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学·理论与方法
为什么研究企业史？
【摘要】企业史是关于商业管理进展的研究，处理商学院所教科目的历史背景，包括政策制定和企业管理史两部分，却鲜有学者去认识。实用主义和目前的企业史研究正在弥补早期研究的不足。在经济自由主义环境中发挥功能的商业策略在美国已经历小业主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四个阶段，现在正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追求利润一直是企业永恒不变的内在驱动因素，赚取利润时而简单、时而困难，这两种情况在最近所经历的几次长期趋势中交替出现，需要许多研究来详述商业政策和企业管理史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对“为什么要学习企业史”这个问题的回答。
【关键词】企业史 商业政策 企业管理
企业史这一研究领域既古老又年轻。客观上它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城镇经济一样古老。我的意思是说，商业开始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城镇；主观上来看，企业史研究的历史也不过10来年。作为一门学科，企业史研究才刚刚起步。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以恰当地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和认识这一学科。
一 什么是企业史
企业史是研究商业管理发展的学科。粗略地讲，它涉及商学院所教科目的历史背景，也许我们可以把这门学科，也就是商业管理史，分为两部分。
一是政策制定的历史。我们可能认为没什么商业政策可言，或者在过去很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错了，因为有关商业政策的故事很长且很有趣。许多商业政策的发展，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根植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之中，即小业主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由许多因素编织成这些历史阶段，专业化和控制的程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是企业管理的历史。这是很多企业日常管理的实际情况，涉及生产、营销和私人金融的历史。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些术语没有确切含义，但实际上它们代表了明确的业务操作和研究内容的划分，其中就蕴含着重要的业务流程和工作流程，包括行政人员、管理者、监督者和工人的工作。许多这样的工作必然是常规的，但其中一些工作始终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做出的调整，如当时的政治状况、专业人士和普通人时刻变化着的个人条件，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繁荣的总体状况。如果有人对这些问题嗤之以鼻的话，那么就让他就此打住，就不要研究企业史。在进入这个学科大厦之前，有一个入门级的关于生产、销售和私人金融方面的专门学习，这是在我们文科院校（所）已有学科之外的。尽管上述这些因素在企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并不指望全世界的有关学者都来讨论企业史。
事实上，企业史可能是比较冷门的学科，人们既不期待也不欢迎它的教导，而且它可能不太受现有商业人士的欢迎，因为它太接近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对教育的态度与大多数教授一样，作为其中的一员，当他们在阅读或听课时，希望缓解由变化带来的那些不适。然而，商业的浪漫主义对他们来说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可以从人们对待罗斯柴尔德、劳埃德、詹姆斯·菲斯克和富国银行等流行的商业故事中的处理方式得到说明。经过详查，这些主题被证明与商业无关，它们只是为一些浪漫的商业插曲提供说辞。当管理者的能力被引入时，企业管理会被轻描淡写地处理，因为没有那么多读者去欣赏和了解它的重要性。
除了对商业的浪漫主义的兴趣外，在文化史方面也有些新东西，这可以从彼尔德（Beard）女士的《商人史》（History of the Business Man）中得到说明。从任何意义上来讲，这本书都不是企业史。它所提供的只是一帧围绕“文化史挂毯”的连环漫画。换句话说，商人与牧师、战士、专业人士和妓女一起被带到人类活动的某种行为模式中。只不过商人的帽子上戴着铃铛，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跳舞。[3]
然而，有些群体会从严肃的企业史中获益。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到一类群体，即刚刚进入商业领域，或正在商业路上跋涉的年轻工商人士。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可以获得有关商业的背景知识、对商业的理解和间接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制定明智的商业政策不可缺少的洞察力。
企业史最重要的部分只能从公司的记录中体现出来。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向学者们陆续开放企业档案记录了，特别是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等。相对而言，与欧洲企业相比，美国企业通常更自由地对待调查研究它们企业档案的请求。然而，不幸的是政客们对商业的骚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了商业教育和商业理性的整个过程。
我们不要认为，当一个学生开始使用私人企业的记录时，他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企业史了。有些学生只想做那些无价值的或不相关的研究，有些学生的研究只是关注到偶然发现的公共事务方面的突出问题。这种情形可能会持续多年，因为这些学生对这一学科只有模糊的感觉，没有受到真正的训练，或者没有商业研究的背景。某些毫无价值的银行史著述说明了研究的无用性。许多银行史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有关组织构成和管理者、资本和股票持有人、银行坐落位置和办公大厦、解雇和恐慌的内容，但没有对银行做了什么，或者它遇到和解决了什么问题等信息给出任何启示。这样的研究缺陷究竟是作者还是赞助银行导致的？我们并不清楚，可能两者都有责任。当然，我们可以从加拿大铁路、公用事业管理、多伦多批发公司，以及蒙特利尔进口商的历史研究中得到启发。相关问题包括：加拿大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专业化的，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衰弱，加拿大企业高管们向辅助部门寻求咨询和帮助了吗，加拿大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金融资本家的支配，这些控制型资本家与美国盛行的金融资本家是同一类型吗？
