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差异研究方法

人们几乎总会以群体差异为理由来解释自己的敌意，并将之合理化。所以，我们绝对有必要区分哪些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想象出来的。

差异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很是落后。针对我们的问题，社会心理学还没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当然，虽然对群体差异的研究有成千上万份，但结果都不如人意。深究其困难所在，其中之一是用于比较的群体数量相当庞大，所以很多研究都是有心无力。另一个困难在于当前的研究方法还存在不足。在很多研究中，针对同一目标人群，不同的研究会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最后一个问题是，对结果的解读非常困难。研究者通常很难判断自己发现的差异是属于内在（先天）因素，还是应归于早期教育、文化压力，抑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差异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适合对比的不同群体，这样才有意义。这似乎有无数种可能的组合。我们发现，检视目前已遭受偏见的群体，它们至少可以按照以下十几种类别进行区分：

问题的本质要求我们用同一种方法比较至少两个不同群体。有些方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旅行报告

纵观历史，旅行报告（包括人类学家、记者和传教士的记述）是最常见的信息来源。旅行者在脱离自身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去感受、解读和报告异域土地上值得记录的震撼之事。这位观察者或许接受过专业训练，目光敏锐细致，或许是个天真的人，没有什么防备，相信“想象中的事物”。优秀的旅行记录都是我们了解外群体的最佳信息来源。尽管有时候这类报告就是为了比较，且很多情况下，旅行者会不自觉将内在的自身文化作为参考架构。依赖旅行者印象的方法有明显缺点：旅行者报告的差异没有经过量化，也不一定是他探访的人群或种族的典型特征。他个人的利益、道德标准和接受的训练会影响他的印象。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其他人眼中或许没那么重要，甚至根本不存在。

人口（及其他）统计数据

近年来，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等）已经向成员国收集了大量数据，但关于各国相对智力水平、种族群体性格特点或直接探讨国民性的数据仍有欠缺。不过，有些数据汇编对解决我们的问题具有一定意义。举例来说，得知瑞典、荷兰、意大利等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就很有好处，这样我们就不必凭空想象哪个国家的人受教育程度最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各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进行事实性描述，由联合国发布的比较性数据很有帮助，各国发布的数据也是一样。美国人口普查和国税局提供了实用的细分数据。例如，如果一个人对医生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有所预判，那么查阅了政府官方报告后，他就可能会修正此前的判断。

测验

每个美国学生都很熟悉心理测验。理想状态下，心理测验可以解决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它们可以用于比较原始群体和文明群体的感觉敏锐度、比较所有群体的智力水平、了解不同职业的人的抽象思考能力等。尽管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依靠针对不同群体的测试结果，但首先了解心理测验的限制也很重要：

1.有些人已经习惯了接受测试（例如美国的大学生），但有些人还没有接触过测验。测验结果会因受试人对测验情景的熟悉程度而大有不同。

2.有些测验需要有竞争意识。在有些文化中，竞争意识并不存在。如此，这种文化的受试者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不能让亲朋好友参与，通过友好合作的方式完成测验；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测验会有完成时限的要求。

3.有些群体的成员会在受到激励后努力完成测验，但某些群体的成员则总会兴致缺缺。

4.测验的诸多条件通常不具有可比性。有些孩子可能会在嘈杂吵闹的环境中接受测试，有些孩子则会在安静的环境中完成测试。

5.不同群体的成员的阅读理解能力不具有可比性。有的人很难读懂题目。

6.测验题目通常有某种“文化限制”。有些问题或许会侧重美国城市儿童的体验和感受，美国乡村的孩子甚至都无法回答。

7.大多数心理测验都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设计，并以此为标准。美国文化的全部模式都体现在他们设计的测验工具中。因此，对于没有受到同样熏陶或影响的人来说，测验的一切或许都是陌生的、不公平的、具有误导性的。如果美国心理学家本人要完成的是班图人设计的智力测验、性格测验或态度试验，那他肯定也会有所抱怨。

幸好，社会科学家们已充分意识到以上诸多限制，且在近些年，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的测验，结果都得到了相当谨慎的解读——可以说，这种谨慎已经到了没人能理解测验结果真正意义的地步。关于智力测验，或许最主要的发现就是：测验所受的文化影响越小，群体偏差似乎就越小。比如，在跨文化比较中，让孩子们画一幅人像的测验远比直接的语言智力测试更公平——白人儿童和印度儿童参与的“画人测验”的测验结果表明，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甚至有时候印度儿童表现得比白人儿童还要好。这一发现并不是印证了人类群体之间不存在智力水平上的差异，而是意味着，这种差异需要完全抛却文化影响的测验才能够真正被揭示。

