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浙江是我国传统海洋活动和海洋文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中外交流的前沿之地，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了依托陆地、面向海洋的双重文明结构。浙江的海洋活动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其时民众即有对位处海陆过渡带且处于动态变化的沿海滩涂的开发行为，并成为该地区持续时间最久、聚集涉海群体最多的海洋开发活动。浙江先民初始仅是简约式地开发沿海滩涂，此后边海之民的开发活动由单一逐步多样化。至宋代，浙江地区迎来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沿海滩涂开发活动。这直接促使宋王朝由陆地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两宋时期的海洋活动因此空前活跃。
当时，浙江平原地区已经被开辟为耕地，围湖造地活动亦在大规模地进行，但依然难以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人地矛盾日益凸显；比重较大的丘陵山地尚处初步开发阶段，民众仅对近海平地、沿海进入山区的河谷地带和浅山区进行了全面开发，因此沿海山麓平原成为民众最主要的生存空间。随着本地人口不断增加、外地人口持续迁入，人口密度提高致使耕地严重缺乏的问题日益突出，浙江因而成为有宋一代突出的人稠地狭地区。与此同时，北宋之时浙江地区业已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供应地，南宋时期，宋廷所需更是多资于“密拱行都”的浙江。因此，宋廷对浙江的财政索取在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该地区税赋浩繁而困于供给。这成为民众走向海洋的内在驱动力。为了谋生，浙江沿海地区民众广辟财源，遂将地接海陆、围塘可耕、颇富鱼盐之利的沿海滩涂予以充分利用，以为支应。彼时，浙江沿海滩涂主要分布在秀州（嘉兴府）、杭州（临安府）、越州（绍兴府）、明州（庆元府）、台州、温州（瑞安府）等地。这些地区的沿海滩涂开发难度远低于山区，因而其地得以全面开发。鉴于浙江民众开发沿海滩涂行为发生于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的大背景下，该地又属地产薄而税赋重之区，故其在古代民众开发沿海滩涂活动中颇具典型性。浙江民众充分开发沿海滩涂的活动，使得中央、地方、沿海居民之间互动频繁，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因以结成，国家对浙江沿海地区的治理亦随势而变。
一 先行研究的检讨
目前所及，关于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未有做综论性研究者，但专论性研究成果较多，具体情形兹述如下。
（一）海涂田开辟与种植
宋代浙江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显著表现是土地耕种面积扩大与作物品种增多。其时，平原等得到全面垦殖，沿海滩涂亦被大规模围垦。这一情况已为学者所关注，研究宋代浙江粮食问题时会涉及海涂田的垦殖与作物种植。
研究者之所以注意到海涂田，乃是其为浙江扩充耕地和增加粮食产量行之有效的途径。
日本学者着眼于海塘与滩涂围垦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也注意到此问题，并指出移民对滩涂围垦起着推动作用。这些研究强调的是海塘、移民对滩涂围垦的积极影响。
（二）海盐生产与私盐煎贩活动
两宋时期，浙江海盐在全国盐业生产与盐课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郭正忠在考察宋代盐业问题时，对浙江不同等级盐户的制盐能力和生活状况及食盐生产技术均有涉及。沈冬梅、范立舟考察了浙江盐场、海盐生产技术及盐务管理，其文涉及虽广却失于简略。此后，学界出现专门讨论浙江盐业的文章。侯强与王兴文等虽详述了宁波、温州等食盐产地的产额和生产过程、盐业组织与运销体制，但缺乏对浙江盐业的整体考察。
宋代私盐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他们着重分析私盐盛行的原因，考察私盐贩的构成、私盐供给渠道及运销方式，讨论私盐兴炽对官盐运销的影响，顺带提及官民之间的利益纠葛，或多或少涉及浙江相关情况。与此不同的是，梁庚尧专门考察了南宋时期明、台、温私盐贩船运私盐、售卖私盐、劫掠官民等情形。
宋廷防治私盐举措得到学界的专门研讨，经学者归纳，主要有整顿盐法、制定私盐治罪法、加强盐场对食盐生产的监督、加大缉捕私盐贩力度等。
（三）海物捕捞与海产品征税
浙江沿海地区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涉海群体，捕捞海物是其重要谋生方式。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浙江是宋代沿海捕鱼业最发达的地区，近海采捕是其主要特征，滩涂养殖已出现。另有学者考察了朝廷、地方对海产品的征税行为。徐世康则将征税、督促渔民防御海盗与援助水军视为浙江地方官府对渔民的管理。
（四）海塘修筑与人工来源、经费筹措
随着浙江民众开发沿海滩涂活动的深入，其活动空间不断向海洋拓展，因此更易遭受海洋灾害的侵袭。为此，浙江官民筑修海塘等应之。日本学者着重分析了浙江海潮灾害与海塘建设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则主要在考察农业、海塘、水利时涉及海塘的修筑，学界对浙江海塘的专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来源、经费筹措方面。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然亦应注意到，相关研究成果虽较多见，但专题性研究则相对较少，更多地在讨论宋代经济时有程度不等的涉及。先行研究将海涂田开辟等视为一般性经济活动，未能认识到其属沿海滩涂开发的一个层面。基于此，研究者没有意识到浙江沿海滩涂开发在宋代经营海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未能予以充分研究。至于浙江沿海滩涂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沿海社会治理演变等，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因其自身的学术背景，主要使用历史学方法展开相关研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方法对浙江沿海滩涂开发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较为少见。
