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产生偏见，使相似的人更加聚集

问题是，在这个温暖且安全的圈子之外，一切事物都处在我们的盲区。

我们不只是不欣赏那些与我们不匹配的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来做重要的决定。作为英国广播公司一位有抱负的年轻制片人，当我第一次有机会挑选自己的团队成员时，我希望雇用那些能够质疑我以及相互质疑的人，雇用那些把广博的知识和充沛的活力投入整个项目的人。怀着这种坚定的想法，我挑了一些文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她们全是女性，会说好几种语言，身高在5.7英尺以下，就连生日也都在6月的同一周。换句话说，她们跟我都很相似。

我是有意这么做的吗？当然不是。和世界各地的人事部经理一样，我打算只招聘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这就是我认为我正在寻找的人。但是，我是否也想过雇用那些共事时会让我感到舒适，能够跟他们快乐地度过之后的时光，并且共同分享项目价值的人呢？那是自然。

我有偏见，更喜欢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人人都有偏见。但是，正如我们得知自己很可能会和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结婚和交往时会感觉被冒犯一样，大多数人会激烈地反对他们存在偏见这一说法：其他人可能如此，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与我们的意见相左的人才是有严重偏见的人。

由于认识到我们都会落入这些陷阱，即我们都有偏见，很多组织开展了“无意识偏见培训”。这些课程希望通过让人意识到偏见，从而消除偏见。不出所料，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种方法有效，有些人认为它反而加剧而不是纠正了偏见。我们当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变化；尽管花费了大量资金，也有明确的善意表达和要求平等的立法，我们仍然看到很少有女性和少数族裔担任高级职务或从事风险投资，男性助产士、护士和老师也很少。利用成见的固有印象可以节省精力，会让我们选择走感觉良好的捷径。这就是它们如此普遍和持久地为人所用的原因。

招收新成员时，交响乐团会安排盲试，这种令人满意的办法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种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发现，若允许乐师隔着幕布试听，演奏者的性别便影响不到对其演奏的评价，女性第一轮顺利过关的概率增加了50%，最后几轮成功的概率增加了300%。如今在美国，盲选已经成为一种标准做法，结果是大型乐团里女性演奏者的比例从5%上升到了36%。从求职申请中删除姓名和照片是其他行业复制这种影响的最新尝试，因为在这些行业，仅凭上述细节就可以决定谁的简历会受到关注，谁的简历会被丢到一边。这些流程实现了自动化，从而剔除了人为因素，这似乎让人看到了真正的希望，但是，它也可能使选择流行的成功模式变得更廉价、更快捷，并不受惩罚。

金融服务业曾是这种歧视的典型代表，但如今它已被高科技取代，成为世界权力、金钱和偏见的中心。根据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的说法，随着风险资本家开始向新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发展的环境变成了“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辍学的白人男性计算机迷”的天下。大多数初创企业都是由年轻男性和他们的男性朋友共同创建的，他们又雇用自己的男性朋友来拓展业务，这些业务得到了和他们一样的投资者的理解和热心支持。到2016年，风投公司中只有7%的合伙人是女性，其资金只有2%流向了女性创业者。

正如德国和奥地利的交响乐团过去一直坚持认为亚洲人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或演奏古典音乐一样，女性在高科技领域的能力和天赋往往不被人看到。埃丽卡·乔伊·贝克（Erica Joy Baker）回想起她在谷歌为高管提供技术支持的一次经历。当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走进技术支持室时，他找了贝克的队友弗兰克（Frank）。在被告知弗兰克正忙于其他工作时，施密特描述了他的技术问题，并要求贝克将这一信息转告给弗兰克。这个故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埃丽卡就坐在技术支持室里，而且她是技术支持，完全有能力解决施密特的问题。但是，施密特当然是看不到她的能力的，因为他感觉作为技术专家，黑人女性看起来没有白人男性的那种心智模式。

