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意义

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超越了以往新技术的创新扩散速度，尤其是近十年来社交媒体的崛起与移动媒体技术的结合，对用户使用行为、信息生产与分享方式、商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互联网是信息时代最核心的科技生态，影响着国家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尤其是各种社交媒体的勃兴，使民众从新闻的看客直接成为了新闻的参与者。在“前互联网”时代，屈指可数的几家主流媒体主导着议程设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认知、立场和相关行为。传统媒体生产出的新闻以内容制胜，哪家推出的成果质量高，受众人数就更多，影响就更广泛。人们看重的媒体要素是内容与形式。但互联网彻底改写了大众传播的图景，在互联网时代，影响新闻产出效果的因素不仅局限于内容与形式，除内容、形式等要素之外，社交、场景等核心要素也加入新兴媒体研究和发展的考虑范围之内。议程设置理论也演变为网络议程设置理论（network agenda setting），多种以往传统媒体未能涉及的要素融入其中，并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传统媒体对网络公众议程的影响力在下降，但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却对传统媒体产生着显著影响。更进一步，在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影响下，算法议程设置的诞生意味着新媒体通过“计算机协同人工来控制社交媒体网络，此举可以显著提升宣传者的宣传能力”。例如，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脸书可以“对一个村庄或小区，乃至一个个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今天，移动媒体技术高度发达，但它仍然在不断进步。现今社会，几乎每一青年都可以拥有一部自己能消费得起的移动媒体。在使用移动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内容更加平民化，传播途径更加多样化，传播对象更加精准化。

媒体不仅仅是人的延伸，而是已然成为人的一部分，并且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基石。近年来，在大数据与脑科学的推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尽管目前人工智能诸多技术仍处于不成熟阶段，但是可以预期，未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将提供崭新的人与信息、人与人、人与机器的交互界面。届时，未来媒体技术不仅将革命性地创造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新空间，也将拓展国家治理的新领域。意识形态斗争借助网络技术的力量，在外部势力的推动和内部矛盾的碰撞下，以网络空间为土壤不断发酵，以移动媒介为手段扩散，给国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如：（1）在网络空间下，一些西方国家以文化传播方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逐层渗透，它们“借网络新兴媒体、手机社交软件等载体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威胁”。②青年群体占我国网民的绝对多数。除了部分有身体缺陷的人，我国的青年群体几乎全民上网。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碎片化、泛娱乐化思潮和社交虚拟化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青年意识形态走向“过度娱乐化”和“民粹化”等。一系列的网络乱象表明，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和网络治理模式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网络算法等无处不在的渗透几无抵抗之力，青年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