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筹建船员医院

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的吨数增大，船员也增多。按公司规定，每艘950～1200吨的船，自船长至水手共102人，1200吨以上者为115人，这些船只若绕道印度等地，则船员人数还要多出一些。[83]这些船员经四五个月航程后，于每年8、9月间抵达中国，至翌年2、3月间贸易季结束后离去。在漫长的越洋途中与在华泊靠黄埔期间，难免会有各种病痛、受伤以及死亡的情形。

较早关注来华船员问题的人是传教士马礼逊。他在1822年估计，每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总有15～20艘大型船只来华，此外还有20～40艘较小的美国船只，英美两国水手合计约有两三千人，他们都极需要医药与宗教两方面的协助，因此马礼逊主张设立一所浮动医院（floating hospital）治疗船员的身体，同时设立一间浮动教堂（floating chapel）抚慰船员的心灵。[84]马礼逊自己曾两度前往黄埔上船公开讲道，[85]并促成美国船员之友协会（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自1829年起派来一名牧师常驻黄埔，照料船员的宗教需要。[86]

1825年时，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指示下，广州商馆也关切起在华船员的健康问题。这年9月来华的船只带来董事会训令，要求广州商馆依照公司负责考试船医的医官钱伯斯（William F.Chambers）的建议，来华的公司船只在9月底秋凉前都应停泊于虎门外的宽广水域，禁止进入珠江泊靠黄埔，以免溽暑天候引起两岸稻田的瘴疠之气危害船员的身体。[87]

虽然承认船员健康是存在多年的严重问题，广州商馆却没有依照董事会训令要求已在黄埔的船只退出，因为一者捎来训令的英国直航中国船只到的较迟，先来的公司船只都已泊靠黄埔卸货，再要退出会形成混乱；二者商馆人员依据实地经验，怀疑危害船员身体的不只是气候引起的稻田瘴疠之气一项因素，他们觉得华人销售给船员的劣酒、船上缺乏遮阳设备以致船员过度曝晒、不良的生活条件如饮水不洁等，都可能是导致每年有20～30名船员生病死亡的原因。[88]何况同时在黄埔毗邻靠泊的船只，有时一艘有许多伤员，另一艘却完全没事，显示所谓的瘴疠之气即使致病，也不会是唯一的因素。于是广州商馆决定进行调查。

商馆组织了一个由商馆秘书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三名船长、两名船医和商馆助理医生李文斯顿等共八人的委员会，并从当时病患人数较多的四艘公司船中，选定情况最严重的“孟买号”（Bombay），于1825年10月27日登船深入调查。当时该船已有5人死亡，还有多达42名的病号，约当全船人数的2/5，连船长自己都因病前往澳门疗养，不能陪同调查。[89]调查结果发现，1200吨级的“孟买号”从英国出航后，直到穿越巽他海峡时在安吉尔（Anjier）暂停后才陆续有人不适，原因就出在安吉尔当地补充的淡水污染不洁，其次是抵达中国后船员不能适应气候急剧变化，使得情况快速恶化，而船上各处甲板缺乏遮阳设备也是原因之一。[90]

调查委员会提出几项改善建议，其中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是设立医院船，以便病患和健康的船员都能蒙受其利。事实上，广州商馆在调查前已考虑及此，希望能购买一艘旧船后改装成医院，停泊在黄埔旁边的长洲岛（Danes Island），由公司船队的船医们轮流值班；另外，派人管理行政，防止华人偷卖劣酒给病患。[91]调查后，广州商馆更进一步希望在岛上建盖房舍作为医院，商馆大班为此特地拜访行商首领伍秉鉴（Howqua），商量由行商盖屋后租给商馆作为医院，试图以房屋仍属行商财产为由，消弭中国官方对设立医院的反对。[92]

