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术研究状况及问题分析
一、问题形成与民国时期各类文献
（一）问题的产生与民国知识界研究发轫
袁世凯称帝前后，国中政局愈加混乱。社会各界，特别是李大钊、孙中山等人率先使用军阀概念，批判势力高涨的北方军人实力派。持续到20年代，军阀概念不仅获得了学界的关注与研究，也获得了社会层面的广泛运用。按林霨的描述，“到192 6年，军阀一词已经很普遍，足以引起出版物中对其含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中国军事政治环境应当如何理解的讨论”。(1)于是，“军阀”现象的存在与表述，以及社会军政关系研究诸多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政、学及媒体各界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据笔者长期追溯，用于批判意义的汉字“军阀”概念，经过“民六年”转义，脱离古语军功之义，转而包涵浓烈的政治批判语境。对其含义以及相关之军政关系研究的展开，跨越政治、军事、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需要依据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梳理。其进程迄今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北京政府时期，即1912年至1928年，包含了较为完整的军阀概念的输入、诠释与应用过程，亦是军阀话语形成及其开放式研究时期；第二时期，大陆内外战时期，自1928年至1949年，是在政党史观、革命史观支配之下军阀话语的运用与政治定型时期；第三时期，两岸对峙时期，自1949年国共两党政权易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直到70年代末海峡两岸先后有台湾的解禁及大陆的开放改革，总体上可以说是军阀学术的复苏与发展时期；第四时期，两岸的解禁与开放时期，自70年代末至今，尽管诸多学理及史实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但由于大量史料的发掘以及思想史观的解放，可以说这是军阀与军政关系学术研究真正的黄金发展阶段。
伴随民初军阀概念的出现和运用，各界对于军阀定义的研究型论证渐趋完整。最初有1918年陈独秀的时事批评：“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2)用语很尖锐。
继有谭平山于1920年1月发表《军阀亡国论》，指出：“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3)文章还指出军阀的活动及罪行特征，共有“破坏共和”、“蹂躏国会”等12条之多，时论色彩甚浓，但包括了社会阶级、系统结构角度的分析，界定方式进一步完整。
该时期有学人进行对于军阀词源的探索。1920年南海胤子著《安福祸国记》，其中有专节《安福部与军阀》指出：“军阀二字，日文名词也，近人袭用之。吾喜其言简意赅，沿而不改，可见吾国素无军阀（古有藩镇），今始有之。”(4)该论点明确肯定该词的日文身份，强调“吾国素无军阀”，直接否定了军阀在中文古籍中的存在，此论点现今看来不确，却仍具有研究参考价值。
20年代国内政局的突变，不断推动着各方面的军阀概念研究。国家主义派的《孤军》杂志1923年发表打倒军阀专刊，其中一篇文章指出：“军阀的要素不外下面两种，就是（一）藐视法律；（二）专谋私利；所以我们对于军阀可以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军阀是藐视法律专谋私利的军队。”(5)该专号比较理性地阐述了军阀定义、形成过程及军阀势力派的具体判断等问题。该专号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动荡局势，统计了全国的军队分布等具体资料，无疑是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篇幅不大而结构完整的“军阀”专著。
在其他的军政各界应用之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界定说法，被公认为大军阀的张作霖就提出了自己的评判标准，他在1922年讨伐直系的宣传电报中说：“军阀弄权，据土地、人民为私有。”(6)这与现今的一些定义要素也有相通之点。
军阀概念的移植与诠释受到各界关注，得到多方面应用，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北京大学政治学教师高一涵(7)曾针对冯玉祥一份通电中提出的“军不成阀，阀不代阀”主张，发表多篇评论，(8)其中1926年发表于《现代评论》上的论文《平民革命的目的与手段》，讨论军阀性质及其防制方法，引出国民党元老、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吴敬恒（稚晖）(9)发表《军阀问题答一涵先生》（上、下）等多篇文章。双方就“有军即阀”观念是否正确等进行辩驳，参与论战的还有王恒、(10)王世杰、(11)上海国民大学的颜虚心等人。论战中提出的“化阀为军”、“军可非阀”以及建立“非阀之军”，反映出当时国人普遍的反军阀思潮。其后高一涵虽然在第65期上宣告结束论战，但随又发表了《时局的前途》、《军治与党治》等文，继续论证“军阀”与军政关系问题。
其中有王恒的文章《军阀是个什么东西》，提出了独特的军阀定义，指出“‘军阀’这个名词，把他当作一个人看待，是不对的，我以为应当把他当作一个制度看待，或者至少也应当把他当作一个‘准制度’看待。……‘准制度’的特制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军阀’都备有左列之相同要素：（一）据有一定之防地；（二）自由练兵敛财，及处分一切民政；（三）个人地位，均以实力为保证，不经人民票举也不经中央任命，（任命也是假的）所以每一个军阀的势力范围，即是一个小侯国”。(12)
王恒这一论断最大的学术意义是将“军阀”提到制度即军政关系层面进行分析，而不是看作单纯的时事现象，考察目标方面也有扩展，不再拘泥于批评当时的个别军事强人。王恒提出的判断“军阀”的三个具体标准，也与现今的研究者判断“军阀”的标准相通。其思想与方法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甚至是论战对手吴稚晖等人的认同。
丁文江著《民国军事近纪》(13)记载了北洋军队各部建制沿革，重大战争的经过等内容。对于北洋各派系的形成，并按省分类，对各系各省军队编制沿革记载十分详细，富有史料价值。
