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并非听说、传说、戏说的那样（代序）
作序本当言简意赅，至于题之由来、叙之体例、运用的方法和工具等，则通常以绪论、导言加以说明。但本书“导论”叙述的是司马氏谋魏及西晋何以立朝的特殊而复杂的背景过程，这一部分既不宜列入主文，又与主文内容接续一体，其中若再嵌入题叙、作者的构思和设想等话题，似乎就会打乱叙事的布局和节奏。是故，还是借此代序，对本书的立意、方法、体例、结构等作一必要的交代。
西晋（公元266年至317年）寿限仅半个世纪。或正因此，人们对这段历史颇有忽略，似其可称道处也就是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曾有为期不长的太康之治。大众所听闻、所了解的西晋，更多是这样的情境或场景：
——司马氏以诡计和隐忍篡夺曹魏，甚至有司马氏进入曹营就是为了僭政之说，“三马食槽（曹）”、“狼顾之相”、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类，皆可为证(1)。
——晋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2)，既乏雄才大略，又立“白痴”储君，并且肆意打压“卓尔不群”“纬武经文”(3)的皇弟司马攸。其当朝为政，前期明智，后期昏聩，宠爱后党、羊车望幸(4)，致使皇朝短促而亡。
——西晋滥封、滥用宗王，导致“八王之乱”、天下劫难，最终山河破碎、皇朝灭顶。
——权臣贾充、妖后贾南风父女祸害皇朝，武帝死后，酷虐、淫靡且丑陋的贾南风女主专制、误国乱政。
——西晋一朝政治黑暗、门阀当道、世风奢靡、清谈盛行，王恺石崇斗富、王衍信口雌黄，以致朝政糜烂、世事不堪。
——“《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5)，皇朝竟然拒不采行，放任事态，直至疆土分裂。
上述说法，都有所记载、有所出处，人所熟知。然而，如实考察、审视这段历史，这些说法，又都似是而非、未必尽然。
例如“徙戎”之论，也就是将西晋辖域的异族民众遣返原居地的主张，根本不是什么善策。陈寅恪等先生指出，“徙戎”实是与历史趋势“相反方向的大变动”，不仅无益，“反而会促成变乱”，纯属“倒行逆施的措施”(6)。
又如门阀，西晋不同于东晋，西晋的大部分时间，即使是皇族也受到来自皇权的戒备和约束，门阀岂能恣意妄为。如田余庆先生所论，“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到了东晋，情形才倒过来，皇权成为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7)。
还有所谓晋世奢靡的说道。实际上，再繁荣、再友好的朝代也难免出现一面“朱门酒肉臭”一面却“路有冻死骨”的极端对照。且不论盛唐奢逾西晋却仍享国长久，西晋之侈，遍览史籍仅在权贵数人，同期也有诸多俭约事例，如武帝“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甚至“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又有“高洁清素”的开国元老王祥“家无宅宇”，“立身清俭”的羊祜无所“营置”，“履忠清俭”的李胤至死“家无余积”，长辈宗王司马泰甚至“服饰肴膳如布衣寒士”，“不识者不知其王公也”(8)。要是凭几个个例就能论说皇朝奢侈，反过来，岂不是也能凭几个个例断言西晋俭朴治世？
对于西晋，“史家历来评价不高”(9)。不仅不高，传统史家对西晋的认知，大多囿于将历史进程系乎个别人之身的明显误区，例如王夫之的推断——“西晋之亡，亡于齐王（司马）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氏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10)，当然，也更不会有“五胡之能竞逐”的局面(11)。
现代、当代史家对西晋的解读，本书之前，有关西晋的专题性、事件性著述不算少见。这些著述，尤其是唐长孺、周一良等前辈极富见地的经典论作，对笔者启示良多，但在断代性解析、诠释方面，有关西晋，迄今罕见专著，史家多将西晋一朝纳入“魏晋南北朝”或“两晋南北朝”的大范畴、长周期中简而论之(12)，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每一段历史都在继往开来，每一皇朝都是一个特定的“叙事”(13)，任一时代都不可能是前朝的简单重现、重演，无论西晋如何短暂，也无论史家评价高低，它总有自己的由来和自己的去向。
其一，前有两汉约四百年的历程，东汉末期世陷动乱，其后的四个世纪，西晋是“唯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14)。丧乱本身就是社会政治需求分解、矛盾激化的表现，曹魏三代频兴兵事却未能收拾裂土残局，为什么司马氏能够大功告成、江山一统？
其二，西晋存续五十年，如从灭吴获胜算起则时间更短。立朝、统一却不得持久，其因何在？接之而来的近三个世纪的长期分裂、动荡局面与西晋一朝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其三，西晋虽短，承祚西晋的东晋能够于南北分裂之期延续、保存中原文化的根系和血脉，西晋五十年的积累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其四，西晋前后，异族内迁、寒庶求进等新生因素迭起，社会状态已和秦汉之时相异，皇朝如何适应和应对此类挑战或冲击，其中的启示或教训又是什么？
所有这些，浓缩于西晋的半个世纪中。细作考察，这短短的五十年也确实“精彩纷呈”，堪为我们察成败、观兴亡的极佳样本，对其进行断代解析，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客观地把握整个中古时期的历史趋向、脉络。
“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解释历史。”(15)至于解释的起点，我们还得提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再英明、再伟大的人物或势力也不可悖离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需求，对于一个皇朝或者一类历史现象，唯有联系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历史条件，方能客观论评。鉴于此，本书遵循历史唯物论及“历史合力论”(16)的基本立场，与此同时，本书也充分借鉴了现代史学理论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成果或范式，例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和“历史时段理论”、塞缪尔·E.芬纳的“统治结构”叙事，以及现代政治分析所运用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的“政治参与”“政治多元化”等概念未必适用于传统社会，但“政治影响力”“政治支持”“政治选择”“政治资源”等范畴所概括、揭示的规则，颇可作为理解、说明历史现象的工具(17)。