伍秉鉴转达英人之意后，被官方以严重违背律例予以批驳。[93]商馆大班未就此放弃，认为两广总督阮元一向愿意接受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仍抱希望，并于1825年10月25日写呈一份禀帖。其内容则先动之以情，说是多年来东印度公司船员深受病痛之苦，甚至有时一船死亡达30人之多，其原因常是在不适于欧洲人的水土气候中，在船上活动范围极受限制，又不堪忍受装卸货物的嘈杂，而且和未患病者混居一处，对彼此都相当不利。其次又晓之以理，称尽管公司董事会要求船只自黄埔改为停泊于更下游的宽广水域，但商馆人员无意改变行之有年的贸易惯例，因此期望总督准许在长洲岛上拨地建造医院，房屋产权仍属行商，商馆愿意照付适当的租金，并任命适当人员负责管理，商馆保证医院仅供治疗病患，他人不得阑入，总督可命人随时入院检查。最后并称如果此议准行，每年有50～100名船员生命可保，英人将随时感怀总督之德。[94]

1825年11月6日，广州商馆收到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会衔的批复。其内容重点在强调一切依惯例旧制而行，不可轻言变更，外国贸易船只停泊黄埔已逾百年，难免有水手伤病，却从未有上岸暂住者。本年公司欲令船只泊于伶仃以待秋凉，但伶仃已在大洋，风浪可畏，蔬食日用艰得，势难久待。英人又欲行商于黄埔建屋，由其租用，其事更不可行，虽澳门奉皇帝之命租于外人，其例不可援用于黄埔之地，况且黄埔并无常驻官员，一旦华人行偷盗之事，实难防止。但广州既已设夷馆，如有人患病，自可陈请移入其中暂住疗养，此为可行之事。至于秋凉以后，则不妨留在船上医治。总之，外国来华贸易须严格遵守定制，不许妄言变异。[95]

阮元的答复不脱中方一仍旧制的坚持，英人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觉得阮元一向较为温和，因此不认为有必要为此事徒生枝节，而在岸上建立医院的想法既然已行不通，接下来只能考虑不必占用土地与房舍，似乎比较可行的水上医院船。广州商馆请董事会决定，[96]但此后直到商馆撤销再也没有下文。

出人意料的是1825年未能实现的船员医院之议，经过10年之后竟然成为事实了。1834年7月，英国对华体制改变，代表政府的商务监督取代东印度公司大班。第一任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到职后请属下提出建言。从广州商馆医生改任商务监督医生的郭雷枢，建议派遣两名监督医生之一常驻黄埔。获得律劳卑首肯后，郭雷枢随即在1834年8月8日又以书面献策，主张进一步在黄埔建立一所浮动医院，由商务监督的医生为当地的英国船员提供服务。[97]

由于郭雷枢是1826年才进入广州商馆担任助理医生，因此他有可能不知1825年之议，只是凭着自身的专业经验与信念提出这项建议。他认为英国对华商业既已开放，大量来华的非东印度公司船只如无法律规定即不会配置船医，加上原来停泊于伶仃而不进入珠江的散商船只，更是无一配置船医，因此英国船员对于医疗的需要非常急切。当时刊登郭雷枢这项建议的《中华丛论》（The Chinese Repository）主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也补充说明道：数据显示，截至1834年6月底的一年中，西方各国来华船只共264艘（含英国101艘、美国81艘），其中至少3/5（158艘）进入虎门泊靠黄埔，平均每艘以40名船员计，则当年度在黄埔的船员不下6320人，尽管伤病死亡者所在多有，但是除了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24艘船，每艘配置医生及助手各一名以外，所有各国船只合计不过两三名医生而已，可说是远不敷需要。[98]

