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玫瑰刺》：时间走得很慢
一、“迁徙”
候鸟具有迁徙的本性，对于季节有明确到分毫的感知。它们携带鸣叫的响器，绸缎似的羽翼，像箭一样地射向天空，带着人类固有的决绝，寻觅记忆深处的栖息地来寻觅食物繁衍后代。人，如果像候鸟一年两次千里万里来回漂泊，那就可以叫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安居乐业是根植于人内心的生活方式。连我也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父亲在东营市龙居乡圈张村生活到74岁，忽然有了一次黄河东岸与西岸之间，与故乡只隔着黄河的一次“迁徙”！
这是父亲在母亲去世，故乡拆迁后，第一次正儿八经不得已的进城，不但毫无仪式感，还带着如候鸟的决绝和悲怆。一个人如果真的有梦的话，不知道进城是不是深埋在父亲心里的一个梦。为什么在黄河的东岸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里，这个梦从未显露任何的端倪，或者说父亲早已把这个梦通过血脉传递给了我这个“叛逃者”？
我接父亲来的那天，也就是2017年3月的某天，春意刚刚在柳树的枝条上摇摆，风力五到六级，凛冽而锋利，像我三年前到这座城市时遇到的，夹杂这个城市不多的沙土尘粒，朝我狂扑过来，有驱逐鞭打的意思。让我有种我不可能属于这座城市的感觉。从实际意义上讲，作为一个乡村叛逃者，这座城市以某种方式拒绝我的加入。那么，这座城市是不是同样拒绝父亲呢，它有什么“法器”不能让我窥见？
我跑遍了滨州市七八家老年公寓，之所以选中龙平老年公寓作为父亲此次永久性“迁徙”的落脚之地，是因为这个老年公寓院子硕大，离着我居住的小区近，有足够多裸露的泥土，泥土之上植物繁茂。也就是故乡有的树木，譬如柳树、槐树、杨树这个院子都有；苦菜花、车前子、斧子苗，这个院子也有；麻雀、燕子、布谷，这个院子也有……也就是说这个院落具有故乡的风貌，让父亲不至于感到他晚年“背井离乡”的凄凉。
候鸟迁徙，旧地都会为它们留存着天空和池泥。但是我把父亲搬到这座城市，连同他一辈子寥寥无几的存款，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把茶壶几个茶碗……也不能搬来他的故乡。我把他从新楼上领到了地上，却再也不能将他领回村落，领回那些与泥土在一起的岁月。
父亲进城的那天，我以为这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说发生在一个城市里的大事件。父亲居住的房间号是128号，属于阴面的一个单间。公寓的工作人员将父亲的物品搬进来后就各自忙去了。我开始给父亲挂衣服，整理床铺，打扫卫生间。我正手忙脚乱毫无头绪，哑巴大叔就推门而入。想必在我几次来老年公寓考察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我了，不然也不会我和父亲还没有站稳脚跟，他就以极快的速度闯了进来。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话语”却多得要命。他嘴巴大张露出被烟雾熏得泛黄的牙齿，手舞足蹈胡乱比划，去拉拉窗户“说”窗户可以随意拉动，没有防盗窗和铁丝网。拉开厨子“说”可以挂衣服，并伸出一个大拇指，再伸出食指和无名指。意思是这个厨子父亲可以独自享用，不像他的房间居住着两个人，一个衣橱两个人同时使用。人上了年纪，老眼昏花，拿错了裤子背心还是小事，有时会拿错了裤头。哑巴大叔对着我伸出了大拇指，意思是我很孝顺，让父亲住单间。哑巴大叔用他的拇指、食指、无名指向我表达着他想说的内容，手指转换的速度极快，像我在网上看到的手指秀。这让我感觉在哑巴大叔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高高的个头，他脸上硕大的痦子，而是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指向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有一个密道，那个密道只能属于某些人，我无法抵达。
哑巴大叔的一通“胡言乱语”着实让我的心烦意乱加剧，我的鲜花店里也有一堆破烂花草等着我去“伺候”。我不断地点头、张嘴、闭嘴，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告诉哑巴大叔这些我知道了，用不着他再来“告诉”我！我临把他推出门时，哑巴大叔还用两个手指对在一起，又动动嘴巴咀嚼了几下，告诉我：十一点开饭。
哑巴大叔走了后，我对着父亲说了三遍：离着那个哑巴远点，看好他自己的东西！父亲好像没有听见，开始茫然地打量起这间远离故乡，有着城市配套设施的房间，说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上厕所，有地方玩，就好。
经过漫长的生命历程，父亲的目的变得简单而单纯，就是能吃饭、睡觉、玩，或者说能活着就很好了。
我把父亲领到活动室，那里有一盘象棋，士、卒、兵、炮、楚河汉界……好像在那摆了好一阵子，只等父亲的到来。
父亲看到象棋，一下有了在商场厮杀的劲头，不问对手姓甚名谁，和桌子另一边的李大爷杀将起来。我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高兴，说明父亲还有很好的思维和意识。但是我明白，无论是父亲，还是坐在楚河汉界另一边的李大爷，他们绝对不是命运的对手。
难道，从来没有在城市正式生活过的父亲，只用了半天就接受了一座城市？
二、流水线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加感觉季节的行进使用了“加速度”这一物理概念。仅凭在三月看到的光秃秃的枝桠，我还不能辨别龙平老年公寓院子里的树种。
可是这天早上我清楚地看到了它们，并一下认出了那些树是杏树！它们有三棵或者五棵，排列整齐，高矮统一，像训练有素的一些人站在老年公寓一面墙的西面，靠近公路的地方。粉色细小的花朵挤满整个树枝，连离开地皮十几公分的地方也被一朵杏花占据着，那般“招摇”。
它们的忽然到来让我喜出望外，大吃一惊，也让这个院子明晃晃一片。我甚至感觉它们开得有点过头，开得过分艳丽，会让这里的老人们产生伤感。
杏的谐音是“幸”，有幸福幸运的寓意，杏树也是我们国家有名的长寿树种，寿命长达四五十年之久。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龙平老年公寓用了很大一块地皮来栽种杏树，可谓用心良苦。
在惊艳它们开放的同时，心里有些隐隐作疼。花朵，这世间最美丽的事物，与它们北面那些正在衰老的生命形成了残酷的对照。老人们正在衰老，不但失去性别意识，对于食物也渐渐失去味觉。男人们的性器、女人们的乳房、子宫卵巢，除了疾病不会再被提起或者重视。
他们在公寓里过起流水线似的生活，极像我们读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了饭点上，拿着自己的碗筷到餐厅吃饭，吃完饭回自己的房间后，拿着一个马扎坐在自己的房间门口，或者三五个老人扎堆坐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久远的事情。说一句再说另一句已经过了半天。但是无论他们一天说几句话，眼睛都朝大门口一直望，一直望。纵使我明白时间留给他们的明明已经不多，但是我依然感觉时间在这里行进得特别缓慢。
老人们走路、吃饭、上厕所、交谈……都是使用了匀速的慢，这种慢在这条流水线上有点太让人着急，这种一定范围内的慢，和公寓外面城市的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严重走向了两极。
