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增生平补说

在有关徐增的研究中，首先涉及的是生卒问题。樊维纲先生据徐增康熙七年（1668）自称年五十七、康熙十年自称年六十125，及张寅彭先生和笔者先后撰文，均指出其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126那时尚未见徐增《九诰堂集》，笔者是根据方文康熙七年作《题徐子能小像》“何幸同生壬子年，苦吟端不让前贤”的自注“予与子能皆壬子生”127，而得其生年的。邬国平据作者《五十自寿》诗自序“壬午岁，余年三十有一，……今年辛丑十一月有九日”，首次准确指出：“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九日”（1612年12月1日）。关于徐增生卒年，邬国平、蒋寅均注意到李灵年、杨忠先生主编之《清人别集总目》定为1603—1673，蒋寅云：“未知所据”，邬文仅指出生年有误，并均以康熙十年（1671）徐增《重修灵隐寺志序》称年六十，云此年尚在世。新近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介绍徐增“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参考文献为“《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五、《江苏艺文志·苏州卷》”128，生卒年就是分别依从这两部书的记载129。生于1613年的错误自不待言，问题是甚见功力的《江苏艺文志》关于徐增的生卒年源自何处？它也是《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徐增生卒年的来源。该书对徐增的介绍有两处蹊跷：一是说他乃“吴县光福人……生六岁而孤”，一是说其“继父志修族谱，建宗祠，编次《光福志》，未竟而卒，年七十一。子傅，成其志”，皆与清初徐增事迹不符。《光福志》卷首有徐傅自序，言及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冬夜”编定该书，“以继先君子未竟之志”；徐傅字月坡，其父名增，方志载其“字二逵，号蘅川，靖节廿四世孙，生六岁而孤……继父志修族谱，建宗祠”，著述仅“编次《光福志》，粗有端绪，遽易箦……卒年七十有一”130，故非字子能号而庵者。至于如何从乾嘉时的徐增“卒年七十有一”，推导出明末清初之徐增的“1603—1673”，则不得其详；抑或的确曾发现清初徐增卒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可靠记载而上推生年，尚有待证明。

徐增年轻时即患脚疾，遂弃科举，专心诗学，即钱谦益所谓：“子能年甫壮而得末疾，须人以行，衣冠质雅，宛如古人，杜门扫轨，日晏忘食。”131徐增三十一岁撰《奈何歌答梁溪华仲通》七古长诗，亦云：“我患足兮君患目……我须蓝舆君须杖”132，顺治八年（1651）撰《黄云孙诗序》时还曾夸张地说自己“弱冠得末疾，闭门谢交游”133。自称“以软脚病不出门户”134，此病因“毒风流于脚膝，行立不得”，“江南多有此疾，号为软脚”135，可能即今人所谓“足下垂”。故平生行迹多在苏州，早年赖亲为生，三十岁所作《示弟》诗自谓：“善病亏吾弟，谋生累老亲”（卷二），晚年以选诗评诗为业，事迹本无太多变化。邬文根据陈宗之《梅鹤诗人传》并参以有关资料，亦属可行之举。唯以陈宗之云：“子能岁路未强”，而判断此传“作于徐增生前”，稍嫌笼统。“岁路未强”，语出南朝梁张充与王俭书：“丈人岁路未强，学优而仕，道佐苍生，功横海望，可谓德盛当时，孤松独秀者也”136，只是泛称人年事未高，不足以推论写作时间。陈宗之，字玉立，长洲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朱彝尊选其诗八首人《明诗综》卷七十三，并论曰：“启、祯间，景陵流派盛行于吴中。虽有林若抚力持唐调，然而捷敏未免率易。玉立矜炼，独操正始之音，八门七堰六十坊，可以独步。”137王铎《陈玉立诗集序》云：“余在姑苏，交玉立陈君，其门多芜草，其人耻逢世，淡声利嗜欲，专于丘索，赞生通志。”138可见其人品格风标。陈宗之因与徐增老师张世伟交密而与徐增为友，曾撰《首夏寄徐子能》二首，其一为：“栖迟萧寺辘轳床，水木空青湛竹房。几落瓦花桐广碧，槛悬蛸蠹桂坳芳。携尊喜逐忘机友，闭户粗知省事方。闻道西郊徐处士，突烟晨冷鹤无粮。”139陈宗之死于顺治二年（1645）十月140，此为《梅鹤诗人传》写作时间下限，徐增始三十四岁。

