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花夕拾》

陈漱渝

《朝花夕拾》是一部回忆散文，原计划写 11 篇，后完成 10 篇。前 5 篇写于北京，后 5 篇写于厦门，时间都在 1926年。这组文章在《莽原》半月刊连载时总题为《旧事重提》。“旧事”表现出作者的反顾，“重提”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执着。本书于 1927 年 7 月由作者亲自编定，1928 年 9 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1929 年 2 月再版，1932 年 8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第三版。书中除收文章 10 篇之外，另有《小引》《后记》各一篇。

《朝花夕拾》的文体特征是“史”与“诗”的结合。“史”指作品的文献性质；“诗”指作品的文学价值。

鲁迅是一位十分自谦的作家。他仅在作品的外文译本之前写过极其简短的自传。而《朝花夕拾》用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作者的童年生活、求学生涯、教学经历，是撰写鲁迅传记、年谱的必读资料。文中还通过作者个人的生活轨迹再现了近代中国的时代风云。其中关于迎神赛会、无常女吊的描写，是生动的乡风民俗史料；关于绍兴中西学堂和南京水师学堂、矿路学堂的描写，是变法维新之后重要的教育史料。

所谓“诗”是指作品中的某些事件或细节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宜一一考证坐实。因为所收诸篇的内容经过了记忆的筛选，正如作者在《小引》中所言，“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其中哪些是艺术虚构，哪些是无意失真，无法予以准确判断。比如，《藤野先生》一文中关于“幻灯事件”的描写，就跟鲁迅当年日本同窗的回忆或有出入。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百草园”的描写。在周作人笔下，百草园是一处“荒园”，有“一座大的瓦屑堆”，“靠门是垃圾堆，再往北放着四五只粪缸”，“无生物”，“长着一株皂荚树”，“最为儿童所注意的，是黄瓜和萝卜”（《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以上是一个老年人的纪实性描写。而在鲁迅笔下，百草园内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是童心世界中的“百草园”，跟枯燥乏味的三味书屋形成了两个天地。周作人笔下展现的是生活的真实，亦即“史”；鲁迅笔下呈现的是艺术的真实，亦即“诗”。这也相当于鲁迅记忆中儿时吃过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滋味会胜过成年后吃过的所有美味佳肴。

只有把握了“史”与“诗”的结合这一根本特征，才能读懂《朝花夕拾》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