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每个教师都应关注的教学焦点

在当教师之前，我在伦敦中心区经营俱乐部，从容自信、得心应手地应付着醉鬼、保安、调酒师和苏豪区（Soho）的难缠公民。然而，在我成为一名教师后，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这是因为：

● 我过去学到的技能，从明面上来看毫无用处。

● 我需要很多年才能挖掘出俱乐部与课堂的共同点。

我以为有用的那些准备并没有给我提供任何能加以转化的技能或资质。我习惯于告诉人们做什么。我有“权威”，但仅限于我的俱乐部内。如果一辆公共汽车的目的地写明“托特纳姆”（Tottenham），我不可能命令司机把我带到沃克斯豪尔（Vauxhall）去。我可以准确判断酒馆里打闹嬉戏的人群什么时候会演变成斗殴，但我无法很好地识别一个班级的情绪，分辨不清学生是出于无聊而服服帖帖还是因为专注而安安静静。

至于当教师，从理论上看，我像是一个不错的人选：男，30岁，拥有管理与领导经验，并具有多年与公众互动的实践经验，从事过一个需要自制力、自我调节能力和复原力的职业。

假如上述优势能轻易迁移到其他领域，我就飞黄腾达了。然而，事实正相反，我茫然不知所措。以前我在俱乐部打个响指就能让300人离开，如今那份自信就像汽车引擎盖上的霜在日出时分消融不见了一样。以前我能明确地发出指令，如今却迟疑不决。以前我在喧嚣的俱乐部很有说服力，经常能帮人排解激情、愤怒或痛苦，如今却只会空洞说教，变得笨嘴拙舌。我过去拥有的一切优势都在孩子们冷漠的悬崖上撞得粉碎。

我能控场——或者说行为管理——并不代表我拥有一种神奇的品质。我没有原力（the Force），你也没有。很不幸，我没有受过训练，至少有三年的课堂管理很糟糕，反而是学生在操纵我。

我们相信自己拥有的很多技能只是某个领域特有的。我们一直知道这一点，只是有时会忘记。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在20世纪初所言：

常规观察告诉我们，心智能力是高度专业化的：某人是一流的音乐家，可能在其他方面却是个低能儿；某人是个天才诗人，可能却对音乐一窍不通；某人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可能对地理方位、诗歌和人脸的记忆却很一般；某学龄儿童在科学推理方面令人赞叹，可能在语法方面却低于平均水平；绘画很好的人，可能舞却跳得很差。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踏入教育行业，同时抱有很高的期望。我知道这条路会很艰辛，但我相信自己能做好，结果大错特错。

我教学生涯头几年的经历就像一部狄更斯式的苦难回忆录。每天对我来说都是一场考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如果有什么会被视为丑闻的话——我希望如此，那可能就是在我对所教的学科或教学法掌握得还很不牢固的情况下就成了一名教师。教师培训的初衷是好的，只可惜它并未让教师做好课堂教学的准备。那种培训过于理论化，同时又对实践的细节过分关注到令人抓狂的地步。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来比较我们为课程制作的海报，又花了一天时间学习如何使用办公软件，却几乎没有涉及教学法、教学原则或行为管理的内容。这就像把一个人送到神学院，让他为将来拆除炸弹做准备一样。

和许多教师一样，我一直担心自己是个骗子。就我而言，我的担忧合情合理。和大多数初登讲台的教师一样，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备好了一堂课的内容”。

我的第二个担忧——同样理由充分——是“如果学生不照我说的做怎么办”。我很快发现，这才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学生连简单的指令都不听，何谈学习？刚执教那几天，我经常在教室里觉得孤立无援，完全迎合学生的喜好来上课，学生想学就学，不想学就拉倒。我充满焦虑的指令对学生来说，就像微风拂过山冈一样微不足道。

这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双重折磨。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教师。的确如此。我整晚都在备课，直到我趴在桌上睡过去。我害怕第二天早上来临。我周日还得工作，于是每到周六就躺在床上，从痛苦难熬、枯燥乏味的一周中解脱出来，获得片刻喘息。我想辞职，但我没有退路。

