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的论者为了论证确有“睚眦”之事，并且“睚眦”事乃杜甫坚决辞幕的原因，极力论证杜甫在代宗登基后，因时局发生新、旧交替变化，杜甫的隐逸心情也一去不返，所以严武再镇蜀，杜甫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于归家兴奋之际在《草堂》诗中说出了“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并有好好干的想法。杜甫《释闷》中的“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而后来杜甫的突然辞幕，即因发生“睚眦”之事。

我们认为这里对杜甫诗的理解有两处值得商讨。先说“江边老翁”二句。这两句并非论者所说的那样，因为诗中所谓的“错料事”并非指卜居成都的想法之事，而是指自己先前对时局的料想是过于乐观错误的。《释闷》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时距代宗登基的宝应元年（762）已过两年，此诗正是对这段时局的写照以及诗人的态度。将诗歌与《旧唐书·代宗纪》对这段时局的记载相对照是颇相符合的。诗中的“不见风尘清”，正是对这段时势乱象的慨叹与不满。故仇兆鳌释云：“吐蕃入寇，逼乘舆，毒生民，祸皆起于程元振。所望一时君臣，幡然悔悟。……岂知嬖孽不除，则兵不得解。兵不能解，则诛求仍不得息。其事之舛谬，真出于意料之外矣。”90可见，这两句诗乃表明诗人对时事的不满与失望，表达此前自己对代宗朝的期望料想乃是“错料事”，这与此前自己隐居成都之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能以此诗句说明杜甫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呢？又怎能以此作为杜甫抛弃隐居想法，而“主动请缨”入严武幕府的论据呢？

论者所引《草堂》诗，乃作于广德二年春杜甫结束一年半多的流离生活重回草堂时。论者认为诗中的“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句的意思是诗人大有主动请缨之意。我们以为这种解读需细酌。《草堂》诗乃围绕草堂而作，故于篇首四句概括全诗：“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以此仇兆鳌谓：“以成都治乱为草堂去来，四句领起全意。”91此四句后即叙述诗人前离草堂后成都乱起景象。接着又叙“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复来薙榛芜”。意为天下未平，难于东游，又舍不得草堂，故又回来。最后一段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仇兆鳌解释最后这一段云：“此既归之后，慨叹身世也。世乱未休，托身无地，得草堂以养余年，此外更无他望矣。”92《杜臆》亦谓“士既无用于世，则一饮一啄，已愧此残生，而‘食薇’甘之矣”93。可见此诗阐明回草堂乃是在“托身无地”时的最后选择，盖草堂尚可养余生，虽食薇亦已足矣。可见，“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两句乃就草堂言，表达在别无托身之地时，只有草堂可托残生。因而这两句又怎能是于“兴奋之际”，表达“大有主动请缨”，期望入严幕的愿望之意呢？

有的论者认为杜甫入幕之初，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他在《扬旗》中说：“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认为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杜甫与严武发生了酒后的“睚眦”。

我们说杜甫既然已入幕，在意气高扬时暂时打消近期去蜀之想，效力戎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此时或稍后就不存在以后还是要离开幕府之想，而如有这种想法就是极为突然的转变，就非得有非常严重的“睚眦”事件使然。我们认为通察杜甫的经历、思想，其入蜀后，想离蜀回中原、长安的愿望久存不去，这一根深蒂固的念头就是在入幕后也依然存在，并与初入幕时的效力戎幕，暂时压下去蜀之想是可以并存的，这正如他在初入幕的《立秋雨院中有作》诗中所表明的：“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在稍后的《到村》诗中他还私下打算“稍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既然如此，那么此后又由于其他原因诗人较快地想离开幕府，这不也是自然之事吗？尽管诗人的离幕要求在入幕后不久似乎有点突然，也确是另有理由的。这理由就是诗人所说的身体致病，难于忍受幕府紧张的生活，以及规矩的拘束，与逍遥自适的天性格格不入等原因，而非得有“睚眦”发生才如此，因为入幕后，很快地他那上述的自身原因就让他觉得难于忍受，遂有离幕的要求。退一步说，假如还有其他更为主要的原因，那么也未必非因“睚眦”不可，在多种可能中怎能只认定尚有待于证实其真实性的“睚眦”传说呢？这在论证逻辑上是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