我们惊奇地发现，为商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英国人，却没有在企业史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私人企业被认为太过于排外了。不过，我们发现一位非常开放和慷慨的英国陶艺家。牛津大学一位学者撰写了名为《一位伦敦商人（1695～1774）》（A London Merchant，1695-1774）的企业史小册子（非常好的一本书）。平心而论，作者认为自己涉及一个“既有趣又有价值”的话题，但这一领域却被美国人很不恰当地称为“企业史”。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正在这个主题或相近主题上著书立说，并处于领先地位。如1938年米兰大学甚至宣布秋季学期在阿曼多·萨波利（Armando Sapori）教授指导下设立一个新的企业史研究所。中世纪时的意大利人是毫无争议的商业领袖，但我们不知道他们这回是否能再次获得领导权。
伴随着企业史新学科的发展，出现了案例分析新方法。也许我们最好把它看作在法学中被使用的一个老方法，现在加以调整应用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案例法是教学工具而不是研究工具，但它在发现和形成一般思想观念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从来不像一篇文章，而是总让人感到有点迷惑，就有点像智力玩具的零件被放在桌子上，学生们必须把它们拼在一起。案例分析没有确切的答案，只有对争论的引导。其核心问题总是对行动方案的选择和选择的有效性。企业的努力方向永远是获利，以此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没有什么能比商业更好地服务社会，也没有什么能比商业有更高的挑战性。只有那些不了解企业业务困难的人，才会不涉及任何案例或问题。不幸的是，这片土地上许多聪明的人被引导到过分拥挤的职业或误入歧途而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开始时可能会有利润和服务导向。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的大学有点中世纪的范儿，即教会主义，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学。
案例法给我们当代学人带来挑战。任何教师都认为案例教学法是不会过时的，但可能会筋疲力尽。他不能用旧的讲稿，也永远不满足于新的。每次讨论完案例后，他都会产生一种新的兴趣，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在很短时间内，他必须修改每一个案例，对于每一个使用中的案例，理想情况是，平均来说必须有五个案例作为储备。我们发现，在一个企业史案例中，我们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去做原创性编辑，当然，在案例重写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额外的编辑成本。
事实上，有确凿证据表明，在企业史教学中，企业史案例方法是很“昂贵”的，一般会令人望而却步。然而，如果我们能出版足够的案例作为大学的基础课程，那补救措施就在望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每个地区都有最能反映其自身问题的企业史案例。
二 企业史与经济史
也许这时候有人会说他根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一新的学科。为什么不让经济史去解决讨论中的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把企业史看作经济史学科的一个新阶段呢？答案是，企业史应该与经济史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它涉及的是企业生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两个学科，以便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第一，经济史研究的是在历史传统上比城镇经济更古老的现象。要注意的是，城镇经济是企业史开始的舞台。我认为在有商人（也就是那些靠买卖商品和提供服务谋生的人）之前，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企业史。
第二，经济史不同于企业史，它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经济理论的浓厚兴趣。事实上，一代人以前曾有许多人探讨过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有密切联系，因为探讨与经济史相关的问题，有利于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但我们的担忧在于，事实上，企业史与经济理论的关系并不比它与心理学或政治学的关系更紧密。企业史学家运用经济理论、心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来达到其特殊的目的。尽管不能忽视老学科的研究结果，但企业史不是经济理论的产物。
第三，经济史强调经济发展的公共方面，而企业史强调私人方面。
第四，经济史分为农业史、工业史、企业史、公共财政史等，企业史却很少关注这些。
第五，经济史认为事情已经完成，但企业史认为事情正在进行中或在管理过程中。
第六，经济史与经济决定论有关，而企业史似乎与经济自由主义联系更多。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一个商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做生意的环境。比如在整体商业不景气或者高涨的时候，他显然是集体行动的受害者。但在这种普遍情况的背后是由个人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其中大多数是规则的选择，或者有可能是对当地人最有利的选择，正是在这点上，大部分的商业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商业政策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七，经济史学科正呈现出未老先衰的迹象，而企业史学科正处于兴起和形成之中。在此我并不是要贬低经济史，在许多大学里经济史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一门充满活力的学科，但是我注意到，在一些国家和机构中，经济史学科正在走向衰落。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处于领导地位如此之久的德国，如果没有学科声誉的话，经济史早已失去应有的地位。实际上，经济史的内容已经被压缩到一般通史中，其大部分都是以通史形式教学的。至少在美国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前，经济史的精华部分已经被删除了。事实上，大约20年前，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说：“为什么人们称自己为经济史学家，我们不都是经济史学家吗？”