我承认，这不是鼓舞人心的小插曲，而是一段乏味和无聊的时光，弥漫着无声的绝望气息。我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但我太累了，以至于无力放弃。我之所以坚持下去，只是因为我缺乏放弃的意志力或智慧。

糟糕的课堂行为是核心问题，也是我的心病。我几乎不知道我在教什么，不知道怎么教，也不知道如何让学生爱听爱学。如果学生肯认真听讲，我恨不得把这一天一口吞掉；反之，则是这一天吞噬了我。

学生……他们是人类一个完美的缩影。有些学生，你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在教书这个特别消耗能量的游戏中，他们是教师补充能量的源泉。但这种令人振奋的学生只占少数，占比相当大的是那种会选择性倾听的学生，当你讲到他们想听的东西时才会听。应对这部分学生很辛苦，但最难对付的是剩下的那三分之一的学生，他们似乎打定主意要和一切对着干。他们会公然嘲笑所有成年人，包括嘲笑我，嘲笑我的衣着，嘲笑我的口音，叫我滚回苏格兰，说我讲课乏味无趣。

这种学生对我给予的温情嗤之以鼻。当我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按照培训师建议的那样，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与这些学生建立关系上，但收效甚微。那些表现良好的学生则很少能见到我。我整堂课身陷混乱中。有一天，有个学生进教室时还在运球，我就和他争论起来。他就在我的桌子前不停颠球，于是我把球抢走了，他就追过来打我，一边尖叫一边大笑。其他班的学生纷纷跑出来围观，哈哈大笑。

每天下课后，我都黯然神伤地等待学生来做一次疗愈性对话，但只有那些最不需要的学生来过。我向学校报告过学生的缺勤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发生过什么。同事都非常友善，只是其中很多人也在为课堂行为问题而苦恼。他们似乎和自己的班级达成了某种紧张而脆弱的关系，才能开展教学活动。不过，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给我的建议往往是：“等学生了解你就好了。”一想到解决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忍受，直到学生们都厌倦了，出于怜悯或无聊才配合，我就不寒而栗，感觉就像被困在围城里。

大家给出的其他建议似乎都离不开“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或是给学生布置他们喜欢的任务。然而，当我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或者设计一些方法把学习伪装成游戏时，学生似乎也不屑一顾。

我陆陆续续有过一些成功经历。有时学生能坐下来认真听讲，或者制作一个进度表，或者就一个话题讨论一会儿，但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也不知道原因。除此之外，这份工作让人筋疲力尽——即使是一名培训师，你也觉得分分秒秒都像站在旋转木马前，那些课程就像西洋镜一样从你身边一一掠过。这份工作是要面对一堆不熟悉的面孔，在公开的敌意中窒息，每走一步都有挫败感。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我换过几所学校，情况有所好转，但进展缓慢。我掌握的学科知识日益丰富，再加上在一所学校待久了，对学生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与学生“合拍”的点了。对我来说，那就是向学生讲述我以前在俱乐部的故事，并将其穿插到相关主题的课程中。

我开始轻松一点了，但我在养成好习惯的同时也养成了坏习惯。我知道如何让一些孩子不再频繁崩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安抚和包容他们，不去管他们效能低下，少期待就行了。我还知道有些孩子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现良好，那就是当你不要求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时。明白这些道理，至少可以让你把精力放在那些愿意学点东西的孩子身上。这虽然欠佳，但你要明白，教学是一种可能的艺术，而非完美的艺术。我知道从事一份疯狂的工作，和你在摩天大楼的窗台上要活下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手抓牢，眼睛不朝下看。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有多糟。我就像一条沉浸在教学文化中的鱼，除了在湍急的水流中挣扎外，别无他念。我以为这就是大家——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所期待的。