关于徐增的生平，邬文主要涉及三点：字号、行迹和著述，以下围绕这三点，略加匡补。

1.字号。邬文首次记载其字子益、无减，改字子能，别号梅鹤诗人，法号知至，曾改名匡杖141，字瀑悬，多道人所不知。然认为徐增“叫而庵”，并引陈鉴《而庵说唐诗序》等资料，指出“而庵或是他的室名”，这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吴县殷丽《访而庵道兄话旧适有禾中之行留诗别余次酬二首》注曰：“子能号而庵”142，而庵不是室名而是号，其室名有“天心阁”等。邬文据陈函辉《徐子能天〔水〕（心）阁咏业序》“人目之南州徐孺子也”，认为这也是徐增的别称，其实此处是说他像东汉著名隐士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一样博学多识而淡泊明志。徐稚因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而名益彰，古人多以“徐孺子”称后世徐姓贤者。此外，“徐二园”未必是“别人对徐增的讥称”，其《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一时至友辄怪予，曰：‘徐二园着魔。’”（文卷二）既出挚友之口，着魔是讽，“二园”非讥。其《挽陈玉立孝廉》诗第一首末句为：“憔悴吴侬说二园”，自注曰：“泌园，谓张异度师；匏园，先生别号”（卷二），“徐二园”或许与纪念师友有关。徐增另有四个别号，一为“而庵道人”，见《元气集》顺治十七年自序落款；一为“而庵居士”，见康熙刻本《而庵说唐诗》卷首自序落款；一为“大易学人”，见康熙二年刻本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所撰序言落款；一为“十足道人”，见康熙十年刻本《珠林风雅选灵隐诗序》落款。此外，康熙九年（1670）所撰《书〈泽公传〉后》落款为“庚戌夏五月望后三日吴门大易学人圣行徐增拜识”143，可见其与友人金圣叹在法名上是同辈的。

2.行迹。古代有关徐增小传，多云其“晚年得末疾，须人以行”144，“暮年患足，不能步履”145。邬文引陈宗之《徐子能诸刻序》：“齿未三十，邑邑自伤。每就余商出处。余曰：‘为君熟筹之矣。天挛君足，不攦君指，色力故盛，盍为千秋业计？’于是绝意进取，杜门莲泾146，蓬蒿自封。”证明徐增大约三十岁时已经患足病，暮年得疾之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可纠历来文献之误。唯据集中《黄子羽舅氏六十寿序》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余亦有留都民部之命”云云（文卷七），推测徐增“似明未曾一度在南京被授职，所授何职不详。对于这次唯一的仕途机会，徐增放弃了”，恐怕是对有关文字的误读。黄翼圣，字子羽，号摄六，苏州太仓人，崇祯十一年（1638）以保举授四川新都知县，崇祯十六年升浙江安吉知州。明亡弃官归隐，皈依佛教，钱谦益为撰《黄子羽墓志铭》、《莲蕊居士传》。徐增称其为舅，即母为黄氏。《黄子羽舅氏六十寿序》言：“子羽为鸣宇先生之令子”，鸣宇（一作“明宇”）为黄翼圣父黄元勋之号，徐增不当直接称外公为某某先生；序云翼圣该年“六月四日称六十，其亲知以余交子羽深，而属余为文以寿”，亦非有甥舅关系者所宜云然；序云：“余幼时从缪西溪太史所，闻子羽尔雅韶令，初以为文人之豪，以不得相见为恨”，缪西溪指江阴缪昌期，苏州城与太仓毗邻，外甥见舅，应在外公家或己家，不应舍近求远；序云崇祯十六年子羽“擢安吉州刺史而余亦有留都民部之命，岁暮会于巴城”，绕道黔粤返江南，“夜则吾两人共聚一室，谈所历之山水为乐”，撰者如是徐增，当已非布衣之士。据此数事可断，序语不是出自徐增口吻，乃是其代笔之作。由序中“壬午余在蜀臬，以吏事相接见”可知，所代者为江阴张有誉，明末由四川按察使（臬使、臬宪）擢南京户部（民部）右侍郎，入清隐居苏州灵岩为僧。

