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多尼格序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自己女性的身份，单枪匹马地从事着某种形式的地下出版活动：我把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关于印欧神话的多篇文章复印了一份，装订成册，在我的学生和同事之间传阅，现已翻得越来越旧了。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我感到，这些文章代表着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里最可靠、最具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其知识之渊博，不论在印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还是在印欧宗教思想之性质的真正思考上所阐发的大量独到的见解，皆可谓独树一帜。

但是，我私下出版的布鲁斯的作品老是不翼而飞，我已经厌倦了再把它全文复印出来，于是我便急盼着他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著作公开出版，我天真地以为他的新著会收入这些有着内在联系的论文，也许还会经过修订呢。当——《神话、宇宙和社会：印欧人关于创造和毁坏的主题》（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终于问世后，我才认识到我是多么地愚蠢。我本该知道，布鲁斯的思想发展疾似光速，他才不会重订旧文呢，而宁可以全新的方法著全新的作品。事实上，正如他在本书论《两条道路》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在写完那本书后，他的思想另外又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这正是他无穷活力与追求完美的诸多表征之一。

布鲁斯著作中的这种连续不断的转变，作为一种品格本身是值得褒扬的，只是令我一再陷于窘迫的境地。《神话、宇宙和社会》当然是论述印欧宗教的上乘之作，但是尚未穷尽上述文章所涉及的范围。布鲁斯就像他的老对手乔治·杜米兹一样，是一个听任心思流动不居的人，一个一看见有新事可为就立刻下手的人，这在我看来乃是一种讽刺。然而，与杜米兹不同的是，他并不总是愿意回首过去，在一个历史学家看来，这是一种古怪的品性，也许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来就未必那么古怪了吧。杜米兹总是不断抛弃并指责他从前的作品；布鲁斯则喜欢随它躺在那里，好像阵亡了似的，自己却一味地向前——向前，向前。

但是我终于说服他返观一下他的旧文，一旦他翻检它们，便立刻以一种颇具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他在本书的作者自序和《两条道路》一章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后面这篇论文解释了为什么收在本书第一部分关于印欧研究的论文中，根据布鲁斯自己的观点，应当把它们凝结在琥珀里面，此文堪当这些论文的后记。但是，书中的这一部分向我们讲述它的主体亦即作者，更甚于其客体亦即印欧宗教。它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学者思想发展的活材料，向我们显示了当初他是怎样为这一大片研究领域所吸引的；后来他又如何在其中开始工作，如何对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最后，在这个他觉得应当永远放弃的研究领域里，他和其他学者的工作又是如何变得至关重要的。

但是布鲁斯着手为出版社准备本书时，他并没有躺倒在这些引人注目的荣誉上。他继续写了数篇全新的章节，在时间和空间上把材料加以扩展，使他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融会贯通，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关联。结果，过去刊行的文章（不过其中多载于欧洲的刊物和人们不大注意的纪念文集，美国学者更是一无所知或者未曾善加利用）与新撰写的、以前从未刊行的论文，在本书中相映成趣。

本书的第二部在方法和主题上与第一部都有所不同。在方法上，它不是以比较重构法，而是以专注于当时某一特殊团体来处理印欧题材。与此同时，它的焦点从死亡转到了杀戮这一与死亡密切相关但意义大不相同的主题。这些研讨人祭与战争的论文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战争和狂暴的已刊文章，另一类是未刊的新作，它们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学术之争的狂暴和投入。这种狂暴和投入在本书第三部也是大行其道，只是针对杜米兹本人的，本书第一部分曾从杜米兹的方法论中汲取过灵感，而布鲁斯现在则对这种方法论提出了公然的挑战。

在本书最后两部分（我倾向于称之为“战争中的林肯”或曰“激战犹酣的布鲁斯”）中，除战争与献祭喻之外，尚可追加第三种隐喻，即医疗的隐喻，使之化而为三。因为当布鲁斯感觉到学术上的外科手术极其重要时，他便操刀在手。但是他确实牛刀小试了；这些论文锋利如同剃刀，使重大的学术争论血流成河。然而本书证明学术流血有理，因它显示出这些争论对于他作为学者与作为一个人而言何以至关紧要。他是个有深度的人，事实上是个仁慈的人，他关怀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对待，尤其关怀他们如何相互交谈，以及相互倾听（或者不倾听）。正是这种人类/人道关怀，使布鲁斯·林肯的作品远远高出其他只注重意识形态、注重为雄辩而雄辩、注重时髦的社会形式的解构的学者。人们常常攻击布鲁斯在一些学者和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论战中喜好争论、情绪激动、不留情面，而这恰好证明试图把学者与普通人隔绝开来是天真幼稚的。本书讨论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更加确切地说，是政治生活与著书立说的关系，不仅如此，此书本身就是这些关系的具体体现。在布鲁斯感人的自序里，他曾言及祖父之死与他沉浸在有关冥界的慰藉神话之间的联系。同样，他还言及，当他终于相信在杜米兹的著作——他是大加推许的——与杜米兹的生活——他不能视而不见的政治上的种种瑕疵——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时，他的悲哀心情。

就我本人而言，布鲁斯·林肯的作品，不仅对于我的学术发展一向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我迟迟不愿承认而终于承认在我作品中具有政治倾向，对于我犹豫不决地由鸵鸟转变成为或许不是老鹰，可至少是激烈的鸽子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他在过去十年间的情谊，于我不啻为一条生命线，其间我们有各自的生活，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眼看着父母步入晚年，我们一同悲悼深爱的同事去世，尤其是米尔恰·伊利亚德。米尔恰和布鲁斯在政治态度上尽管大不相同，但是米尔恰常说（有书面文字为证），布鲁斯是他最优秀的学生，而布鲁斯对于作为学者和友人的米尔恰的那份持久的感情和尊重，亦反映在本书的题词上了，在我看来，这恰好证明了两人之间的宽容大度。

温迪·多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