具体到史料运用、史实辨析，历经一千七八百年间的战乱、灾变等，有关西晋的史料不仅匮乏，且来源单一、颇存疑窦(18)。在这一方面，证据学、情报学发展起来的一些原则、做法或可作为考证的匡助手段，例如证据学上的“最佳证据原则”，即论者寻求那些与事实“具有逻辑相关性的证据”，将精力“集中于证明问题的理性方面”(19)。这一原则，实与先前史家的某些处理方式异曲同工，例如史载司马师鸩妻事件的真实性，虽无史料证伪，但司马光及现代、当代史家研判后，多予否定(20)。
又如在史料分析过程中借助情报学的某些技术，可消除信息或记载中类似情报“欺诈—变形”的误导，克服思维局限。“情报分析的基本方式是逻辑反演”，依照“对象假设—证据验证”进行研判，可有效避免分析过程中的主观猜度与心理影响，避免历史研究中的失误、失真(21)。例如，武帝册立智弱太子是不是西晋短命的主因？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东汉后半期频立幼弱少帝，汉祚却得延续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无论方法、工具以及借鉴的技术手段是什么，历史叙事必须忠实于史料。本书遵循尽可能充分的论据、尽可能理性的甄别、尽可能有限的结论之规则，不做无所限制、无所依据的推测、联想、阐发。
在叙事体例上，本书内容依时序展开，力求如实“还原”西晋的面目，以期形成对这一时期的系统、全面的认知与阐释。
谨以本书记志我与癌症“共存”的八年
并借此表达对拯救我、帮助我和陪伴关爱我的所有人的由衷的、深挚的感谢
本书起意于我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病人的至暗时刻的偶然之念。我的本职并非历史研究，但多年来，历史研究的价值理念、思维方法对我从事的政策研究、法律顾问工作提供了难以言喻的巨大助益。既陷病中，当时的想法便是，除了治疗，总不能天天绝望地纠结于病情、寿命吧？但能得时日多久，我也不知道，所以找了一个短期一点的皇朝作为“消遣”对象，不意一进去就是八年多，而终能成稿，实赖上天对我的垂顾与厚爱。
借本书出版之机，一则感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专家和医护人员，在我病痛多年、病况危重却又病因难明之际，是他们的精心诊治和不放弃，将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由此才有了我琢磨、审视司马氏等人历史表现的八九年；二则感谢在此期间给予我极大关爱与帮助的亲、友、师、长；三则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曹培雷、张晓玲、张晓婷三位女士对我的鼓励与支持，尤其初稿完成后，沉浸其中的笔者不免困于某种“信息茧房”，是她们的及时“点化”，促成了本书内容与结构的优化。在此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爱妻聂玮，于我病程曲折、诸事艰难期间，如果没有她的坚持、守护、相伴和勉励，则没有今日仍能格物致知且对生命仍然满怀希望的我，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有本书的面世。
(1) 《晋书》卷1《宣帝纪》：“魏武（曹操）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繁体竖排点校本，第一册第20页。《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甘露五年：“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事后，王经被杀。（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国学文库，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简体横排点校本，上册第120—124页。
(2)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10页。
(3) 语出《晋书》卷38《司马攸传》及“赞曰”，第四册第1130—1135、1138页。
(4) 《晋书》卷3《武帝纪》“制曰”，“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第一册第80页；卷31《胡贵嫔传》，“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第四册第962页。
(5) 语出《晋书》卷56“史臣曰”，第五册第1547页。“徙戎论”主张将西晋域内异族悉数遣返原地。西晋朝臣江统有《徙戎论》一文，见《晋书》卷56《江统传》，第五册第1529—1538页。同卷“史臣曰”赞称，“《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第五册第1547页。《读通鉴论》卷11则称：“汉、魏之际，羌、胡、鲜卑杂居塞内，渐为民患，徙之出塞，万世之利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二册第804页。
(6)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现代史家对“徙戎论”的否定，还可参阅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但近年颇有一些鼓噪“徙戎”的言论借助网络、自媒体传播。
(7)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8) 《晋书》卷3《武帝纪》泰始元年和“制曰”、卷33《王祥传》、卷34《羊祜传》、卷37《司马泰传》和卷44《李胤传》，第一册第52、80页，第四册第989、1021—1022、1094—1095、1253页。
(9) 曹文柱：《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94页。
(10)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1，第二册第806页。
(11) 《晋书》卷38《司马攸传》“史臣曰”，第四册第1139页。