有次我刚进公寓的大门，有个大姨就拉着我的手臂不放，她的手干枯而有力，让我既感到熟悉又感到恐惧。她说我长的像她的小女儿，非要把我拉到她的房间去坐坐，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及时阻止，我想我会被她拉到她的迷宫里去。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明白她是源于生命的无助和孤独。有时我们写作的人，爱妄谈我们的孤独，以示我们在这种孤独里能成就大事，或者把我们的孤独夸大到无可救药谁也不能进入的地步。但是和这些老去的人相比，和看到生命尽头的那份孤绝相比，我们不是矫情还能是什么？
早上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在长长的走廊里坐成一排，像一些已经熟透的庄稼，等待时间的收割。安静、沉默，似乎对于外面的世界没有所思也没有所想。嘈杂的尘世里也没有他们着急要去办的事情，要去见的人。他们的状态让我切实感受到了生命的必然：疾病、衰老、死亡、被抛弃或者遗忘……
难道，活到这里，他们真的看透了人世，不再牵挂留恋也不再憎恨？如果到了这个份上，人就可以放下世间的一切，那么我们盲目的奔波，争名夺利还有什么意义？
每次穿越这长长的时光隧道，我都双眼含泪，内心倍受折磨。他们身上散发出的老人气息让我的过敏发作，他们的暗淡无光让我看到自己未来的样子。并开始怀疑生命过程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们人类无法克服的痛楚。
有次去看父亲，出来公寓楼房大门，到达莲花池东边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阿姨，她的头发白得耀眼，形体可谓枯槁，身体大约和莲池的栅栏那么高。每次她都背对着我，两只手臂随意向着左边的方向甩动几下，再向右边的方向甩动几下，偶尔也抬起腿，弯曲一下再放下。动作轻微并且机械，不能惊动任何人任何事，像一个皮影被看不见的手操纵着。那只操纵她的手随时可以收起她肢体的任何部位，或者把她定格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拿走她。而我不能对着那只手伸出巴掌，只有捂着胸口的难以名状逃遁了。她身边的大朵月季开得饱满艳丽，像那个阿姨的豆蔻年华。
这么微弱的一个人，有一天我却在她身上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天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又似乎很模糊，是初夏无比普通的一天。我习惯性地给父亲的右腿冷敷上硫酸镁溶液，让他把腿放到一个凳子上抬高后，走出了公寓的大门。忽然看到了这个阿姨，她坐在暖阳里，安静得像一株静静生长的麦子，没有一点声音。白色的银发让阳光照耀得有了分外的活力。当我快要走过她身边时，忽然发现她正在衲鞋垫，而且没有戴老花镜。一个写作者的敏感促使我在她面前蹲了下去。这是一双约41号码或者42号码的鞋垫。很显然是给一个男子衲的。鞋垫上一朵粉红色的莲花赫然而出，绿色的茎杆从花朵下延伸到鞋垫的底部。那朵莲花像刚顶着华盖出沐，生动曼妙而妖艳，像她面前的莲花池里正在盛开的一朵，也像某年某月某日，开在她生命里的一朵。这朵莲花安静如她，与世无争，放下了尘世的所有，只为开放或者凋零。当阿姨眯起眼睛，把一根红色纤细的丝线穿过毫米的针鼻时，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眼睛。如我这般知天命之年的人，看书引针都需要借助凸透镜，利用它的聚光作用，把所看物体的像移到视网膜上。而她竟然在阳光里就完成了一个“壮举”！我事后想，并不是那位阿姨的眼睛不花，而是像针的大小粗细、线的长短颜色，这类长相陪伴的事物早已定格在自己的心里或者说脑子里。她的身体虽然羸弱，但是她的心湖依然足够长出一朵莲花。
三、“520”，如鲠在喉
当我的“诗韵鲜花苑”生意萧条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萧条的），真是感谢那个创造了“520”“521”网络情人节的人。这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以温馨、浪漫、时尚的形象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成为网络人士的新宠，为爱情代言。让“2月14”情人节渐渐弱下去的爱情温度重新燃起新的火苗，这火苗更加接近时代和情感，因为来自网络，对于当今的年轻恋人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5月20日男孩向心爱的女孩表白，5月21日女孩给表白的男孩一个确定的答复。想想就让人焦灼、激动、充满了期待。这一天以后，一个女孩的命运轨迹就会和一个男孩重叠在一起，并相互磨合，达到默契、包容，双方都渐渐放下自己的锋利棱角，拿出温柔的部分。
作为一个鲜花从业者，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销售玫瑰花来赚钱的大好机会。于是乎，囤积玫瑰，积攒情感，让自己在“520”表白日这天也如玫瑰一样“闪亮登场”！早上9点，这场有关别人爱情的战役刚刚拉开序幕，我刚刚把那些来自昆明的玫瑰仙子们“浓妆淡抹”，推荐给进我诗韵鲜花苑的第一位男孩，电话忽然激烈地响起，我在心里默念：千万别是龙平老年公寓打来的，这次我可是下了血本，囤积了2000块钱的玫瑰花啊！
我常常拿这样的话鼓励年轻人：自己梦想的事情，百分之八十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你去做；一个人恐惧担忧的事情，大都是不会发生的。今天忽然发现我搬了一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等待拿花的男孩，帮我接通了手机，摁下免提：“张大爷家老二吗？你父亲吐了，还发烧，赶紧过来看看吧！”
我接连发出了三声：啊！啊！啊！心脏狂跳，大脑一片空白。把包了一半的花束扔在包花台上，拔腿就跑，男孩在后边一直追着我大喊：“阿姨，我的花、我的花……”我对着跟在后边的男孩说了句“抱歉，你随便拿多少花都行”就钻进车里绝尘而去。
救护车因为与人的生命相连，在城市里是享有特权的车辆，不用等红绿灯，可以越线超车，这让出租车和快递车羡慕不已。
每次听到救护车呼啸着从我花苑门口经过，我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外追着那呼啸声，心里记挂那个躺在救护车里病痛发作的人或者生命垂危的人。不想2017年父亲初到滨城的这个那月，那呼啸声第一次真正地穿透了我的心肺。
当我以出租车或者快递车的速度冲进公寓128父亲的房间时，父亲直挺挺躺在床上，张着大嘴，满脸通红，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公寓的大夫给他做了简单检查，血压很低，心率也很快，地上一摊呕吐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仅凭我一个人已经无法把父亲带往医院，当即打了120。等救护车的十几分钟里，我开始收拾父亲的呕吐物。那些呕吐物散发出无法言语的气味，每用卫生纸抓起一把，我的胃就翻江倒海般恶心难受。接二连三跑到卫生间呕吐。
当我开着车晚于救护车到达滨州市人立医院急诊科的时候，父亲躺在急救床上，依然毫无感知。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像哑巴叔一样努力张嘴，就是发不出声音，父亲再次短暂失语。
做CT、查血做大生化、脑电图、心电图、肺部拍片……父亲每次住院都挨着检查的项目从头到脚又做了一遍，我刚充值的三千元转瞬即逝。好几个医生和护士轮番去询问父亲，当从父亲那里得不到想要的信息时，又轮番朝我“轰炸”，等一个多小时父亲做完所有的检查，问我们在急诊科暂时周转还是入院住院时，我差点因紧张过度，和医生护士诉说太多关于父亲从我记事起的病史、药物过敏史等，吐血晕倒过去。
父亲是东营市农村居民医保，在滨州住院属于跨地区医疗，报销的额度只有40%。而且一年里如果是第一次住院还要扣除800元门槛费不能享受医保报销。而此时父亲意识还不够清醒，我自己一个人拉着父亲转往东营的医院不大现实。和家里人商量后决定先住院再转院。