3.著述。徐增一生以选评古今诗歌为主业，问世者甚丰。在其五十五岁撰《上龚芝麓大司寇》自荐时即云：“所刻拙作十余种，流传南北。”（文卷三）邬文对徐增存世著述介绍了六种，分别是《九诰堂集》、《池上草》、《而庵说唐诗》、《面庵诗话》、《元气集》、《灵隐寺志》。《而庵诗话》、《灵隐寺志》皆常见，以下仅就其他四种略作补说。

《九诰堂集》三十七卷（赋一卷，诗二十五卷，文八卷，诗余一卷，史论二卷），该书一般工具书都著录为“清钞本”，由文中避“玄”字讳而不避“丘”字讳，当为康熙间钞本。书中多钤以“谦牧堂藏书记”阴文印，为各卷起讫。谦牧堂乃康熙时大学士揆叙藏书处，揆叙为明珠之子，纳兰成德之弟。康熙初年，钱塘赵时揖搜集金圣叹评杜诗云：“闻先生遗稿，珍藏燕都巨公之家。倘得赐教天下，此少陵快事、先生快事、普天下万世之大快事矣。”147由徐增别集钞本之收藏，不仅令人遐想圣叹遗书之下落。《九诰堂集》书首，有约六厘米见方的朱文大印“诒晋斋”，为清高宗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藏书印，可见此书流传有序。《九诰堂文集》的许多篇目，都是徐增代他人所作（只有少数篇名下注明“代”或“代某某”）。如卷六《贺陈商卿堂落成序》云“余尝过吴门”，卷七《王玄珠司寇顾淑人七十寿序》“癸未春薄游吴门”，卷八《黄君五十寿序》：“过吴门则主张□□家”，皆非家住苏州西城阊门外者的习惯用语。再如卷五《祭叔祖母李夫人文》云“吾叔太仆公出而有功宗社”，指的是太仓徐宪卿，作者自称：“某等忝属犹子”，看似徐增口吻，然宪卿比其父年长二十二岁，徐增不可能称其“叔”。此外，卷六《刘子制义序》：“吾师姜燕及……则主庚午南闱试，以第一人荐予者也”，是代崇祯三年（1630）南直隶解元吴县杨廷枢撰；卷七《河南谢相明五十序》：“岁在辛巳，予奉命使益藩，还息里中……予职在太史”，可知代长洲徐沂撰；卷七《田怀逸六十寿序》、卷八《顾母金太君七十寿序》、《承天寺鉴微上人五十寿序》诸篇，自述“岁在辛卯乞假归里，间与儿子世濂辈访问地方安危”，“己未上春官，遂叨一第”，自称“待罪宰相”，“母丁太夫人”，“内弟严子叔韬”，所涉都是吴江金之俊的事迹和亲属，所代者自明；卷七《徐参微五十初度寿序》自称：“早通仕籍，读中秘书……予家本孟津”，自是为王铎代撰。后人在研究这些作品时，不仅不能将“作者”自述视为徐增本人的事迹，也要审慎看待其中表露的思想，因为毕竟这是代言之作。同时，大量的代言作品在其文集中的出现，是否也说明了手不能缚鸡、脚难以着地的落魄书生，代文润笔亦是其重要的谋生方式之一？

《池上草》当即《池上篇》，因稿本藏南京图书馆，邬文语焉不详。该书二册不分卷，署：“池上篇五十二首吴门而庵道人增著”，故有关书目多著录为“清徐增撰”148。其实为徐增与友人范骧所撰诗文合集，其中徐增撰诗文四十二题，范骧撰十题（含词一阕）。范骧，字文白，号默庵，浙江海宁人。晚明贡生，善书法。顺治十一年（1654）举贤良方正，坚辞不就。康熙初年因庄廷明史案被捕，后无罪开释。著《爱日堂文集》。《池上篇》卷首有徐增题记：“西寺有池，此名泉也，余过海昌寓其上。‘海昌西寺里，借住得名泉。命自水中赋，诗成《池上篇》。凭轩殊洗濯，煮茗更流连。看彼朱鱼乐，为余作客缘。’”所收诗文时间最晚者为“六月朔日”所撰《天岳和尚诗序》：“庚戌四月，余买舟到海上访范文白先生，寓西寺池上轩至五月。”具体赴海宁时间为“今庚戌四月望前三日，余发舟再往海昌”（《书〈泽公传〉后》）。范骧《池上轩四绝句呈而庵先生博笑》第一首“经藏楼前叹劫厌”注云：“西寺为唐盐官大师藏经楼，久废。”可见徐增所居之地和此集命名之由：徐增于康熙九年四月因访友人范骧，而舟赴海宁，寓居惠力寺，惠力寺“俗名西寺……殿西有舍利阁，唐宋时藏经之所”149，位于今海宁市硖石街道西山南麓，北倚紫微山（西山），因寺中有池上轩而将相关诗文结集后取名为《池上篇》。其中《范爱日报我栎下先生蒙赦喜赋》三首，有助于了解徐增与周亮工的交往和友谊。

