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供应的长期演化

早期的文献记载表明，木材很早就是跨区域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处在帝国边缘的江南树木繁茂，已经向帝国在北部和西北的重心供输木材。汉代分崩离析后的几个世纪中，军阀割据，动乱迭生。随后，游牧民族南下，迫使中原的贵胄宗室、大族世家以及大批难民迁居江南，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的过程。至唐宋时期，在长江三角洲的低地地区，人们为了开展农耕已经普遍砍伐了森林。［1］

宋代（960—1279）的木材消耗剧增。官府需要木料来修建衙署、城墙、水利设施和造船，而平民则将木材用于建造房屋、棺材、船只、家具和提供燃料等用途。11世纪，北宋都城开封的木材需求主要靠秦岭北部和长江中下游的森林来满足。［2］北方地区建立游牧的女真政权后，新的南迁周期开启，江南的农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木和竹是宫殿和民房等中式建筑的主要材料。在江南拥挤的城市里，偶发的大火会把成千上万的房屋烧成灰烬。直到20世纪，这仍然是城市社区面临的一个严重隐患。［3］江南和沿海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是舢板，它穿梭于运河和天然河流交织的网络中，其建造和维护需要各类木材的稳定供应。［4］

城市以及越来越多的集镇对燃料、家具和建筑材料不断扩大的需求耗尽了附近的天然森林，木材进口变得不可或缺。南宋的都城杭州需要从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的山区获取木材。在杭州的候潮门，钱塘江的支流穿城而过，与大运河相连，应运而生的木材市场一直活跃到清代。造船业也是湖南和江西木材的主要供应对象。［5］在长江下游的集镇，运输成本是决定木材价格的主要因素。筏运是运输大量木材的最经济的方法。因此，毗邻四通八达的河流的山地森林最先遭到砍伐。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经历过砍伐的山谷和缓坡变成了农田。然而，在其中一些地区，较低的运输成本和邻近消费市场的便利推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树木栽培。在多山的州府，如浙江西部的处州和安徽南部的徽州等，发展出系统的人工种植林，以杉木为常见树种。这一新的发展出现在宋代。在这些地区，林木覆盖的高地逐渐被据为私产。［6］

到了南宋（1127—1279），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杉木造林基本上已经商业化。树木被视为一种经济作物，不再是毁林开荒的副产品或为满足自身家用而零星种植的产品。12世纪，在徽州为官的范成大注意到，休宁县山中的当地人多以种杉为业。［7］徽州、处州及附近各州出产的木材，沿钱塘江顺流而下至杭州，沿途的榷关对此课以木税。［8］12世纪后期，许多徽州人通过这条贸易路线发家致富，徽州木商的名号首次享誉全国。［9］朝廷对运输途中的木材征收10%至20%的税，通常以实物税为主，以满足国家兴办土木的原料需求。在需要的时候，朝廷还在长江下游的木材市场或上游的伐木中心直接采购木料。［10］途经严州的范成大曾感叹，徽州木商在此处的税关遭受了商旅延滞之困和付出了高昂的物质成本。严州的榷关位于从徽州至杭州的通衢上，木税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1］

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农业耕作持续消耗着长江下游地区的少量森林资源。浙江西部和安徽南部的植树造林越来越难以满足江南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与此同时，华中和华南的边地自南宋起就沿袭了与长江下游区域类似顺序的发展模式，从移民定居到森林砍伐再到转向农业生产。在元（1279—1368）和明（1368—1644）两代，来自东部省份的移民继续涌入湖南和四川。明代以来，在贵州、云南和广西建立的卫所以及之后建立的行政机关吸引了汉人来此定居。［12］这些变化稳步地将江南木材供应的地理范围向西南延展。［13］

明清时期，贵州大部分地区、湖南西部和四川盆地周围的山脉从偏远的皇家大木资源区转变为投机商人所青睐的名贵木材的采伐地，最终又成为大众市场所消费的大量常规木材的供应地。为了追求用于宫殿建筑的大木，朝廷在偏远山区率先进行了勘探和采伐。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资本追随国家的步伐接踵而至，将市场网络扩展到更多的边地，国家得以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反过来，国家也愈发地依赖货币手段，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对木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