在滨州市人立医院一个熟人的疏通下，我和小姨推着父亲到了住院二部十二楼呼吸内科，一帮医生护士围过来又重新询问父亲一遍，还是问不出啥来，又都继续朝我“开炮”！
我正在接受一个年轻大夫细到骨头缝里的“盘问”，父亲已经被推向了护士站边上写着抢救室的一间临时病房。同时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像抓紧抢救的样子，跑出跑进，脸色紧张。等我结束了被“盘问”回到病房时，发现重症监护仪已经开始滴滴地鸣叫，氧气罩也已经开始以每分钟250毫升的剂量给父亲输送氧气。父亲鼻孔里输着氧气，胸膛上爬满测量心率和心脏的按钮，测量血压的架子已经牢牢夹住了父亲手指，脚脖子上也夹了两个更大的夹子。那两个大夹子拖着长长的灰色线一直通到重症监护仪上。父亲的双脚像被锁上了链条，像被这架滴滴叫的仪器锁在了床铺上，无法动弹。
我惊恐未定地问：“怎么给上个重症监护仪，不是重病号才上这个吗？不是刚出手术室的人，病危的人才上这个吗？”
一个来送体温计的护士答道：“老人还不知道啥情况，先观察下再说。”
我急眼了：“急诊科的化验单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是呛咳性肺炎。我父亲早上喝的面棋子，呛到肺部引起的……”
护士扔下一句很坚决让我无法反驳的话：那也得观察二十四小时以后再说。
父亲从来没有药物过敏史，在老家的时候感冒发烧也经常使用头孢之类的抗生素，但是这次做皮试父亲偏偏就过敏了，大夫说头孢过敏，和头孢相同成分的抗生素就都不能使用，只有使用更高一级的抗生素，一针120元，一天打8针。我不停重复着960这三个数字，感觉钱到了这里就是流水，哗的一下就没有啦。
父亲打上点滴，我送走了小姨，感觉自己眼冒金星，头发蓬乱，双腿颤抖而发软，犯了低血糖。护士平均十分钟来一趟病房。送药片的是一个护士，量体温的是一个护士，查看药品的是一个护士，其中一个护士专门扫二维码。扫二维码的护士进来后直接冲着标有二维码的地方而去。父亲的手腕腕带上、脚踝带上、床头的诊断卡上、输液的液体瓶上都标有二维码，也就是父亲=二维码。父亲住院不到一天，竟然有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啥的二维码。二维码，这与高速发展的时代紧密相连的事物，让“土老帽”似的父亲，情何以堪？
嘀的一声，又嘀的一声，过不了一会又是嘀嘀的扫码声响起，实在让我内心堵塞，眼冒金星。有几次我差点忍不住问护士每来扫一次二维码收费多少钱？不扫可不可以？一个是太打扰病人，而是实在没有这个繁杂的必要。一个病人对应一个床铺一个性别一个年龄，难道还需要通过一再地扫二维码来验证身份、年龄、性别？这二维码不规则的深黑色图案里，到底隐藏了什么？
这个房间血红的门牌上刻着抢救室三个字，实在简陋的如20世纪80年代。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陪床椅，一个板凳还是要了半天才给送过来。亏得这次我想得周到，给父亲带了男士专用的尿壶。面对他的女儿，他每次撒尿还带有几分羞涩，可是拖着全身的测量线无法挪动，只有暂时放下自己男人的尊严。
和父亲一个房间的大爷来自周围农村，已经住进来三天了，他的儿子女儿轮换值班。大爷84岁，从身形看消瘦高大，但是已经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大爷穿了一件老式背心，赤裸了下身。他的儿子或者女儿，过不了一会就把被子全部掀掉，收拾大爷身子底下的尿布或者粪便。垃圾桶里不一会就堆满大爷换下来的尿布或者污物，这些尿布污物发散出强烈的氨水和大便的味道。他们每次只要一掀开大爷的被子，我就条件反射跑向医院的公共卫生间干呕一阵。从下午两点入院一直到晚上八点，我差不多跑到卫生间干呕了十几次，一回到病房就感觉如鲠在喉。但是大爷的儿女们不紧不慢，不但不带口罩，处理大爷粪便的时候还不带手套。而且也没有像我一样具有气味过敏症。晚上大爷的儿子说了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老人生我们小，我们要养他们老。”这话极大地阻止了我的过敏症发作，让我很有勇气地睡在了水泥地上，并且让我产生了诸多的负罪感。把父亲接到了城市，却无法给他家的温暖和一切，任凭他在老年公寓里跟着流水线生活。我在他身边又不在场他生活的两年岁月里，他慢慢老去，记忆力严重减退，身体的各个器官丧失功能。
晚上8点，小姨来给我送包子，给父亲送稀饭。我拿了拿包子，往嘴边送了送，就是无法送到嘴里。小姨知道我的“臭毛病”，一把把我推到了楼道里，塞给了我一瓶水。我提着装包子的袋子，对着医院楼道的墙角定了定神，用狼吞虎咽，阻止自己去想父亲临床的大爷。这是这一天我吃得唯一的一顿饭。
第二天父亲情况好转，大姐小妹和我一起找护士长，把父亲转到了和抢救室斜对面的7号病房。一是7号病房不但有陪床椅，还有卫生间，二是抢救室大爷的情形我实在无法再“承受”！
不曾想到的是转了病房的第二天，从德州又来一位老人，而且是高危病人。他的双腿上已经紫斑遍布，呼吸困难，不断咳痰。医生护士更加频繁密集地关注他，拿着仪器扫二维码的护士出现得频率更加频繁，似乎我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来了，再眨一下眼睛她就飘走了。她们像天使不断变化面孔和身形，一个床铺平均扫码四下，三个病人就是十二下，似乎专为扫码而来，验证一下将来谁有资格受到上帝的礼遇。每当第十二下扫码即将结束，我提着的神经才从十二层的高楼上释放下来。
当然，除了重症监护仪，医生又给他拿来一个像超大号防毒面具似的吸氧机。管子有洗衣机排水管粗，吸氧部分的设置几乎和脸部一样大。如果不是在医院，你会以为带着吸氧面具的人带的是防毒面具。那位大爷如果不吸氧就像马上要死掉的样子，但是一旦把吸氧面具扣到他的嘴上，他立即会发出像西伯利亚十级大风一样尖利的呼啸声。大爷带着吸氧机发出的尖利的呼啸声，不带面具发出的一声声带痰的咳嗽，再次极大地“打击”了我！我就像在西伯利亚服役期间被迫过集体生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厌恶”！长期独处的我，也无法面对德州老人的这一“情形”。我看见死神披着黑色的斗篷，面目狰狞正朝他走来。
这不是刚跳出了一个“火坑”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吗？
医生一再把陪床的孩子叫出去，劝他们去重症监护室，他们的孩子一再地说再等等。等？等什么？想必他们自己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一个人无论对于时间还是生命，哪一个能等得起呢。可是这话只能拿来说服我自己。
给父亲转病房的时候，护士长说了，只能转一次病房，而且每个病房里的病号病得都不轻。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出院带父亲转往东营市人民医院。护士送来了结算单，结算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药名和钱数，光是护理费就1000多，住院三天，除去异地报销的额度40%，花了整整5000元，我拼死拼活卖花三个月都挣不回来，一向对于钱财不在意或者对于数字模糊的我此时牢牢记住了住院五天花掉的八千元。
到东营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小妹早联系了原先给妈接诊的主治大夫赵大夫。赵大夫看了我们带的CT片子、磁共振结果、脑电图结果、心电图结果还有大生化结果，就没有让我们再重复做检查。不然，父亲在三天内就会进CT室两次、磁共振室两次、被抽血四管、肺部拍片子两次、心电图、脑电图的例行检查更是不可避免。
安顿好父亲两天后，由家里人照顾，我返回滨州我的“诗韵鲜花苑”处理“520”网络情人节的残局：西伯利亚百合零落成泥、玫瑰失色腐烂花瓣四散分离、洁白的满天星冒着黑色的烟雾，连一直枝干坚韧的情人草纷纷跌落一地的碎渣……
四、归来