二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一）研究意义
1 理论价值
本书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运用社会学方法解读宋代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的具体形态及由此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能够将其内部频繁且复杂的互动面貌加以呈现，据此可剖析推动、制约沿海滩涂开发与社会发展的诸因素，揭示浙江海洋区域社会的构建过程，进而折射出海陆交汇环境下沿海社会的发展路径。
其二，研讨中央、地方、沿海民众在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中的合作、冲突与博弈，能够全面考察沿海民众追逐私利而破坏沿海社会秩序与朝廷不断强化沿海地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既可多维度展现沿海民众与朝廷之间关系的复杂面貌，又能为明清海洋政策日趋保守做出诠释。
其三，研讨浙江沿海社会治理的演变轨迹，从中寻找其演化的诱因和条件，能够清晰描绘中央政府、浙江地方官府、沿海居民之间合作与冲突的实际形态。
2 实际应用价值
本书的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宋代如何解决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中的各类社会矛盾、怎样处理沿海滩涂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可为当下浙江省措置沿海滩涂开发中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其关系提供历史智慧、经验。
其二，充分探讨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如何促进沿海社会发展，既可从历史角度理解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浙江“海洋强省”建设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又能阐释“海陆统筹”发展道路及其影响力。
（二）研究目标
通过本研究，笔者首先期望展现宋代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过程中人与海的互动关系，并呈现沿海民众内部、濒海居民与国家诸层面频繁且复杂的互动面貌；其次希冀通过归纳宋代开发沿海滩涂中的有益经验，总结其失败做法，指导当下沿海滩涂的开发，进而服务国家海洋战略及地方海洋发展规划；最后期待展现另一种观察、认知中国的视角，即从海洋看中国，思考“中国性”的多源构造，以求对中国整体历史做出新的解释。
三 研究的思路、方法、内容及重难点
（一）研究思路
首先，全面考察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的历史基础与时代背景；其次，系统梳理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的活动形态并评估其效果，以此阐释沿海滩涂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再次，探讨因浙江民众开发沿海滩涂而引起的国家治理演化情形；最后，对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与沿海社会治理进行历史总结并予以反思。
（二）研究方法
本书拟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宋代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活动开展跨学科研究。
1 历史学实证方法
历史学实证方法（主要是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在本书中有较多使用，用以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考证、查证，并以此为据，解析书中的研究对象。
2 社会学方法
本书尝试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利益协调等理论，解读宋代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过程中涉海群体内部、濒海细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协调，据此阐明浙江地方沿海社会关系的演变情况。
3 政治学方法
主要使用政治学中的国家治理方法，阐释中央政府在浙江沿海地方治理的演化情形、基层运作与民众的应对等。
（三）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浙江的沿海滩涂资源。在论述浙江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两宋时期浙江沿海滩涂的类型与分布情形，并从气候波动、降水量变化、海岸变迁与类型、岸貌区域特征与岸貌动态类型等方面考察浙江沿海滩涂的淤涨情况。通过上述两个方面来说明浙江拥有丰富且类型多样的沿海滩涂资源。
其二，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动因。浙江在两宋时期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产生活空间日益狭小的问题。本书从生产力发展、财税压力、人地矛盾三个方面揭示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动因所在。
其三，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的具体形态及其影响。根据浙江官民对沿海滩涂资源的认知程度与时人开发海涂的技术水平，从沿海滩涂围垦、海盐生产、海物采捕三个方面来考察时人开发沿海滩涂的具体形态，并探讨其对当时海洋活动产生的影响。