意见及态度研究

最近几年，民意调查已经跨越了国界。通过这种相对精确的技术，我们可以就不同事务，了解不同国家具有代表性人群的看法，如政治议题、宗教观点、实现和平的方式等。

当然，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有专门可靠的调查机构的国家，且需要这些机构之间的通力配合。此外，和测验一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能会对问题有不同的解读。将问题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通常会有些许微调，因此回答的意义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詹姆斯·M.吉利斯皮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良，使之更具有开放性。

研究者向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收集了大量样本。每位受试者都要完成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是关于未来的自传：“我从现在到公元2000年的生活。”另一份是包含至少50道题目的问卷。

结果显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相比，美国年轻人更关注个人生活，对政治和社会发展不太感兴趣。与美国年轻人态度最相似的是新西兰年轻人。不过，和美国年轻人不同的是，新西兰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未来与公共服务相关，他们或许会成为国家公务员。整体而言，美国年轻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福祉以国家发达为基础，对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较低。

只有通过这种国家间比较的方法，美国年轻人的“利己主义”才终于得以发现。这一点该如何解读？美国的年轻人是在个人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人为己。美国的面积之广、财富之巨、国力之强让年轻人认为自己未来必定安稳无虞。对物质生活的重视让美国年轻人在规划自己有竞争力的职业生涯时，考虑的更多是在最大程度上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有所牺牲。因此，美国年轻人对未来的设想会表现出一种疏离感，或者说“利己主义”。

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说明美国年轻人在国家有难时会缺乏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说不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研究结果中所透露的美国年轻人特有的自我中心主义，会在国家危难时被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所抵消，这也是美国人典型的“国民性”。

官方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共产主义的核心精神，并与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和多年沉淀的国家文件等纲领性文件进行对比。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

共产主义者认为自然世界是以物质为基础的，通过对立力量（辩证唯物主义）的冲突而呈螺旋式上升。共产主义者倾向于一致行动，如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府，主张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他们不推崇个体自发的道德感，认为生产和实践本身就等同于理论。

美国人相信犹太基督的宗教传统和普通法所奠定的基本价值观，认为世界会在社会共同理想的引领下呈非线性演进。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真理终将胜利），希望在多党选举制度中看到各种观点相互碰撞、自由表达。他们还认为，政府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仲裁者，个人自发的道德感应予保护。

意识形态或许在比较宗教学领域能得到更清晰的研究。因为这个领域有大量权威且神圣的文本，备受信徒的尊崇，且指引他们的行为。

我们必须要记住，官方教义并非总是与其佑护着的实际观点或实践相一致，意识到这一点与方法本身同等重要。通常，教义表达的是理想的状态，而非实际达成的效果。不过，这类文本具有心理学意义，能为群体成员指出共同的方向，并从成员尚小时就将文本中的行为准则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脑海。

内容分析

为了满足现代社会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一种量化方法得以衍生。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官方文件，更适用于各种社会交流媒介。举例来说，研究者可以对广播节目进行录制和分析，找到其所传达的信息。同样，电影、报纸、杂志、戏剧、广告、笑话和小说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将不同研究者对录音所做的独立分析进行交叉比对，就可以得到某一个调查者分析的可信度。这种方法在应用上的主要困难在于第一步要做的决定：何种元素的类型应列入统计范围？是应该对谈论的主题进行分类还是仅仅统计在处理特定主题时所用到的情绪性词语？我们是应该只考虑节目内容的字面意义，还是应该找到话语背后的含义？我们是应该将节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还是应该将每个词、每个句子或每种思想都作为一个元素？这些不同的可能性衍生出了不同形式的内容分析。每一种都有各自的独特作用。

其他方法

我们不能说上述六种方法就已经穷尽了所有获得群体差异可靠数据的方式，否则就是自欺欺人。这些方法只是用于说明特殊问题需要特殊的解决方式。例如，在实验室中，形态人类学家会比较不同人种的骨骼，生理学家要研究血型，精神病理学家得在精神疾病医院中对精神类疾病进行分类，找到对于种族、国家群体或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高发的精神疾病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