6月5日，我从滨州唐塞尔折向东，沿着大坝过黄河浮桥，去东营接父亲出院。大坝的里侧，船王、张潘马、四图、五庄、宋家集，夜里家这些我陌生又熟悉的村庄，掩映在绿树的怀抱里，一副被岁月过分呵护的模样。大坝外侧麦浪翻滚，金黄的色泽向天边铺展而去。让人感觉这些村庄的富有。“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句话，我一边看着从反光镜里退去的村舍，一边暗暗重复。可是对于我来讲，麦穗已经是久远的事物，假如有一天我们再次相逢，必定要沿着记忆的廊道穿越故乡的泥土。父亲此次“迁徙”，不可能再重返故里，这是父亲抛弃了土地还是土地抛弃了父亲呢？那么我呢？我就能返回故里了吗？或者作为一个早年就抛弃了土地的人，还有返回故里的资格吗？
从东营市人民医院接父亲出院返回的途中，路过新建的张林社区，我问父亲：“回家看看吗？”父亲抹了一把眼泪说：“有什么可看的！”与父亲有关的旧事物都已经不在，对于过快的现代化父亲一时还不能适应。
不但父亲，连我也没有回家看看的欲望，每次去东营市参加文学活动，路过那些挺拔崭新的楼房，我都会看也不看地飞驰而过。那些楼房里，自来水、天然气、网络、崭新的地板、雪白的墙壁、真材实料的壁橱、抽油烟机、热水器……哪一样也不比城市里的差。但是没有了鸡鸣犬吠、没有了袅袅炊烟、没有了深深浅浅的巷子、没有了昏昏暗暗的灯火……也就是没有了故乡的感觉和味道。连大姐这个一辈子都不愿意进城也不愿意住楼的人，都已经在新村买了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为何我还是沉寂在那些破屋烂墙的故乡里不能自拔？莫非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
我想故乡是固定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的地方。也是一个人性情最原始的锻造地。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选择为故乡，这也就是故乡的不可复制性。
当我提出带着父亲去还没有推倒的旧村子看看时，父亲用了很大气力说“好”！那些土坯的老房子面南背北成四排整齐地排列在堤坝东面黄河的臂弯里，安静得出奇。那些电线还纵横交错在村子的高空，维持这个叫圈张的村落。
父亲颤颤巍巍下了堤坝，走过哑巴平家的房子，停了一下，并朝着门缝盯着看，似乎是哑巴平还趟在门道里，等父亲过去的时候，给他打手语，“说”着庄稼或者人情世故。走到亮叔家院墙外的一棵榆树跟前时，父亲又停下了，和我说这棵榆树和他们一起搬上的房台，已经有40多年了。父亲说四十年说得很慢，似乎用这个语速串联起那漫长而困苦的岁月。
亮叔和婶子走了，留下了树。村子里的梧桐树、杨树、槐树、梨树、枣树都留下了。树虽然有根，但是不能和人一样去住楼房。这些树和这个村子一样，被村民“抛弃”了。它们只有暗含忧伤，静静等待命运的裁决。
转过亮叔家的院墙，就是父亲的家了。那个承载了我们的童年，抚养我们长大的家，那个苇箔生虫，墙皮脱落的家，那个送走了弟弟和母亲的家……在自己的家门口，一把生锈的大锁，它以生硬的姿态拒绝父亲进入。父亲用力推推那四扇木板子拼凑起来的大门，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只要被允许，城市可以一个一个地建造，可是谁的故乡可以随便塑造？谁的故乡又能重新来过？
当我和父亲在中午12点抵达龙平老年公寓时，感觉我们离开这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大批大批娇艳的月季花已经过了繁盛期，枝头只剩一些旧的惨瓣，新一轮的花朵还在花蕾中。而那个和楼房等长的莲池却出现了繁茂的景象，成片成片绿油油的莲叶密密麻麻站满东西两侧大部分的池面，呈现得生机勃勃令人兴奋。在西侧的池面上，我甚至发现了一朵莲花，擎着粉红色的华盖，娇羞、动人，以最鲜亮的面孔迎接刚刚出院的父亲的归来。水池中间那两尾雕塑的鱼儿，线条优美，呈跳跃状，高高站在空中，嘴里吐出雪亮的水线，那些水线在空中飘扬一会落到池里，砸出一些放射出透明光亮的水珠。
这个莲池营造的生命迹象，无疑都在诉说生命曾经的美好和旺盛，给这里的老年人活着的信心。
也许，我跑遍了滨城的五六家老年公寓，最后选择了这里，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莲池或者说这一池的莲花。其实，我在二月份第一次见到这个莲池的时候，它是萧条，毫无生命特征的。一些莲的枯干歪倒在冰面上，池的四面也裸露着黢黑的石头砖块。但是我明白，生命的一切繁盛都源自最初的沉默、内敛或者说是衰败。我是相信并知道，莲的枯杆里一定隐藏着生命和花朵。
至夏至时，莲叶田田，莲花娉婷，照亮城市东南角这个僻静的角落，也把那些老年人，快要熄灭的灯芯拨亮点燃。
强大的生命和衰老的他们，在这里交织、相遇、相互审视打量，彼此解读生命的密码。
五、隐藏的密码
真的，我无法准确描述见到他的那种感觉：心疼？担忧？恐惧或者什么？或者我也无法猜测在过去的岁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致使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上身和下身成了90°折角，脸色苍白，走路的时候上身和地面保持一种摇摇晃晃的平行。一只手里永远拖拉着一个蓝布包从未离开过地面，一只手里拿着几张信纸和中华牌钢笔。如果他要和你说话，你得从地面上寻找声音，如果他和你说很多的话，他得努力保持和地面的平行，以免自己翻倒在地。
如果不是他头上纯绿色的军帽，军帽上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吸引了我，我很有可能就“错过”了他，也可以说忽视他的存在。
食堂里的老人们都坐着吃饭，而他蹲在地上吃，事实上说吃是不准确的。他直接是用手往嘴里扒拉食物，如果坐下他就会翻倒过去，两脚朝天。从他裸露的屁股后背上，我看到了他曾经尝试坐着而留下的伤痕。
他看到我后，立即停止扒拉面条，从眼镜后面递出兴奋的目光，说话的声音急切而干脆，生怕我跑了：“闺女，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随即报出了一连串的数字。那串数字，四个一组，次序混乱，一共四组。比电话号码的数字多好几个。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密电码。我正在纳闷，一个老人过来和我说别打，他有精神病，原先是一个部队的教官，退役后分配到一个单位，因为离婚等原因导致精神失常……我一时语塞。
从他苍老的面庞里，依然能找到他做教官时的威武英俊或者说身材的挺拔，从和他简单的对话里，我甚至能听到他喊稍息立正时，声音的洪亮和力度。
可这个要求别人身板挺直，迈正步的英俊教官，终于没有抵抗住生活中的厄运，他的腰板早于他教过的任何军人而弯曲断裂。只剩昔日鲜活的记忆，隐藏在帽子上那颗闪闪的红星里。
那些第一次来看望老人的人，或许和我遭遇同样的情形，他蹲着走路或者用手扒饭的时候，忽然发现了目标，随即喊出了那一串数字。也许有的人真的打了那个号码，结果可想而知。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电话号码，他也不是要打给某一个指定的人，或者某一个固定的地域，那么在他失常的精神领域里，储存了这样一串号码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那串号码到底通往何处或者通往他记忆里哪一个人？或者说这串号码藏着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他对着我报出这串数字的时候，我没有感觉他的失常，甚至感觉他的思维比我的都清晰几分。才开始老人们分不清我是谁的女儿，把他当成了我的父亲。走过我身边的老人们会对我说，给他提提裤子，给他个香蕉吃。于是，我便充当一个女儿的角色，给他把裤子从屁股下提到腰上，又把一个香蕉递到他的手里，他会对着我笑着说，谢谢闺女，接着干脆再来一句：“你帮我打个电话吧……”