《而庵说唐诗》，邬文对其刊行时间和分卷体例有所考证。如针对陈鉴等人所撰《刻元气集例》“《说唐诗》三百一十九首，共七卷”，徐增《元气集凡例》“有《说唐诗》七卷”的记载，邬文认为这是因为该书“对选入的诗歌分为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排共七体，每一体多则四卷，少则二卷，共二十二卷。所谓‘七卷’，实是指七体。这说明，《而庵说唐诗》原先拟一体一卷，共七卷，将全书分为二十二卷是后来才确定的”。然而，七卷本的确仍然存世，扉页正中为“说唐诗”三大字，右上为“吴门徐而庵先生”，左下为“芸经堂藏版”朱字，书眉横书“周元亮先生鉴定”150。与九诰堂刻本相比，七卷本卷首仅有“康熙丙午小春华岳李图南撰”序，无陈鉴序和徐增自序，卷首目录同，正文中却没有“唐帝年号”内容；芸经堂本正文卷次与目录不同，目录七卷（按体分卷），正文则为九卷（七言古与七言律分列两卷），故亦可称之为九卷本。该版本最大的特点或奇异处在于，将徐增实际最后完成评点、在九诰堂刻本中为第二十至二十二卷的五言排律（卷末亦为杜甫《太岁日》，有徐增“癸卯九月二十日识”）置于第一卷，且无陈鉴原序（云“今徐子将半百”，约撰于顺治十七年）和徐增自序。故芸经堂本与九诰堂的先后关系（即便它在九诰堂本后问世，其祖本是否早于九诰堂本），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徐增与金圣叹说唐诗孰先孰后的问题，邬国平、蒋寅先生都有所讨论。笔者以为，就起始之时而言，无疑圣叹要早，如金昌云：“唱经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楼借杜诗》。庄、屈、龙门而下，列之为第四才子。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151

其评杜诗《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曰：“余廿年前，读此诗解，合什大士前，颂其青莲华眼。”152可见：一、在崇祯十四年（1641）《第五才子书》问世时，圣叹已有批第四才子书杜诗的计划；二、在长期的阅读批评的过程中，手稿四处可见，无论何人都可直接间接看到；三、金昌整理《杜诗解》在圣叹身后，约在康熙初年，上溯二十年，可见圣叹于甲乙之际即有说杜（唐）诗篇什流传。故，今人考察两人说唐诗的影响，绝不可只是根据徐增自序云解说唐诗开始于顺治五年（1648），动笔于顺治十四年（1657），而圣叹解说唐七律开始并完成于顺治十七年（1660），就说前者早于后者，尤其不能说“比金圣叹解说杜诗的时间为早”；其实，直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徐增说唐诗才完成最初的几卷。153至于圣叹选评唐七律诗，即便是顺治十七年二月八日到四月望日完成的唐诗六百首评点，套用徐增《而庵说唐诗》自序的话，如果没有长期的“说诗”积累，是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能“笔之于纸”的。能证明笔者这一推测的，不仅仅是金昌“廿年前读此诗解”之言，顺治十七年夏，圣叹致嵇永仁书云：“弟自端午之日，收束残破数十余本……，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余章，付诸剞劂”云云，亦值得玩味：一、由“数十余本”与“先理唐人七律”之关系，可见所说唐诗远不止七律；二、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自序所谓：“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始说之诗评手稿，何至于到五月端午便已“残破”了呢？后者分明是对兀兀穷年、摩挲反复的旧稿之描状。加之圣叹学术影响力在精神层面上对徐增巨大的震慑作用，所以，笔者同意蒋寅的观点：“在诗学观念上，主要是金圣叹影响了徐增，而金圣叹受徐增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元气集》又名《九诰堂诗选元气集》，封面正中题：“名家元气诗选”，右上和左下分别是：“吴门徐子能先生定”和“九诰堂藏板”。卷首为徐增《元气集序》，落款：“顺治庚子长至前三日吴门而庵道人徐增子能氏书于西城之黄鹂坊”，次为《周栎园司农来书》（与《说唐诗》卷首《周栎园先生书》不是一文），再次为《刻元气集例》、《元气集凡例》，以下为正文。岭南陈鉴、梁溪钱肃润、武林鲁得之、虞山陆元泓“同定”《刻元气集例》云：