经济史还被另外一种企业史不曾遇到过的发展趋势影响着。经济史逐渐滑向社会史，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提供背景。这种新的联系意味着历史学家正在转向哲学家，且正在非常努力地对人类活动进行经济学解释。他正在探索一条卓有成效的研究道路，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
现在，回到企业史的话题，它主要是研究商业的基本细胞——商业公司，这有点利润的味道。利润是对企业成功与否的直接检验，同时也是对社会服务的最终考验。可以这样说，企业史是研究商业机构如何使用各种要素以便设法产生净利润的学科。虽然经济史与企业史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合作研究在很多方面可能是有益的。至少表面上看，经济史与企业史的关系类似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史之间的关系。
三 历史上的企业管理
企业史是企业管理的故事，无论是小店主的低层次管理，还是投资银行的高层次管理，都是对企业的行动、行为、动态变化、成长和演进的研究。或许你会说，相比对哲学问题的沉思冥想而言，这是生活的较低层次，但是对99%的人来说，肯定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管理行动都是在企业中找到的，因为政府、战争和教会对管理的诉求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所有的管理行为中最基本的还是企业管理。
这立刻产生了两个问题，历史上管理的地位和职能是什么？人们对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人类事务管理都思考了什么？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人们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很少，他们的知识领袖想的很多，但几乎没有培养出一种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意识。我曾听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做生意就是例行公事。这句话不止一个错误，但它确实指出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没有明确阐明管理过程是有原则的，而管理者所做的一切就是遵守这些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不属于企业管理的话，就是它了。遵循这些原则会在短时间内毁掉一家企业。同时管理还存在另外一种规则，即管理者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学会意识到问题和困难，他发现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时某些方法比另一些要好。一种行动方针可能会导致一些灾难，也可能带来成功。在企业管理中，几乎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称为“原理”的了，但现在让我们回到对管理史的兴趣上来。
在希腊人之前，就存在明确的关于商业行为的法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汉谟拉比法典》。可能还存在许多这样的法律，但已经失传或只留下只言片语。虽然这些法律显示了对管理问题的理解，但显然没有表达出更为宽泛的管理观念。或许我们应该期望希腊人对管理学科有一些好的做法。在经济领域我们并没有完全失望，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的《经济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有趣且有益的关于家庭管理的图景。色诺芬还给我们留下其他一些类似的小册子，但都价值不大。尽管色诺芬有哲学倾向，但他没有被接纳进哲学家的核心圈子。他被认为是历史学家、散文家和追求实际的希腊人。任何研究企业行为的思想家都不可能被视为对现实的探索者。与色诺芬相比，其他未被赏识的作家，其作品很可能已经被湮灭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期待追求实际的罗马人有值得夸耀的管理传统，因为他们除管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名誉头衔。这一次我们没有完全失望。因为除伟大法典之外，罗马还遗存几部农业论著，如加图（Cato）、瓦罗（Varro）和科路美拉（Columella）的著作对农业管理就谈了很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作家是否早于迦太基人马格（Mago）。
我们也发现，中世纪有类似的管理论著。有几部写于13世纪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这些是关于不动产和土地耕作的粗线条阐述。这一时期教会建立的百科全书式的神学理论，触及商业事务，特别是价格和利息。尽管神学家们提出了一些重要启示，但他们并不关心商业管理。在我看来，人们对商人的让步是不情愿的，这使得经院学者和教会法学家们都开始努力去理解商业。总的来说，教会所做的弊大于利，虽然这很难证明。当然，在人们为生计而奋斗的世界中，教会的思想对商业的现实带来了很多的迷惑。
历史的矛盾之处在于，教会对赢利和商业是有敌意的，但又造就了许多优秀的管理者。早在12世纪，伦敦主教和英格兰王国财长理查德·菲茨·尼尔（Richard Fitz Neal）写过一部关于财政管理的卓越论著。作者是一个圣职家庭的成员和管理者，是一个管理天才。人们记住他不是因为他是学者、哲学家或者圣人，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又有多少人帮助教会变得富强，却只得到被忽视的“奖赏”！
近代早期，教会权威被打破，公平价格的教条被废除，出现市场价格的实践，适度利息规则取代了不许收取利息的教会规定。但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企业管理文献，甚至那些进入经济辩论清单的商人也只是涉及与企业管理间接相关的学说。