有几次，我在手机上连着好几次摁上了那串数字，就是没有打出去，其实也根本打不出去。那串数字或许是他活着的一种期许、希望，或者说是精神领域里唯一清晰的脉络，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有神经过敏症的人，又何苦去惊扰那串他生命的密码呢？让那串数字或者说密码牵着他走完余生何尝不是最好的结局。
七一那天，我去看望父亲，刚进老年公寓的大门，就听到了一阵嘹亮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他蹲在老年公寓一座平房的西墙边上，手里捧着一个收音机，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着这首曲子。那天，他的帽子很干净，戴得也很端正，尤其帽子上的红色五角星闪烁出夺人的光芒，那光芒比大花月季的颜色还要纯正和耀眼。他这次没有发现我的到来，或者说就是等待我的到来。全神贯注在这首曲子里或者说过去的岁月里。让我感觉他一下恢复了神智，或者能忽然站起来，把那串密码解读给我听。
在这里度过余生的父亲、哑巴大叔、李大爷、兰兰姨……他们谁的身上不藏着一串和岁月和艰难的生活抗争的密码呢。那些密码，或许是黄河的浪花，或许是麦穗，或许是指路的星辰，也或许是情爱……
六、代养
2017年3月我把父亲送到龙平老年公寓，在和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签“代养”协议的时候，我迟疑了半天，“代养”这两个字笔画并不多，却感觉有一把小刀子一笔一画地在我心上慢慢地刻画。自责一阵之后还是羞愧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何其自私、何其为了自己的生活拼搏、又何其自我？我们的发肤至亲，需要由一个代养机构来赡养，而我们却可以置身事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名曰干人生大事。如果没有这个代养机构，我们是不是要上演把父母放到墙头上或者放到猪圈里的闹剧，或者兄弟姊妹之间轮流赡养老人，为了老人在自己家多待的那一天锱铢必较或者大打出手？难道“百善孝为先”这样传统的美德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而去了吗？
“老人生我们小，我们养老人老。”大部分之间成为了一句空话？“一个不孝顺的人是一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谁还对这话认真？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好像说的是上古时代。
在滨州市区考察老年公寓的时候，发现滨州所有的老年公寓都已经是“人满为患”。除了幼儿园的孩子多，医院的病人多，再就数着老年公寓的老人多了。他们没有了土地、家园、故乡。成了新一批老弱病残，并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民工。
A老年公寓规模可谓宏大，足有四层楼高，并且公寓的前面直接为老人们建立起来一座医院名曰万寿医院。进这个公寓，需要先跨过一个质量非常好的大黑铁门的小门，再走过一个不大的院落，院落的花草树木也都极其潦草，让人感觉不像一个人养老的地方，倒像是被“囚禁”的地方。能自理的住在一楼，半自理的如拄着拐杖的，断了一条胳膊的，住在二楼，三楼到四楼，除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外，全是常年瘫痪在床不能自理，被永久性“抛弃”被公寓永久性“代养”的人。
那次我去这座公寓考察的时候走到三楼就“望而却步”了。一楼二楼的老人们都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即使不在饭点上，房间里依然散发着一股让我难以承受的饭菜和老人体味混合的味道。我刚跑到三楼右转第一个房间门口，想看看那些常年卧床不起的人怎么吃饭，正好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在给一位老人换尿不湿。这位老人是位女性，她赤裸着全身，干瘪下垂的乳房、干瘦的躯体、发黑长了湿疹的生殖器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像一张煎饼，被工作人员以极快的速度翻过来再翻过去，毫无情感毫无柔软度。她的眼睛陷落进一堆皱纹里，嘴唇紧闭，脸上毫无表情。也许，她对于这一切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也许她已经习惯了这样一次次不带情感的“翻来翻去”。而其他的几位老人正在被工作人员喂饭，他们好像没有看见正在换尿不湿的老人一样，给汤喝汤，给馒头咬馒头。
B老年公寓，建在市区向西附近的村落旁边。一排楼房的，一排平房的，鉴于父亲右腿有伤不能上楼，我直接去了平房考察。我刚进门，大厅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位穿着黑色上衣的老人端坐在大厅正中央，似乎正在等我或者等自己的家人，着实吓了我一跳。房间里也阴暗潮湿散发着一股霉味。尤其公寓的院子里光秃秃的不见一株草木，像给“犯人”临时放风用的，我很不喜欢。我想作为和我血脉相连的父亲，我厌恶的也必定不是他喜欢的。果断使用了排除法抱头鼠窜。
龙平老年公寓，宽敞的院落，裸露的泥土以及有故乡面貌的植物，都呈现出“颐养天年”的样子，而且是放养式的。也就是老年公寓白天不锁大门，老人们或者来探望老人的亲人可以自由出入。这充分给了老人们自由，譬如遇到龙平大集，行动方便能骑得了电动车的老人就可以去赶集买些水果或者零用品。父亲刚到老年公寓的第五天，就犯了赶集的瘾。我看到他出龙平老年公寓大门，小心摆手让车停下让自己过去，再顺着马路向东再向南。他倒背着手，拿着一个马扎，朝着龙平大集蹒跚而去。我开着车慢慢跟在他的身后，走了二百多米后才被他忽然发现。
父亲把马扎放在屁股底下歇息，我趁机开“训”：什么不能自己一个人来赶集啊，万一被骗怎么办？你刚来城市万一回不到公寓怎么办？城市车多人多的，万一走失怎么办……我连珠炮似的对着父亲一顿数落，他嘿嘿地笑着，不做任何争辩，我临上车时他说了一句让我很放心的话：我只买个痒痒挠就回去。
其实那天刚来城市的父亲，是怎么在龙平大集上独自徘徊只为寻找一个痒痒挠的，又是怎么拖着伤残的右腿，穿过繁杂的车流人流独自回到公寓的，他赶集时找到了多少在故乡的感觉，又怀揣着多少的担忧，我一概不知。“训”完父亲，我就跑进了自己生活的轨道，任凭他茫然地独自穿越一个都市的东南角。
故乡拆迁，父亲住到了三楼上被“关”了起来。这对于三分钟溜一趟大街，五分钟就跑到巷口溜达的父亲实在难以适应，我和大姐小妹都各自忙碌，无法天天陪着他上楼下楼。他来老年公寓算是老年的“背井离乡”，但是他是自愿的。他愿意在老年的时候重温一次集体生活。
但是有些老人就是被“绑架”而来的。有一位老人是一位精神病患者。来送她的家人们说实在整不了她了才送到公寓里来。他们从放下老人的那刻起，我比担心父亲还担心起她来。她在公寓住了不到一个月，那时正值夏季，她用一个羽绒服帽子紧紧包裹住头部，像是被打伤了一样包裹得严严实实。她在长长的走廊里像风一样不停地蹿来蹿去，一边蹿一边说：“啊、头疼、啊、头疼……”看到我后一把拽住我：“闺女，帮我买个药吧，啊，快去帮我买药……”那个急切的样子像自己马上要死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不知去向。
