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Friedman到Freeman
一、50年前Friedman的观点
（一）对Friedman观点的批判
Friedman声称，企业经理人“只要满足社会基本规则去赚尽可能多的钱”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说法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它基于一些错误的假设。其一，他假设的“去赚尽可能多的钱”就是创造股东价值，实际上并不符合许多股东，更不要说是社会所期盼的结果。其二，他的观点包含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社会的基本规则会保护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而不是股东，因而赚更多的钱才能保护股东。这是将股东的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的认识。其实，股东也是利益相关方，在一些情况下，股东的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并不是矛盾的。其三，他还假设企业是在一个完全开放和自由竞争、没有欺诈的环境下经营的，这与现实的复杂商业环境相去甚远。
Friedman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大企业的治理机制，CEO在股东压力下对短期利益的追逐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是公司发生商业丑闻的重要根源。
对于大部分企业高管来说，如Jack Welch、Paul Polman等都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表达了明确的反对。如Welch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谈中曾谈道，“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Polman曾于2015年在福布斯的一期采访中声称，“CEO不能成为股东的‘奴隶’”，他声明“坦白地说，我不是为股东工作，而是为消费者和客户工作……我不会受拉升股票价值的商业模式驱使，也不会用这样的商业模式”。
（二）对Friedman观点的辩护
芝加哥学派在2020年10月举办了一系列纪念Friedman 1970年文章发表50周年的讨论，仍不乏对Friedman观点表示支持的声音和见解。比如，赞美股东价值最大化观点的学者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商业信念才驱动了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并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是相互和谐的，即Friedman所说的“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使用其资源并投入于增加其利润的活动中，只要企业是在游戏规则之内，即开展开放的自由竞争，没有欺诈”。支持Friedman观点的学者对利益相关方观点提出了质疑，包括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问题。Friedman曾提出过疑问：“如果企业除了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外还有其他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如何知道那个责任是什么？”另外，还有人以CEO会借口为利益相关方做了“好事”而声称自己干得不错，却没有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这种情况下董事会该如何评估CEO的业绩？言外之意仍然是要求CEO以狭隘的股东利益为优先进行决策。
实际上，从那些仍然为Friedman观点进行辩护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所包含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声称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是相互和谐的，而另一方面却又表明企业除了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外不能再有什么责任，CEO更是不能试图因利益相关方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二、利益相关方理论
Edwards Freeman于2006年发表的文章《CSR的一个新方法：公司利益相关方责任》（A New Approach to CSR：Company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y）提出了CSR的另一个版本，虽然此CSR与彼CSR缩写一样，但其名称和内涵是不一样的。Freeman提出的Company Stakeholder Responsibility从字面上就可以反映出他对原有CSR概念的不同意见。首先，他对corporate这个词有不同意见，言外之意就是，为什么中小企业不应该被纳入社会责任的讨论呢？换成company这个普通的词汇，就是要提醒人们所有的企业都负有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大企业。其次，Freeman强调企业对于利益相关方的责任，突出企业应该将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及对其的管理纳入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企业的目标是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基于前两点，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都要与利益相关方互动，也就意味着商业与伦理的不可分割，对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是内嵌于所有企业的，是企业管理者进行决策和管理的出发点。因此，Freeman提出的这个CSR概念相对于传统的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有更深层内涵的新的见解。
Freeman所主张的公司利益相关方责任，其内涵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基本价值主张。
①我们如何为利益相关方带来好处？
②我们代表（支持）什么？
（2）与利益相关方的持续合作。
指导我们与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互动的原则或价值观是什么？
（3）了解更广泛的社会议题。
了解公司的基本价值主张与当前社会的趋势和主流观点是否一致。
（4）伦理领导力。
①指引领导力的价值观和原则是什么？
②对企业目的的感知和认知如何？作为领导所代表和支持的是什么？
尽管利益相关方理论从理论上提出了依据权力、合法性、紧迫性等维度辨别并管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工具，为企业管理者开展利益相关方管理和有效沟通提供了指导，但在真实复杂的管理情境中，管理者常常要面对不同利益相关方提出的多元异质性诉求甚至是相悖的多目标。如何有效管理这些有着不同目标诉求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及进行多目标决策，对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均提出了挑战。
三、从股东资本主义到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
（一）股东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大公司商业实践在给世界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麻烦：从欺诈消费者到产品质量问题，从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到人与人之间的日益不平等，从环境污染到气候危机。有学者郑重提出警告：公司资本主义正将人类社会锁定到一个“创造性自我毁灭”的过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界、企业界、社会组织等不同方面的意见领袖先后提出若干摈弃股东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涌现出不少对资本主义体系弊端的深刻反思，以及尝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商业实践提出改良方案，提出了诸多“重新反思”（rethinking）、“重新定义”（redefining）、“重新构想”（reimagining）、“重新启动”（reset）资本主义的主张。基于对改良资本主义的不同主张，出现了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变种”，比如“觉悟的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负责任的资本主义”（accountable capitalism）、“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可持续的资本主义”（sustainable capitalism）、“互惠资本主义”（completing capitalism）、“公益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乃至2020年5月27日《福布斯》提出的“更伟大的资本主义”（Greater Capitalism）等。但是，无论那些作者和机构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怎样的严厉警告，如何“重新思考”和“重新构想”资本主义并提出新概念新主张，其本质都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修理”资本主义（How to Fix Capitalism）（Michael Porter ＆ Mark Kramer，2011）的改良方案，其核心都是为弥补和挽救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尽管有识之士已经严厉警告公司资本主义将把人类社会锁定到一个“创造性自我毁灭”（creative self-destruction）的过程中[4]，一些“觉悟的”资本家们仍然只是希望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改良[5]。
202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题就定位为“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为了凝聚和可持续的世界”，2021年又探讨“重启资本主义”（The Great Reset of Capitalism）的话题，进一步深入揭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方面重大挑战必须依赖基于利益相关方转向的资本主义去应对。对重启资本主义的期盼主要包括促进有助于更加公平结果的市场、投资于促进公平和可持续的共享目标、支持有助于解决诸如健康与社会问题等的公共物品的创新。
（二）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的未来
尽管美国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的一些高管于2019年8月发布了对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的修正声明，重新定义企业宗旨[6]（Redefine the Purpose of Corporation），但是，在股东激进主义（active shareholders activism）的影响下，仍然不能掩盖商业世界对短期利益的贪婪追求与对利益相关方诉求的漠视。2021年3月15日，Danone（达能）董事局主席兼CEO Emmanuel Farber迫于股东压力被董事会解聘，这个事件对于那些提倡和坚信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的改良派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挑战。这一方面反映了股东至上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了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这一改良想法的现实困境。数年前，Farber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将Danone转型为最大的共益企业（B Corp）时还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而在其任内业绩出现下滑时，却很快遭到了股东们的质疑和董事会的解聘。
鉴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近年来出现的政治极化现象，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成为一部分企业高管“政治正确”的言辞。但真正实现“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则需要深刻的系统变革，而非局部的“修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如何均衡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诉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益相关方”就是一个悖论，使得“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存在很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