上述论著是“军阀时代”即军阀治下的作品，研究范围涉及什么是军阀，谁是军阀，怎样消除军阀等主题，尤在理论上而不只是从反对立场上研究了蒋介石等南方革命党军事首领是否军阀的现实政治主题。这些论著无疑具有时政与“研究”的一身二用的特殊性质。正是这多种多样的研究和讨论的推动，使面世不久的军阀话语逐步实现了体系化、理论化。
对于军阀概念内涵，学界的研究一开始便具有跨学科特征，展开了军政关系研究，其原因盖出于军阀话语所表述的实在现象，即国家政治体制结构必须摆正军事力量这一根本性与现实性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有北大教授燕树棠、王世杰等人所撰数量不多，却有相当深度的军政关系专论，对军阀现象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性成果，如中野登美雄《军人と参政权》等论著。迄今大陆学界统计“军阀”课题的研究成果，几乎都从战后算起，民国时期学术史未获有效梳理。(14)研究者需要重温他们的成果。
张君劢在20年代初提出了通过立宪解决军人干政的办法：“而其根本大计，则在宪法中以军人不得为总统一条，宪为厉禁而已。……我以为不禁军人入选，则国必无宁日。”(15)他推崇美、英以民兵制代替常备军的办法，以其为模本提出了调整军政关系的建议。但他的理论原则采自美、英的非常备军主义，同当时中国实情有相当距离，张君劢还将边防外患也归于军阀“造谣欺人”，显然属于过头之语。
高一涵从政治学的军政、军党关系角度，撰文《军治与党治》，主张限制军人的参政权：“因为政党与军队至少有三个不同之点：……军人有特别的身份，不能当作普通人民看待，党员并无特别的身份，仍是普通人民。军人治国治民只可算作反串，或者至少也要算是兼职；党人治国治民只可算作本行，只可作专任。军队的组织绝不能作为民治的模围，政党的组织大可算为民治的图型。这是军队与政党最显明的不同之点。”(16)高一涵的研究，开创了军政关系与党军关系研究的新角度，明确了约束军人参政权的差别主义法制原则，这样的研究角度及其所运用的理论尺度，在今天的国内学界仍是不多见的。
在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之后，国内政局迅速变化，日本加剧侵华，民族危机日渐严重。该时期有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17)（二册），从军制、军史、战史三大部分，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军队之起源，各军系及各主要战争。雷海宗论文《无兵的文化》等，是该时期有关军阀的政治文化及军政关系角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8)
雷海宗从文官与武官的关系角度，分析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传统：“文官武官的相互消长也与治乱有直接的关系。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同品的文武二员，文员的地位总是高些。”(19)又运用军阀话语，指出如果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关系失去平衡，就会产生军阀式的私军现象：“中央的军队衰弱，甚至消灭；有力的都是各地军阀的私军。这些军阀往往有法律的地位，如东汉末的州牧都是朝廷的命官，但实际却是独立的军阀。唐代的藩镇也是如此。此时地方的文官仍然存在，但都成为各地军阀的傀儡。正如盛世的文官都为大军阀（皇帝）的工具一样。名义上文官或仍与武官并列，甚或高于武官；但实情则另为一事。例如民国初年各省有省长有督军，名义上省长高于督军；但省长的傀儡地位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并且省长常由督军兼任，更见得省长的不值钱了。”(20)
雷海宗还归纳古代的军阀模式，指出：“乱世军阀的来源，古今也有公例。最初的军阀本多是中央的巡察使，代中央监察地方官，本人并非地方官。汉的刺史州牧当初是巡阅使，并非行政官。唐代节度使的前身有各种的监察使，也与汉的刺史一样。后来设节度使，兵权虽然提高，对地方官仍是处在巡阅的地位；只因兵权在握，才无形中变成地方官的上司。……这些新军阀都是巡察官的军阀制度成立后方才出现的。”(21)进入全面抗战时期，通过“战国策派”的诸多时论，雷海宗等人的政治文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战争形势，三四十年代的“军阀”与军政关系研究遭受到一定影响，但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仍然使军政关系与“军阀”研究的草根属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文治主义的传统底蕴与舶来语“军阀”的批判语境相结合，“军阀”的界定内涵趋于稳定，对于北伐对象的批评功用也被坚持下来。这种批评性质还表现在1948年陶菊隐著《督军团传》(22)之中，作者又“半釆自书报，半得诸传闻”，写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作为新闻记者，其选材与论证的倾向性与局限性较大。
需要指出，目前学界所进行的研究成果统计，能够关注到20世纪前半纪成果者并不多见。凡在该方面作出努力即可获得好评。例如，“有一位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在研究军阀的定义时，曾经征引了薛立顿、费正清、陶希圣、王造时、梁漱溟、戴季陶、蒋介石、胡汉民、林伯克和章有义等中外军人、政客和学者的说法”。(23)陈志让所征引的只是几点简短结论，且并未举出北伐革命之前的作品，但来新夏仍然作出了肯定评价：“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搜罗资料颇为完备的一篇涉及军阀定义的论文。”(24)可知，综合发掘、整理与研究北伐革命之前，即“北洋军阀”时代之“军阀”研究成果，是学界共同的迫切任务。
战后东、西方政治学界大都强调军政关系为冷僻学科且属战后的新兴课题，其研究对象是对于战后国际政治的考察，而对于战前中日两国军政关系研究及其学术史的分析认识，却多被忽略，需要作出新的认识与判断。
军阀话语研究与军政关系研究互为表里，而今政治学的军政问题成果丰富，军政关系视角的军阀研究仍不多见。凡治军阀之学，需要考察传统的北洋军阀史论著，也需要开拓新视角的军政关系研究。简言之，我们亟需充分发掘民国“军阀”时期，诸多学人开创的政治学视野中的军政关系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