从她拽住我的那一次隔了十天左右，我再去时，听说这位老人跑了，也就是失踪了。公寓的工作人员和她的家里人开始满城市里寻找。那位老人失踪的那天晚上，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一下出现了一个寻人启事：“某某某，女性，70岁，患有精神病，穿着一件紫色羽绒服……”朋友圈里寻人启事上使用的是她精神正常时的一张照片，这是一位不算丑也不算好看的普通女性，甚至眼睛里还有母性的光辉，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内心立即狂跳起来。似乎那位老人正在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也似乎对着我说出她的所在。似乎她的失踪，连我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有连带责任。陀思陀耶夫斯基不是说了吗，作为单独的生命个体来说，你与别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作为生命整体来讲，每个人对于其他人都有责任。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于他人都有影响。倘若那天我真的去给她买药呢？倘若她不来公寓呢……一整个晚上我都辗转反则难以入眠。以至于很长时间，我开车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都放慢车速，想从人流里忽然发现那位老人。
那位老人失踪的第二天我去公寓看父亲，其实也是想打探关于失踪老人的消息。我故意绕了很大一圈。长长的走廊里，老人们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门口，没有一个人议论那位老人，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也许，在这里一个人的死去或者失踪都是偶然和必然的，不必要谈论或者记挂。更也许我的行为纯属多余。
那天是刚过了2018年的春节也就初五初六的样子。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士来“送”一位老人。那位老人不像我父亲一样，在公寓住了一年就把自己的故乡“忘掉”把这儿当成家了。每次我姐姐妹妹来看他，他都说，咱家去吧。
那位老人躺在莲池南边上台阶的地上，浑身全是沙土。她把一个包袱挽在右胳膊上，放在胸前紧紧地抱住，并对着来送她的一男一女说：“我不去！就是不去！我要家去！我要家去！”声音很尖利似乎歇斯底里。女的隔一会就来抢夺她的包袱，以便把她也拉起来，可是那位老人不但不动，还抱住了她附近的一个扶桑花盆。那个女人见实在劝不动她，恶狠狠地骂了几句，发动汽车一溜烟就跑出了院子。似乎她以这样的方式跑掉了，身后的老人再也和她没有了关系似的。那个男子站在原地不动，不咸不淡地劝说几句，再打几个电话。
面对这样的情形，或者说我无法面对这样的“逼迫”，拿出我平时“蛮横”的姿态“训”了几句那个男子就走了。似乎我是一个合格的孝子，能让父亲顺理成章入住老年公寓。
那位老人最后到底入住了老年公寓的二楼，还是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家去了，我也不得而知。
父亲的斜对门住着两位耄耋之年的女性老人，其中一位去年冬天去世了，另一位老人不堪承受失去了她的伙伴，一躺不起。她的四个孩子轮流来公寓值班，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把老人接回去度过最后的时光。老人从来公寓起就再也没有了家没有了故乡，直到自己在老年公寓死去，孩子们把她化为灰烬，才得以魂归故里。有好几次我去看父亲，故意从走廊里走一趟，本质上想看看那位老人怎么样了。她躺在自己宽一米三，长两米的小床上，瘦小得像一床孩子的棉被，身旁堆满了杂物，她的儿子坐在她对面的床沿上，毫无表情地玩手机。我真想冲进去对着她的儿子大骂他祖宗八代，再朝他那张无所谓的人脸扇耳光……作为一个与这位老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有什么资格呢？倘若这样的方式是老人愿意的呢？她变卖自己的家产分给了孩子们，自己双手空空来老年公寓度过余生，不想拖累谁，也不想给谁找麻烦……难道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吗，母亲在重病期间就和父亲给我们姐妹三个分掉了他们一辈子的拆迁款九万元，也就是母亲去世和父亲来我的城市真的都是身无分文，双手空空啊！我们如此掏空了自己的血脉双亲，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逍遥自在，也竟如此心安理得安排他们的晚年。
倘若角色转换呢？这个时候，我实在讨厌自己无尽的想象力。
七、朋友、邻居或者伙伴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我把父亲送到龙平老年公寓，看到坐在自己房间门口，来自四面八村的老人们时，心里一下涌出了白居易的这句诗，并丝毫不担心父亲在这条城市先进的流水线上会遭遇什么。
父亲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驰骋商场，广交天下“义士”，在三乡五里是有名的粉条大王，毛驴车车队的“领队”。2015年的一次车祸终止了他在商场厮杀的岁月，他变卖了他“闯荡江湖”的所有财产，包括毛驴、木板子车、石槽、鞍子、皮鞭……同时也被界定了活动范围。在故乡的时候，他的活动范围界定在院落、巷口、堤坝、黄河、麻湾浮桥。他的那些“难兄难弟”有的也“卸甲归田”重操旧业耕种土地，或者进城打工，有的依然攥着一把老骨头奔波在星月的路途上，到父亲进城时，均杳无音讯了。
如今他的活动范围被界定在滨州市东南角的龙平老年公寓里。如果说这两次界定都是父亲宿命里必须有的，他也默默地承受下来，并毫无怨言。
父亲进了龙平老年公寓不到半年，就和公寓里的“乡亲们”打成了一片。这是父亲血脉里广交天下“义士”的体现。作为父亲的二女儿，我的交友方式与父亲的交友方式几乎没大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完全相悖。我躲在滨州市繁华的一条街道上，偏安一隅，花儿与书籍是我的两位挚友，我与别人的交流仅仅局限在以花朵为媒介的商品上。如果一个陌生人在我的花苑里喋喋不休待上一个上午，那是让我绝对很崩溃的事情。长期的独处，已经让我丧失了过集体生活的能力或者和人这个物种打交道的能力。
父亲能容忍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对于他所卖粉条长短粗细的百般挑剔，我却不能容忍花苑的顾客这样。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事情，事物一旦完美随之而来的就是缺憾。这样下来到了知天命之年，身边也只有寥寥十几个朋友而已，但是都已经是历经风雨彼此懂得的知己。
父亲不需要这么复杂和“高尚”。他的朋友说到家就是伙伴。不挑性别、不挑贫富、不挑高矮胖瘦，更不挑既往史。争强好胜、争名夺利、养家糊口都被翻篇。即使在三十岁那年没有立起来也不会再被“问责”，即使没有给孩子们挣下万贯家财也被原谅。没有必要了，为了一个地边和乡亲争得面红耳赤，没有必要了，为了被啄去的玉米而破口大骂麻雀它祖宗……
他们被自己的亲人放置在这，被公寓“代养”。公寓是他们的驿站也是终点站。吃饭的时候用已经不利索的嗓子喊一声对门或者左右邻居，坐不稳的时候相互扶持一把，闹肚子的时候借个不需要还的药片，缝被子的时候借个针线，有好吃的相互分享……我曾经和父亲开玩笑说：“你过的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啊！”
纪伯伦说：“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一同和你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哑巴大叔是和父亲一起哭过的人，他的第一个朋友。
父亲来了快两年了，我至今对于哑巴大叔深怀愧疚。在父亲刚到公寓不到一周，我故意早起看看他们的伙食怎么样，或者看看吃大锅饭的壮观场面。我发现哑巴大叔和父亲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早餐食堂里吃的是鸡蛋、稀饭和油条。当我悄悄走到父亲他们身边时，父亲和哑巴大叔正在推让一个鸡蛋。哑巴大叔把稍微大点的鸡蛋推给父亲，竖起大拇指指指自己，说自己比父亲大，吃小的，又伸出小拇指指指父亲，说父亲比他小，吃大点的鸡蛋。父亲又把大点的鸡蛋推给哑巴大叔，哑巴大叔又把大点的鸡蛋推给了父亲，自己抢着磕碎了小的鸡蛋皮。两个人让来让去，直到让出了眼泪。父亲拿着大点的鸡蛋回过头对我说：“你哑巴大叔很照顾我，还把他的豆腐乳和榨菜拿给我吃，还帮我洗碗，帮我买药……”