医院船的计划虽是郭雷枢发起，主要的推动者却是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接受郭雷枢的建议后，决定以800银元和华人造船商订约打造一艘小型的医院船，同时律劳卑的助理医生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也准备前往黄埔常驻。[99]不料律劳卑到广州后很快就与广东当局为了平等往来而大起争执，被迫回到澳门后不久病卒，打造医院船的计划暂时搁浅，但很快在1835年初又有了绝处逢生的机会。原来有些英商不负责任，竟然将一些伤病船员弃之不顾即扬帆离去，造成商务监督善后处理的极大困扰。接任商务监督的罗宾逊（George B.Robinson）除了公开警告英商，再有此种恶行将被绳之于法，并决定引用英国国会于1825年制定的《英国驻外领事薪金与驻地公共支出法案》（An Act to Regulate the Payment of Salaries to British Consuls at Foreign Ports and the Disbursements at Such Ports for Certain Public Purposes）在华设立医院船。这项法案规定凡英国旅外侨民募款建造教堂或医院时，英国领事得以公款补助相当于侨民募款所得的数目，也就是英国政府得负担兴建教堂或医院所需的半数经费。[100]

罗宾逊主动商请英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出面，邀集英商于1835年2月23日在广州开会，推举5人组成医院委员会，由渣甸（William Jardine）担任主席，具体考虑推动医院船事宜并拟订章程。[101]同年6月12日英商再度集会，由委员会报告章程已拟妥，也经商务监督批准，并考虑在3艘适于改造成医院的船只中购买其一，只是价格都高出委员会预定的4000银元，因此尚未下手；至于收到的捐款共42笔，累计9028银元，除商务监督代表政府支付的4510银元外，捐款最多的是一名巴斯人（Parsee）裴斯通吉（Framjee Pestonjee）的1000银元，与“渣甸、马地臣及公司”（Jardine，Matheson and Co.）的2000银元。[102]尽管医院船尚待实现，对英国船员的医疗服务却已展开，安德森常驻伶仃与金星门两地，曾一度同时照护多达72名病患；郭雷枢也于1835年的5～7月在澳门医治了120人；此外，委员会约请当时在黄埔的一名年轻热忱的船医庄士顿（Christopher Johnstone），访问所有当地的英国船只，为需要的船员进行诊治。[103]

1836年10月，一艘丹麦船“贝克士号”（Baker’s）运米到华，由“天宝行”行商梁纶枢承保。“贝克士号”的白米交易完成后，于1837年中由上述医院委员会购下，装修成医院船，改名为“希望号”（Hope），足可容纳至少100名病患，停泊在黄埔为英国船员服务。[104]1837年11月，庄士顿不幸病死，委员会又从船医中雇用一名叫侯格特（Henry Holgate）的医生，常驻“希望号”看诊。[105]

英人筹议多年的医院船好不容易终告实现，但“希望号”却只经营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中国官府一切讲究“定制”与不可“违例”，不可能任其存在，广东当局和英人之间展开一段曲折而不愉快的交涉。“贝克士号”在出售后，由行商代为呈报粤海关，借口船壳损坏必须修补，实则进行改装，并且另由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具名向两广总督邓廷桢申请成立医院船。[106]几个月后，粤海关发现该船既未运货上船，也不准备离港，即请总督勒令该船离去，而总督也认为义律所请成立医院船并无必要，因为澳门已有医院设施，病患尽可送往澳门就诊，于是总督在接获粤海关文后，限期5天要该船起航。[107]当时因行商禀称船已破旧，有意出售拆毁，总督也同意此举。不料英人又节外生枝，以买船经费有英国政府公款在内为由，声称该船系属英王财产，未获英王指示前无法加以处分。结果总督大怒，认为此说不过借辞拖延而已，且“即使传为该国主之物，而国主向称恭顺，其能以一船之故，梗天朝之法令否？据禀妄诞已极”[108]。

另一方面，泊靠在黄埔的“希望号”，经营情况远不如预期，约900吨的偌大船上经常只有不到5名的病患，而周围又布满鸦片船。此种情形不但引起外人批评，[109]更难避免中国官府的怀疑，粤海关指控该船借口损坏，实际则涉及鸦片买卖，成为鸦片贩子转运的媒介，因此两广总督一再严令立即起航离埠或予以拆解。[110]在中国官府的强大压力下，英人只能放弃大费周章才建立的“希望号”。经营了大约只有一年，“希望号”便在1838年6月经捐款人开会决议，以8000银元代价售予行商，随即遭到拆解的下场。[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