最终我意识到，有些技巧似乎比其他方法更行之有效。我无法完全用语言来描述，那似乎是诸多因素的综合，包括保持平和的心态，拿捏好严肃与幽默的分寸，还与节奏、声音和体态有关。如何阐释我想教的主题似乎也很重要。我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诀窍，那有助于把事情阐释清楚。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按要求听课和复习，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教师的话具有说服力，更别提成功教学的原则了。留堂对威吓严重违纪学生有点帮助，必要时可采取停课措施（把他们送到另一个教室），这能使情况有所好转。

不过，学生是通过试错变得更好的，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犯错。这些收获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一言难尽。更糟糕的是，从正确的原则中挑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除非你得到即时反馈，否则你怎么知道什么对学生有效呢？

然而，情况还是有所改善。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和我熟悉了起来，应试时通常表现出色。我们知道彼此的期望是什么，这一点似乎很重要。收到这种反馈后，我就把新技能应用到新班级或下届学生身上，如此循环往复。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潜意识的、直觉式的。我可以告诉你其他教师什么行为失当，却无法指出他们做对了什么，也提不出改进的方法。

随着我对教学实践有了更多的反思，并尽可能多地阅读相关书，情况继续好转。我参加了学校出资的所有课堂行为培训课程，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我读到的大多是关于如何对待那些行为无可挑剔的孩子，内容要么是浅显的，要么是荒谬的，看起来都不太实用，很多内容似乎与我在一所具有挑战性的学校所面临的困难毫不相干。尽管如此，情况还是在我日积跬步中有所改善。

我开始涉猎与教育沾点边的领域，比如认知与发展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从中寻找有趣的素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发现政治哲学比我想象的重要得多。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被穷根究底的领域：人们应该如何被治理？又是凭什么权利这样做呢？人们在追求正义、自由、平等、收入、资源等时，如何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和平共处呢？不过，只有在我经验足够丰富时才能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才变得有意义。课堂是一个固定的物理场所，理论本身只能带你走这么远。你可以跟着食谱学做菜，却仍可能做得一塌糊涂。

数年后，我休了个假去剑桥大学，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担任助教。离开课堂就像在长时间潜水后浮出海面一样，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然后精神焕发地重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我开始写作，先是写些博客、小文章，然后就撰写专门研究课堂行为的书。我为《泰晤士报教育副刊》运营了一个课堂行为建议的在线论坛，多年来发表了数百篇关于课堂行为的文章。这驱使我走进一所又一所学校，学到一些姑且可以与人分享的东西。

迄今为止，我走访过大约400所学校，主要是为了考察学校行为体系。我现在担任英国教育部行为顾问。不过，这并不能使我比任何一所学校的优秀教师更优秀。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有幸目睹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所做的事情。

这使我确信——将来也是如此——良好的行为应该是任何教师关注的焦点。如果你管理的班级表现良好，你可能不这么认为。不过，当你试图在一个稍具挑战的环境中教学时就会意识到，学生行为表现不好就不会好好学习。

教书拯救了我：当我漫无目的时，它给了我方向；当我自私时，它使我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当我不快乐时，它给我带来了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快乐。要不是我明白引导学生行为的必要性，并知道如何去做，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重复做一件小善举

教书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活。教书使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时可以让很多人受益。这让我想起汤姆·朱诺德（Tom Junod）那篇关于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的文章中的故事。1988年，美国《时尚先生》杂志特约撰稿人朱诺德写了一篇关于罗杰斯的文章。罗杰斯是《罗杰斯先生的邻居》中慈祥而受人爱戴的主持人，而该节目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儿童广播电视节目的基石。朱诺德愤世嫉俗，最初对罗杰斯圣人般的声誉持怀疑态度，但他最后说，遇见罗杰斯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朱诺德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将罗杰斯一生的工作描述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复做一件小善举”。

这正是教师所做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复做一件小善举。

在这个醉心于奇观异景、急于求成、沉迷于虚荣浮华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叛逆行为。这是你能做到的最美妙的事情——奇妙的是，这也是最有效的事情。我力荐此事。去吧，你也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