此时此刻，内心的自责显得过分矫情，我一周一次半个小时的探望，能为父亲做些什么？陪伴、照顾或者帮助真的谈的上吗？
面对这样回到童年似的两个朋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父亲刚来公寓那天我竟然对着父亲说出了那般话，并把哑巴大叔狠狠地推出了父亲的房间。从何时起我变得如此俗气，开始对于别人有了提防之心。并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把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起来的信任也搬到了这里。
我一直很想对着哑巴大叔说声抱歉，可是哑巴大叔根本听不见，或者他根本不需要我的道歉，他对于父亲的好是因为一个生命本质的善良。因此我迟到的道歉也只能落实在纸上，而哑巴大叔永远不会知道。即使我不用道歉，他也一如既往地替我照看父亲，而从来也不接受我塞给他表示歉意的水果。
兰兰姨和芳芳姨是父亲的对门。我也是在2018年11月的最后一天才听父亲说，胖的矮的白头发的大姨叫兰兰，高个子脸部大面积烧伤的大姨叫芳芳。
至于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重要，87岁兰兰姨的名字是否真的叫兰兰，或者67岁的芳芳姨的名字是否真的叫芳芳也一点也不重要。这两个名字或许是父亲根据自己小时候的玩伴或者故乡的邻居想象出来的。
那天我去公寓给父亲送手机，看到他的被子蜷缩成了一团窝在被罩里。就习惯性地去父亲的对门问兰兰姨借针线。兰兰姨正坐在窗户旁边修补一条挺破旧的看不出颜色的保暖裤。她的针线在保暖裤的裤腰上匀称地、不紧不慢地行进着，细细小小的针脚整齐地排列在针线走过的地方。兰兰姨满头的银发被阳光照耀得熠熠生辉，脑后边绾着一个簪，如果放开她的头发簪，她的头发会垂到腰际。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长发及腰，面容姣好。因此兰兰姨叫兰兰是恰如其分的。
她爬上她的床铺，从几个长方形鞋盒子里给我翻找针和线。兰兰姨的床上“财产”可谓丰厚多样。袜子、内裤、秋衣秋裤、药片、碎布头、针线盒、卫生纸……一床大点的褥子上铺着一床小点的褥子，均破旧得没有了颜色和花纹，可以想象兰兰姨是常年和一堆杂物睡在一起的。和父亲这样有“条件”一张床堆放杂物，一张床专门用来睡觉的老人并不是很多。
兰兰姨拿了一盘缠绕成米字花的圆形线盘给我，又递给我一个长约2厘米半，极其细小的针。这细小的针我用自己“粗壮”的拇指和食指刚刚能捏起，还随时有滑落到地上无处找寻的危险。
一个人的手该有多么纤细才能与这细小明亮的针相匹配？一个人的眼睛该有多明亮才能触碰到一个针的锋芒？
我跑到父亲房间的窗户底下，在嘴里一再弄湿线头，又一再对准针鼻就是引不上针。或者根本看不清楚兰兰姨给我的线和针，又跑到兰兰姨房间里求助她帮我引针。记得去年一次给父亲缝被子就是，兰兰姨觉得我不会做针线，还引不上针，直接性地让我做了看客，她把父亲的被罩缝得完好如初。
在我几秒钟返回父亲的房间拿手机想给兰兰姨拍视频的瞬间，兰兰姨已经对准了针鼻，快速把线引到了针上。
——奇迹、奇迹、生命的奇迹……！我在朋友圈了大大发了一通感慨。
对于兰兰姨来讲，父亲算是幸运的，虽然晚年不得已地离开故乡，但是终是有我们三个孩子照看他。不像兰兰姨，只有孤身一人。老家的拆迁款用来购买她在老年公寓活着的时间。父亲来和她做对门都快两年了，从来也没碰到探望兰兰姨的人。她们村子里的人有的要了楼房搬了新家，想必把兰兰姨忘了吧。
今年夏天，父亲告诉我，他的湿疹又犯了，后背上全是红疙瘩。夏季三个月，入睡前，都是兰兰姨帮父亲的后背涂抹氟轻松。有次晚上我去父亲那里，我刚进父亲的房间，兰兰姨就走了进来，她像一朵兰花那么轻柔，目光线条都有了历经岁月沧桑之后的沉稳和优美。
她问父亲：“抹药吗？”
父亲说：“抹吧。”
我和兰兰姨说我来给父亲后背抹药，兰兰姨说我不会抹，也累了一天了，让我快回家歇息。我站在父亲房间的门口，看着兰兰姨把氟轻松一点点挤在父亲的后背上，再用棉签一点点涂抹匀称，兰兰姨涂抹得很仔细，时间大约用了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兰兰姨是站着的，父亲是坐着的，而我内心羞愧，一直在门口哗哗地掉眼泪。
即使我感到了自己的惭愧，还是依然不能照顾父亲到细致入微。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我成了父亲的“远亲”，给他照顾最多的是她的近邻，兰兰姨和芳芳姨。
第一次见芳芳姨我挺害怕的，甚至不敢正视她的面孔。那是一张被大面积烧伤的面孔，可以说根本谈不上人的一张面孔。鉴于她不去父亲的房间像哑巴大叔那样“指导”我，我没有说出让父亲远离她的话。芳芳姨戴着一头蓬松的假发。两个眼睛只剩下两个黄豆粒大小的空隙，她的瞳孔被烧伤得皱起来的皮肤遮住了一半。鼻孔也比原先的小三分之二，嘴巴大小像我花苑里粉色雏菊的一个花瓣，四周褶皱的皮像假的一样胡乱堆着。她的右手是一个紫红色的肉疙瘩，左手还剩拇指、食指和无名指。我常常想，芳芳姨长年穿着扣紧领口的厚衣服，从来不露身体的任何部位，她的身上是不是更加得“惨不忍睹”！她的乳房，她的子宫，她作为女性的所有特征是不是全都消失了呢？
但是，即使芳芳姨没有了完好的面孔，完好的身体。依然不能阻挡她发出响铃般的笑声，依然不能让她丢失生命最本真的东西，我问兰兰姨借针线引不上针，求助兰兰姨时。她就站在一旁“毫无节制”地笑着。我想并非芳芳姨笑话我，她的笑发自心灵。
前几天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去公寓给父亲送地西泮片，也就是安定，以便父亲晚上能睡个好觉，不半夜起来来回转悠。敲了父亲的房门半天，也不见父亲起来给我开门。转身就敲兰兰姨和芳芳姨的房门。屋里传出一句不算完整的问我是谁的话，我听出是芳芳姨。我以为她不会起来给我开门，正要走时，芳芳姨忽然打开了房门问我这么晚了来做什么。我很不好意思地把地西泮递给芳芳姨，拜托她明天交给父亲。她用仅有的三个手指捏住药瓶，满口答应。我一再抱歉地说谢谢她时，她说不用谢，又不输宅子不输地的。她说得含糊不清，我猜想是这个意思。芳芳姨站在她的门口目送我离去，整个长长的走廊空无一人，灯光暗淡。但是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个人遭受了命运劫难之后的美好，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深受这种美好的感染。
与父亲相比，王奎叔夫妻更像“候鸟”和“天涯沦落人”。他们和父亲有着同样的籍贯和故乡，比父亲早一年“迁徙”这座城市，成为永久的留鸟。王奎叔身材高大魁武，但却是个瞎子。王奎叔是晚于哑巴大叔“扑”进父亲128房间的人，如果他和哑巴大叔一同扑进父亲的房间，说不定也会遭到我的“驱赶”。
王奎叔眼睛看不见，他是怎么凭着一根竹竿摸到父亲房间的？又是怎么从父亲的口里听出乡音的？王奎叔虽然眼睛看不见，却有很强的自律性。譬如他吃饭不去餐厅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吃，譬如他只是拿竹竿敲父亲的房门，拉着父亲“陪坐”，再譬如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对于这个世间的怨言。就凭这一点，盲人王奎叔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王奎叔吃完早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远离父亲的房间里坐一会，再起身摸起竹竿朝父亲的房间走。他一边走一边用竹竿敲击地面和遇到的每一扇门，每遇到一扇门就停顿下记在脑子里继续走，直到走到父亲的房间时才停住，先用竹竿划拉下楼道里，看看父亲在不在楼道坐着，如果没有回音就用竹竿不断敲父亲的房间门，像是两个地下工作者在用暗号接头。两个人接好头后，父亲拿起竹竿的一头牵着王奎叔朝活动室的一排椅子走去。