徐子潜心风雅将三十五年……弱冠时，有刻集十余种。一时大君子，若粤中陈文忠公秋涛、何相国象冈、黎忠愍美周、天台陈学士木叔、孟津王相国觉斯……吴门杨解元复庵、陈孝廉玉立、全文学圣叹、朱文学云子、丘文学天民、章明府子充、姚文学仙期……南昌徐文学巨源辈，皆为之序，海内无不盛称子能者。至改革后，子能以末疾杜门，究心内典。

顺治庚子为顺治十七年，友人所撰例言，大约成于同时。《中国丛书综录》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将现存《元气集》的版本著录为“清顺治十七年刻本”。其依据大概就是这篇自序落款。其实，是书每卷的刊刻时间并不一致，邬文已据其中《四照堂集》徐增评语涉及“乙酉春”作者卢见周亮工事，指出“至康熙八年尚在断断续续进行之中”，因此《元气集》只能是清康熙刻本。在徐增撰《凡例》中，有两条涉及当时江南刻板、印刷和评点的收费标准：

吴门刻宋字者，每刻一百字，连写与板，计白银七分五厘；有圈者，以三圈当一字。《元气集》每一叶，字与圈约有四百字，该白银三钱。今加笔墨纸张、修补印刷之费一钱，每叶定白银四钱。

刻三十首诗，约有十余叶；刻一百首诗，约有四十叶。有欲刻入选者，即以梓金同寄到，使子能照资选刻。少者一月竣工，多者两月竣工，便可报复矣。154

从字体选择与加圈抵银，到作品篇数与用纸用时，皆有明示，不仅是当时江南资助出版的耗资详单，而且包括的智力费用，堪称珍稀史料，亦可令人想见其入清后的主要生活来源。此《凡例》与后出之《而庵说唐诗》卷首“附白”之语“今《说唐诗》已刊行，廊庙显达暨林泉高隐，如以为可，新诗望即邮寄吴门，勒成二书155，则增亦得附唐人选唐诗之后，何幸如之”一段，先后呼应，同为他向时人征求选诗评诗的广告之语。邓之诚1953年“癸巳冬月二十九日”撰《记金圣叹》，云：“徐评《制义》及《诗》，为人选刻诗集，须纳刻资，声光不敌金，而贫过之。”156想必是看过《九诰堂元气集》的，令人佩服其腹笥丰赡。

徐增现存著述可补一种，即《贩书偶记续编》和《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已著录之《珠林风雅》，属集部总集类，康熙十年刻本，不知为何不见邬文提及。该书上下卷，署：“吴门徐增子能甫选评”，选录戒显、元舆、正瑞、元通、德玢、元迥、通贤（毗陵人）、显赤、寂证、普映、方璇、海云、等琏、定雨、通贤（杭州人）、性质等十六位僧人诗作，每人有小传、总评和各诗评语，徐增卷首序云：

庚戌仲冬杪，余入灵隐，晦山和尚为设一榻于方丈静室中……山中诸上首谬以余为能知诗者，争以诗出示我，一一罗列案头，……方知和尚下此一榻有深意在也。余方有《珠林风雅》之役，因从和尚诗选起，合成十六座，录上下卷，诗各有解数，得唐人甚深三昧。157

将此序与邬文已引之《灵隐寺志》徐增自序“九年冬，余过灵隐，时晦山和尚住持，属余重修之”对读，可见该年冬季徐增应释戒显之邀至杭州灵隐寺，做了两件事：重修寺志和选评僧诗。徐增另一部现存评点著作是《匏潜子四时四声山居草》，作者释上暎，明末常州宜兴人，俗姓徐，诗集五卷，“以四时四声次第歌咏”，自序于崇祯五年“岁在壬申夏仲后”，有严我斯、史夏隆和周亮工（署“白下亮老人”）序，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各卷大题下双行署：“东吴而庵徐先生拈阅，晋陵可园许先生评颂。”晋陵为武进古名，可园为许之渐之号。158每卷之末，均有两人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