巧珍解决城市户口，再安排一份较好的工作。如果巧珍有上大学的愿望，并且是那块料，他助她考上大学亦非难事。那么一来，岂不是三方都心想事成皆大欢喜了吗？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离婚率虽然上升了，婚姻在底层却相当稳定。底层儿女能结成婚已属幸事，谁敢动离婚之念呢？也都没有离得成的能量呀。

1990年代后，中国的离婚率更高了。个体经济发达了，成功的，也就是有钱的男人多了。此时的中国式离婚，主要靠的是钱的摆平作用。而钱的摆平作用，比权的摆平作用更大也更易于发挥。

当年，有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士，每拿离婚率说事，认为是社会道德的滑坡现象。

2000年后，忧虑之声渐敛——因为主张离婚权利的女性，不仅不少于男性了，似乎还有超过男性的趋势。时代之变革，为中国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各种能力和才华的机遇，她们不再仅仅是家庭的“半边天”了，也逐渐成为社会的“半边天”了。女性是男性的老板，给男性发工资；女性是男性的领导，男性在职场上被指挥得团团转，唯命是从的现象比比皆是。学历高、官场或职场职务高、收入高、知名度高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与各行各业的成功男士的接触面空前扩大，弃夫另择佳偶的意志往往表现得十分坚决。居住问题、子女的抚养问题对于她们已根本不是个事。她们往往向男士开出令他们满意的离婚条件，使他们最终几乎没有理由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但，官场上这种现象并不多，事业单位和国企也不多。因为以上三个平台，不论对能力强的男性还是女性，有着同样的公共要求。在私企和自由职业者群体中，她们的任性却不受任何限制。特别是在文艺界，是自由职业者的她们，还每靠离婚之事自我炒作，以提高知名度——知名度对她们很重要。

权、钱、色的交叉交易，也每每引发由女性“第三者”导致的离婚之事，社会将她们概言为“小三”。此三种交易中，尤以男性官员的行径最为丑陋。官方反腐统计表明，凡贪官，必“包二奶”“养小三”。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权、钱、色的交叉交易，实为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常态。而在三者之中，钱色交易是常态的常态。如果排除权力在三者之中的丑陋现象不论，那么简直可以说，钱色交易乃人类社会的通则。从前是，谈到钱，当官的也拿不出多少。现在是，非官的富豪在全中国一点儿也不比是高官的男人少，这使“颜值”二字在中国具有了蓝筹原始股的意味。“红颜”一笑值千金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不新鲜的故事。

却已没有人再絮叨离婚率了。絮叨也没谁听了。因为事实乃是，中国早就成为离婚率很高的国家了。

离婚率的高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怎样。但，若一个国家的离婚率与金钱对社会的影响力成正比，那也就没法不承认，金钱崇拜心理，是多么普遍地成为一种价值观了。

在权、钱、色交叉交易泛滥得不成体统的时期，权、钱被崇拜的程度几乎是相等的。反腐力度加大以后，权力逐渐从交叉交易中退场了，钱色交易关系突出了——金钱为王的价值观由而至上独尊。

古今中外，人类的社会，一直有两类价值观现象并存：一种是现实存在性，一种是文化存在性。绝大多数人类不喜欢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点迄今未变，那就是极少极少数人，拥有最多最多最多的金钱。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会使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还多的人类感到活得悲催。但这是无奈之事，连以几千万人的牺牲为惨重代价的革命都没改变它，似乎更加证明了金钱至上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人类又不能对自己憎恶又无奈的现象毫无作为，于是便靠了文化这一“软实力”来对抗它、否定它，冲淡它的影响，以使大多数人类觉得在金钱至上的价值阴影下，仍算活得有意义，有尊严，有自信，有幸福感。

某些国家在此点上做到了，而且做得成效卓然。尽管在那些国家的现实中，金钱实际上也还是为王的，却未必在价值观中至上了。这是文化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也是人类在价值观方面最难取得的胜利之一。如果在此点上文化失败了，那么人类总体的在精神上是没出路的，会完蛋的。

在中国，以我的眼看来，前二十年内，文化有与金钱狼狈为奸之嫌。金钱企图在价值观领域至上独尊的本能野心，非但并没受到文化的有效阻击，反而获得了文化的取悦、献媚和帮衬。

所以，说到中国当下的价值观，人们台面上能说出很多，往往说得堂而皇之，振振有词。但，在普遍的人们的内心深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已坚如磐石，奠定了不二基础。

这才真是令人忧虑的事……

[1]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