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时间，他们用来“挥霍”、静默。这种静默比孤独更甚，有时感觉他们像两个静物，只有吃午饭的铃声才能把他们惊动。
如果说王奎叔的每一天每一夜都是静默的，而父亲只是上午陪着王奎叔静默，到了下午就是父亲“活跃”的时间。下午3点后，他的三个牌友就准时围坐在麻将桌周围“开打”。东、西、南、北、中、发、白、从一条到九条、从一万到九万、从一饼到九饼，他们熟练地洗牌、码牌、开牌、理牌、行牌，氛围和谐，手法流畅。鉴于打麻将能同时让脑、眼、手并用，我也就默许了父亲和他的牌友们在活动室一动不动坐上四十分钟的事实，但是这种默许也是建立在父亲的右腿不肿胀的基础上。如果父亲的右腿肿胀还坚持打麻将，被我碰见，我又得“开训”，好像他是孩子我是家长，为了躲避我的“训斥”，父亲隐瞒了不少他的腿部肿胀着还去打麻将的事实。
八、“高处”
无论是A老年公寓还是龙平老年公寓，一楼居住的都是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即使拄着双拐，推着四条腿的凳子，只要能走到餐厅吃饭或者能在自己的房间吃饭走路，就有资格居住在一楼。代养费相对也低一些。高处都留给了那些感受不到高度，去了高处不需要下来的人，或者登高也不需要望远不需要行走的人。在死去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永久界定在这个城市的东南角，一张长两米，宽一米三的木板床上，他们无所谓天空和池泥，无所谓季节和冷暖，也无所谓故土与漂泊。与父亲相比，他们才算是永久的“留鸟”！这群留鸟在漫长的生涯中，不畏风雪，交出了自己的雏鸟，自己的能飞翔的骨骼和血脉，交出了自己求偶的本能，从各自生活的“阵地”上彻底退了下来。羽毛凌乱、肢体不全、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很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在哪里，自己一辈子耕种了多少土地，打了多少粮食，甚至他们忘记了村子里的仇人或者说再也恨不动自己的仇人。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别祖宗都不再记得不再在意。他们在自己逼仄的“地盘”上，把晚年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上，任由处置，放弃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放弃了自己的尊严，甚至性别。自己怎么死去，能不能入得了祖坟回得了故乡，都不再是自己关心的事情。
从入住老年公寓直到死亡，他们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卧床不起。好似他们在漫长的生活路途上飞跃了万水千山，厌烦了疲累了不想再去行走，在这做永久的歇息。这样的歇息有点作为一个人完成历史使命的悲壮，也有折戟沉舟的决绝。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戚意味。
可是，这个城市，这个地点真的是他们钟情的自愿的吗？
鉴于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需要专人照看，代养费要比一楼的贵出很多。因此二楼的房间大都比一楼的大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面积，一个房间用来安置五六个人。碰巧的话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分开房间安置，但是如果遇到不巧的情况下，就得男女混住。既然性别都不再重要，他们的隐私也就随意“侵犯”。
一个男人从有自尊心开始到此时的完全放下作为一个人的自尊，得经历多少起伏跌宕的心里落差？一个女人从羞涩的爱护自己的私密部位到完全不在意一次次的“暴露”该是怎样的一种“舍弃”！
高处的老人们好像都“心如死灰”没任何痴想，要比低处的老人们安静很多。低处的老人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和邻居拉呱聊天，也可以在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再有身体硬朗的老人像哑巴大叔这样的，可以穿越马路去大集上溜达一圈，再或者天气好的时候，三五个老人拿着马扎扎堆坐在院落里，成为静止的风景。
似乎城市的东南角有一面墙，墙的里边无比静谧，墙的外面无比喧哗。相互映衬又相互不干涉没有裙带关系。把他们放置在墙内的那些子子孙孙们，出门便淹没在喧哗的都市里，重复继续他们的人生。
2018年中秋节这天的上午，我到二楼洗衣房去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从上二楼的台阶开始我就感觉到了一种静寂，和一种无法言说的混合味道。楼道里空空如也，不见人影，偶有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在各个房间出进着。没有说话声没有谈笑声，偶有轻轻的呻吟声低低地传出。当举国上下全家团圆的时刻，这里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左转第一个房间的一幕牵住了我的脚步，并刺疼了我的心。靠西头一张床上有一位女性老人，头发稀疏，面容苍白，她躺在床上机械地转动眼珠。她的旁边坐着一个约莫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那个男子撕开一个酥皮月饼一点一点把月饼喂给老人吃。老人吃得很安详很满足，男子喂得很仔细。当一个月饼吃到快一半的时候，靠近东边床铺上的一位老人忽然号啕大哭。这大哭像一把尖利的锥子一下扎到我的心尖上，眼泪随即决堤。我的母亲在临去世的倒数第三天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次哭泣，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那样哭，也是最后一次。
一个月饼捅开了她关闭很久的泪泉，她哭得极其大声和悲伤，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甚至连很多年不上楼的老人们也都爬了上来，于是哭声连成了一片。我夹杂在老人们之间，想去抱抱那位老人终是没有，感觉自己像个重刑犯一样内心万分自责。
工作人员三三两两来劝阻老人停止哭泣都没有用处，最后把那个男子“赶出”了房间，又把那位老人吃了一半的月饼和其他的月饼一起“没收”了。
我把父亲换洗的衣服交给了洗衣工，哭着跑出了公寓。莲池的荷叶尚且青绿茂盛，大花月季也在枝头随风摇曳，不食人间愁滋味，尤其一盆放置在道路中间的扶桑花，红出了血！
九、尾声
在即将结束此篇的这个寒冷冬天，我装作一个孝子，象征性地去老年公寓给父亲送零食，并“命令”他站起来，让我检查了一遍后，正要走出父亲的房间，瞎子王奎叔走到了父亲的房间门口，他在胡乱敲击了父亲的房门后一阵，猛然抽了我一竹竿。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像刚来滨州被骗子骗走了我所有财产时一样，迷惘而又疼痛！哑巴大叔站在离着我五十米的地方嘻嘻地笑着，又对着我开始了他的“手指秀”。
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看透了世间的一切；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正要开口……
2018年11月8日 于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