近年来，很多主张多样性的声音不只，甚至不主要是受到“社会正义”概念的推动。多样性论者的观点是：如果把多种类型的，拥有深厚的教育背景和经验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找到更多解决方案，看到更多问题的替代方案，比任何单个人或同质群体更有创造力。但随着我们的偏见不断告诉我们雇用和提拔谁、准备倾听和认真对待谁的意见、尊重谁和诋毁谁，我们清除掉了多样性，使得公司总部，有时是整个行业满是延续现有权力结构的人。他们没有接触到看待世界的其他方式，缺乏可以交流的不同经验，看不到其他的面孔，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他们无法赞美差异，因为他们对差异视而不见。动力不足和过度自信的单一文化机构和行业无法为世界服务，因为它们不反映世界，只反映当权者的偏见。从好莱坞到威斯敏斯特，从硅谷到肖迪奇（Shoreditch），从伦敦金融城到华盛顿特区，这意味着人们会一直面临被蒙蔽的风险，并且觉得这样做非常自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肯辛顿和切尔西市政厅没有发现格伦费尔塔公寓楼不安装喷淋灭火装置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当时做出这一决定的人都不住在那里。这也可以解释与“疾风一代”的到来有关的文件容易被销毁的原因，因为“疾风一代”的家庭中没有人参与破坏。

工作中发生的事并不会只停留在工作领域。就像我们选择与那些和我们类似的人一起工作一样，我们也选择与这些人一起生活。截然相反的人没有吸引力。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说，我们四处搬迁和建立邻里关系的方式折射出我们挑选配偶的方式。

迈尔斯说：“流动性使得社会学中的‘选型交配’成为可能。”既然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可以搬来搬去，选择我们喜欢的工作，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社区。总的来说，我们会选择“那些让我们感觉称心如意的地方，以及因为与自己是同类而让我们感觉舒服的人”。

在美国，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对这种形态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最近30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正在积极地转向更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即“聚居在同类人组成的社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毕晓普把这种现象称为“大排序”，而让他吃惊的是这些社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如果一位孤独的共和党邻居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一个坚定支持民主党的社区，他若敢于在当地一个电子邮件群发系统上发表政治见解的话，就会得到明确的回复：“我对自己的收件箱里收到的右翼邮件制造出来的惊奇根本不感兴趣，不管你打着什么样的幌子。它让我感觉糟透了，我讨厌它。”起初，我认为这只是美国的特有现象，直到我孩子就读学校的一位母亲在2010年大选期间向其他母亲大胆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后，我才改变了看法。对当地议员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为失去游戏装备发出请求没有问题，但交换政治观点不受欢迎。

“我们在伦敦所住社区的邻里关系很和睦。”丽贝卡说，“邻居们挺好。我们家隔壁是保罗（Paul）和朱丽叶（Juliet）一家，他们跟我们一样！35岁左右，有两个儿子。虽然他们俩稍微年轻一点，但我们确实是同类人。朱丽叶不工作，我也只是做兼职。这条街上住的都是我们这样的人。各家的人简直就像是用复印机复印出来的。”

丽贝卡回忆说，选择房子时，他们考虑的因素是价格、上下班的远近和学校的选择。她的邻居也都参考相同的标准，因此，他们最终聚居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猜你就会这么说，”丽贝卡承认，“但还有其他因素刚好符合要求。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考虑它的使用功能。我们喜欢这里，现在仍然喜欢这里。我们感觉找对了地方。”

当我住在伦敦南部的斯托克韦尔时，志趣相投者聚居在一起的现象显而易见。当时的房地产经纪人称这里为“混合区”，意为各种族混居在一起，有时也指早期维多利亚式露台公寓和20世纪60年代的廉租房交叉错落地分布着。但在这两种建筑之间，你看不到太多的交往，邻里之间借糖的事也不多见。老师、教授、商人和电视制作人住在外墙涂有灰泥的漂亮房子里；单亲父母住在他们对面，有时这样的父母才十几岁。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彼此，但这也已是交往的极限了。这与最近伦敦的一些住宅开发项目没有什么不同，这些项目特意为富人提供了单独的门、自行车存放处、垃圾处理设施和邮箱：一套是给富人的，另一套是给穷人的，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相遇。经济不平等的具体表现是隔离之下的各自发展。

现在我们住在英国的萨默塞特郡，这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乡下邻居们很少去伦敦，去的话也大多是去旅游，不仅吹毛求疵，还多少有点害怕。但这是双向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剧作家皱着鼻子，对我讲述了她在多塞特郡客居的经历。虽然她喜欢那里的风景，但是因为周末来探望她的城市朋友不多，她就缩短了在那里的居住时间。她渴望的是伦敦那样的生活，但要门前开满玫瑰。她想居住在乡村，却不能融入其中。随着更多的伦敦人搬到乡下去住，每年我都能发现他们在寻找同样逃离城市的人，这样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凭着直觉，我们聚居在志趣相投者组成的社区里，各走各的门，从而减少了与不同的人、价值观和经验的接触。我们缓慢却确定无疑地专注于自己已知的，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们可能比从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狭隘的偏见也受到了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