(12) 例如具有代表性的魏晋南北朝或两晋南北朝通史类著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版）》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其中的“乙编”即“综述”部分，叙述该期历史过程的四章中，有关西晋的内容仅“司马氏夺权”“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三题，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册第129—133、150—159页。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有关西晋仅“晋初情势”和“西晋乱亡”二题，参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10—57页。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唯“西晋的暂时统一及其崩溃”一题，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上册第187—221页。
(13) 有关中国古代历史，论称中国历史乃是周期性循环的说法、观点或范式颇为常见，对此“宏大”命题，作者不予置评。基于对史实的考察与辨析，在此唯需强调的是：每一皇朝的起点、归宿貌似大差不差，但究其根底，秦、汉成朝，前因殊异，西汉、东汉，建政根基不一，西晋不仅不同于前之汉魏或后之隋唐，甚至与同源衍生出的东晋相比，亦有其特殊性。正因如此，作者不采历史周期循环之论，或许，陈旭麓先生的历史的“新陈代谢”之论似更能反映历史运动的真实进程和社会发展的真实面目，参阅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4) 曹文柱：《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94页。
(15) ［美］C.E.布菜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翻译组译，黄嘉德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册第1页。
(16) “历史合力论”见恩格斯所揭示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17) 在此提及的现代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成果，可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上、下卷，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和《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美］罗伯特·A.达尔等：《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
(18) 清朝张熷、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吴士鑑等对《晋书》的疑窦处皆有列示，参阅（清）张熷：《读史举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下册，方诗铭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上、下册，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中、下册，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晋书斠注》上、下册，吴士鑑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等。
(19) ［美］亚历克斯·斯坦：《证据法的根基》，樊传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67—76页。有关证据学的方法，还可参阅陈光中：《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樊传明：《证据评价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美］特伦斯·安德森等：《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美］阿维娃·奥伦斯坦：《证据法要义》，汪诸豪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
(20) 《晋书》卷31《景怀夏侯皇后传》：“后（夏侯徽）知帝（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第四册第949页。针对此说，司马光以《资治通鉴考异》析：“是时司马懿方信任于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鸩其妻，都非事实，盖甚之之辞。不然，师自以他故鸩之也。今不取。”《资治通鉴》卷72青龙二年，（元）胡三省注，中华国学文库，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简体横排标点本，第三册第1920页。又见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1—74页。
(21) 赵冰峰：《情报学：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现代情报理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8年，第195—196页。有关情报学技术及“逻辑反演”，可参阅高金虎、张魁：《情报分析方法论》“逻辑思维局限与情报分析失误”和“批判性思维与结构化分析方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第134—193页；［美］萨拉·毕比等：《情报分析案例：结构化分析方法的应用》，杜效坤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年；［美］罗伯特·克拉克：《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马中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