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4年，欧洲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持续不断地内斗，最终将一个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暗杀皇族的事件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这场大战给亚太地区特别是日本、美国和中国带来的一些重要变化，则是欧洲列强所没有料到的。

对日本来说，这场战争给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带来了机会。日本借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天赐良机”，几乎独占了中国东北的市场，并以“英日同盟”为由很快对德国宣战，迅速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青岛和所谓的保护领地胶州湾并拒绝交还中国，随后又以自己已经陈兵山东的有利时机，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3]。不仅如此，日本还利用战争的发展形势，于1916年与俄国达成俄国同意日本占领中国山东和一些太平洋德属岛屿的《俄日秘密协定》；于1917年与英国达成两国共同瓜分一些太平洋德属岛屿、英国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特权的《英日密约》；以及达成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兰辛-石井协定》，尽管该协定对美、日双方来说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对美国来说，这场大战不仅成为其大发战争财的好机会，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也将其视为宣示自己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看法、抵制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发表的《和平法令》的好机会。[4]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在国会演说中发表了《世界和平纲领》，即著名的“十四点原则”。该纲领对建立战后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欧洲的基本原则。其一，主张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第1～5点），包括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调整殖民地，对当地进行开发应该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这些原则是对欧洲长期以来实行的秘密外交、英国的海上霸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政策以及不断攀升的军备竞赛的否定。其二，抵制并消除苏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第6点）。其三，要求在欧洲和近东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恢复和建立民族国家，不割地、不赔款；或者建立受到列强保护、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保护国（第7～13点），这也是对旧欧洲的否定。其四，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包括大小国家、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第14点）。[5]可以看出，“十四点原则”涉及列强瓜分世界的原则、抵制社会主义苏俄的影响、战争与和平、建立国际组织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是美国企图冲出美洲，对长期以来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发出的公开挑战和冲击，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总纲领，[6]也是对其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宣示。

对中国来说，这场大战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几个重要变化。其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较量，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在军需生活用品等方面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尤其是纺织、面粉、钢铁、运输等行业出现了短暂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也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其二，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中国民众的思想空前解放、空前活跃，出现了甚至可以称为思想启蒙的运动。民族主义得以在中国的各个阶层快速传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探索反帝救国之路。其三，民国以来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外交家开始走上外交舞台，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主意识，又有比较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善于并勇于以西方通行的国际法为依据和西方列强打交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无论袁世凯政府还是后来的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都未能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径做出实质性的反抗，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国内还是出现了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以将山东的主权收回中国的主张，特别是在美国参战之后，协约国的获胜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正如当时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所说：“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7]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宣布对德奥集团作战。中国主要是以“以工代兵”“以工代战”的形式参战，真正代表中国参战的是以中国农民为主组成的中国劳工，被协约国称为“中国劳工旅”，他们为协约国西线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无论是军工企业还是战争的最前线，凡战争所需，华工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而且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他们挖掘战壕、修筑工事、筑路架桥、解运给养、装卸物资、清扫地雷、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据不完全统计，仅派往法国的华工就有约14万人，有近万名华工因为疾病、敌人的攻击或恶劣的医疗条件而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到了战争后期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从被奴役走向独立。正是中国的参战，才使中国能够第一次以一个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相继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的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大型国际会议，从而使中国的新外交开始起步，并使中国成为构建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