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按照一些学科的定义，文化的两大要素是语言和宗教。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因语言而发生的多，而文化冲突多与宗教相关。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因交流而发生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解读为文明的冲突，俨然有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后来又被称之为文化的冲突，尤其是宗教和种族的因素所引发的文化冲突。

文化差异多而相聚近，往往容易发生矛盾。在当今世界上的几大文化交汇处中，耶路撒冷俨然是一个冲突的中心，伊斯坦布尔表面平静，实际上暗潮汹涌。这似乎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冲突的印象。不过，仔细分别，导致冲突的大都是政治和利益，虽然不能说与文化无关，至少很难概称为文化冲突。

澳门—珠海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另外的文化接触样式，不同民族、宗教、习俗和语言，可以共存。不仅相安，而且共荣。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多元文化汇聚的过程中，没有摩擦乃至冲突，而是文化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冲突，也可以成为互补的契机。

这种情形未必是例外，同时也提供了对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解读。中国很早就以文言分离的形式将千差万别的语言包容，以文化集合的方式，将不同民族融和（即以文化不以血统取舍区分），使各种宗教并存于同一屋檐下，而让信众各取所需，并使得文化整体不由宗教主导。应该说，当西方文化东来之际（所谓西方与东方，都只存在彼此的心中，而非实有），在澳门、珠海这一点上，遇到的是一个别样的文化不同的处理态度和方式，只不过在文明冲突的进化论解读下，后来更加注重西方文化的新，而很少认真检讨中国文化的异（夷夏之辩别有深意，而在官与民的角度看各不相同）。或者说，更多的是将二者的不同理解成新旧差别。

“天下为公”的天下，后来指的便是文化，所以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国为私，为政治权力，天下为公，为文化的文野之判。中国人为文化集合体，以文化的高下为区分，不以种族血统为分界。天下为公而致大同，不仅汉化，亦可胡化。

还在1920年代，在讨论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有关的问题时，就有人预见到在白种人的种族歧视之下，与回教的广泛冲突甚至战争难以避免，希望中日相互提携，发展壮大，以便在白人与回教的冲突中扮演缓冲或制衡的角色。这样的想法当时看来未免异想天开。如今的世界，似乎应验了预言，全球化的准则本身并不是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与恐惧主义恶性循环，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人类或许到了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共同生存的时候，以交流代替冲突，以互利代替牺牲，这或许是我们探讨澳门、珠海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与众不同的意义之所在。中国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理应成为建构世界的文化物种凭借。

任何学术问题要想深入持久，首先必须有充足丰富的资料作为依据，澳门、珠海乃至香山和珠三角、广东、整个中国，资料繁多，今日学人所知不过其中少数。珠澳文化论坛已决定要持续展开，吸引海内外学人广泛参与，前提之一，就是大量出版相关资料，并且放宽眼界，以此成为人类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而不仅仅是西方冲击东方的桥头堡。以此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非与世界的关联处。在此基础上，珠澳文化论坛，可以不断举行，在座的各位以及其他所有对此抱有兴致的学人，可以常常聚首，如同在历史上的澳门、珠海所发生的那样，相互交流、沟通、理解，以至和谐共荣。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