其四，浙江官民卫护沿海滩涂开发成果的努力。具体分四个层次展开：一是海洋灾害与浙江官民的应对；二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经费筹措中的社会关系；三是海洋灾害防御工程场域中的沿海社会治理；四是官民修筑海洋灾害防御工程的困境与解决之策。
其五，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活动与区域社会治理的演化。主要从沿海滩涂围垦与官民互动关系、海盐生产与国家政治权力渗透、海物采捕与沿海社会秩序构建三个方面详尽论述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与区域社会治理演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从海涂田耕种、势家侵损海涂田、官民租赋博弈、海洋灾害与救灾体系构建等方面，阐述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围垦与官民的协作与纠纷；在论述盐场分布与盐户食盐生产的基础上，对盐场与盐户间的合作博弈、政府盐课收入、私盐制贩与国家治理演进展开讨论；在阐述浙江民众海物采捕活动及变化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砂岸买扑制与沿海社会秩序构建、官府私置渔野税铺与沿海社会治理的关系。
其六，浙江官民共同经营海洋事业。全面总结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活动的特点，阐述沿海社会治理的演进脉络，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全面评述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以及区域社会治理演化推动宋代走向海洋的具体情形。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1 重点
宋代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场域之中，沿海民众在民间开放型海洋观念引导下成为沿海滩涂开发的主体，国家则在官方内敛型海洋观念指导下探索沿海地区的治理模式，两者间的不同发展维度成为观察中央、地方政府与沿海居民以及边海之民内部各类社会关系的重要路径。鉴于此，本书的重点之一是考察浙江濒海民众在民间开放型海洋观念指引下开发沿海滩涂的具体形态，阐明受官方内敛型海洋观念影响的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沿海滩涂开发政策、管理浙江沿海民众体制与治理边海区域模式演变之情形。
在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中，濒海民众与中央、地方政府之间，既有着利益合作，又在利益关切点上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这表现在：民众重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主要关注点在于强化对濒海民众的政治管控。因此之故，国家、沿海居民在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合作、冲突与博弈，由此成为探究浙江区域社会变革的关键。故此，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二在于，完整地展现浙江濒海居民追逐私利行为与国家政治权力向浙江沿海地区推进过程中多元互动关系的面貌。
浙江沿海滩涂开发活动与社会关系演进之中隐含着沿海社会治理演化这一主线，阐释朝廷、浙江地方官府在沿海滩涂不同开发领域的政治干预程度、治理手段之异同，概括沿海社会治理的总体性演化过程，认识其制度逻辑，是本书的重点，亦是难点所在。
2 难点
宋代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之中汇聚着中央政府、地方官府、地方精英、一般民众四方利益主体，四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已然较为繁杂，各主体内部的关系亦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有鉴于此，本书的难点之一在于需要充分梳理浙江地区沿海滩涂开发中形成的多样态社会关系。
在宋代浙江沿海社会治理中，中央政府采取“以陆控海”的管理思路对濒海居民施以管控，而沿海民众则最大限度地追逐经济利益，勾连两者的地方政府同时扮演着维护与破坏浙江沿海社会秩序的双重作用。因此之故，描绘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过程及各方利益主体在其中具有的作用、施加的影响，是本书的第二个难点所在。
四 研究观点与研究特色
（一）研究观点
其一，宋代浙江民众根据沿海滩涂类型，从滩涂垦殖、海盐生产、海物捕捞、海洋灾害防御工程修筑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充分开发。
其二，中央、地方政治权力介入、干预浙江沿海滩涂开发的程度不等，导致不同生产场域的社会关系呈现出相异的面貌。关涉国家赋税的海盐、涂田等成为相关利益主体的重点博弈场所，社会关系较为复杂。与当地社会稳定紧密相关、经济利益关联较低的海物捕捞、海塘修筑等，各主体利益冲突虽相对较小却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社会关系亦属多样且多变。
其三，浙江沿海社会治理隐含着三条主线：一是宋廷不断强化对沿海居民的治理，但其制度、手段未能完全契合当地的实际，致使中央、地方与民众之间存在合作与冲突；二是浙江地方官府实行的政治经济举措，引起沿海社会关系与治理模式的转变；三是浙江沿海民众非属中央、地方官府施政被动的接受者，以多种方式予以应对。
（二）研究特色
本书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方法对宋代浙江官民沿海滩涂开发活动进行综合性研究。不仅自上而下地考察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在浙江沿海滩涂开发、社会关系、社会治理中起到的作用，而且注重以“在地化”视角阐释地方精英、一般沿海民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