托马斯·孟、诺斯（North）和查尔德（Child）这些商人理论家的著作为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欧洲大陆，这都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时代，我们期望发现一些关于商业的文献，我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些，但只是一些间接的以政策和管理形式呈现的文献，如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你会发现里面包含大量古典经济学知识，但没有关于企业、企业管理技巧和行政管理的内容。是的，商业活动无处不在，但它只是理论家的背景。究竟发生了什么？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然而，他们很少关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计划、制度设计和管理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不应该抱怨，因为经济学家，特别是马歇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商业目的来说无价的逻辑。然而，对商人而言，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过去的经济学家，是从未涉足过商业领域，也不了解商业现实和挑战的人。
曼彻斯特的陶特（Tout）教授从政治史和宪政史研究转向管理史研究是值得一提的。他的《中世纪英格兰管理史》（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aeval England）前两卷出版于1920年，后两卷出版于1928年。的确，这是关于行政管理的著作，他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的而非功能性的，但他仍然为他的学生和其他人开辟了一条探究之路。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关于宪法、法律和习俗的知识必须被关于实施和执行的知识所补充。此外，他们了解到，与普通法一样，行政管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法律和法规的新决定、新应用和新扩展。历史学家越来越感到对宪法、法律和习俗的了解，必须辅之以对政策实施和执行的了解，但很少有历史学家采取额外的步骤去研究受法律约束少而功能上有更多创造性的企业管理。在英国，昂温（Unwin）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但他几乎停止了对商业组织的研究。
对哲学和系统思维领域实际事务的识别来自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学派。有趣的是，事实上，这个“新学派”早已诞生于5世纪的雅典，但在美国真正开始是在1878至1907年的哈佛大学，经由皮尔士（C.S.Peirce），特别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思考和著作而形成。我们可以把这一新提法看作一个思想家立足于探索实际问题的第三个思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似乎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如果现实可以实现，它们应该有所帮助。
正是在实用主义中，我们找到对商业生活的第一种哲学认识，即经济努力的流动性。对实用主义者而言，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到处都有风险。对每次行动来说，相应的知识不能及时准备好或完成。为争取利益而奋斗的个体是矛盾冲突的主要单位。他们有自由的意愿来指导其行动，并为其处理事务指明方向。工作的最佳指南是试验和试错，而不是智力投机和科学研究。社会进步（建立在商业成功之上的）是努力工作的目标。换句话说，最终的实际效果构成对人类努力的最佳检验标准。不管我们如何认为实用主义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至少我们必须相信它所发现的经验，以及相信对这些经验的解释是其主要任务。
虽然实用主义总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但它很少关注上帝，更不关注伦理道德。对商人而言，不道德的行为与其说是不道德，不如说是由糟糕的政策和管理导致的。对商业领袖来说，道德说教就像一家一流酒店所做的洗浴产品和自来水广告一样。[4]杰出的商业领袖往往会凌驾于团体的伦理道德之上，以至于他们不会加入各自所涉足的行业协会。
实用主义是一个赞美行动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有人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烤面包的哲学”。对实用主义者来说，宇宙不是一个想法，也不是一个计划方案，而是一种冒险。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浪漫主义，在这种哲学中，对日常事务投入的努力受到奇异事物的诱惑。
美国人很早就对过去的哲学感到不满，从而创造了自己的哲学。这种美国主义是来自民间的。这可以在两个多世纪中的行动、演讲和零散的著作中找到，留给詹姆斯和杜威的就只有这一提法。只有到那时，哲学家才如此广泛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那个时候，以实用主义形式出现的美国主义成为哲学家，尤其是理性主义者所鄙视的对象。
实用主义为所谓的商业提供了广泛的知识认同，其座右铭是“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需要稍微增加一些词和“行动”，这些词句就可以变成商业的座右铭，或许我们可以将商业的座右铭改述为“伴随不完全信息，我承担风险；因提供服务，我要求利润”。大西洋彼岸的某个人将重新思考实用主义哲学，并将其融入不断发展的商业学科和企业史学之中，这一天或许不远了。
在漫长的生物和社会进化中，人类产生了，并拥有情感和智力，我们把人类再生产、崇拜、政府、战争、娱乐与谋生的事业结合起来。尽管社会学家在其思考和写作中轻视商业，但企业史仍是他们探讨社会变革的部分内容。在人类努力奋斗的故事中，企业史应该占有突出位置。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商业是一种特殊的行动，而企业史是对行动过程的描述，或者正如我们所说的，是对企业管理史的描述。
企业史文献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商人和商业公司的传记或案例是其基本的单元。这些案例成为现实中商业冒险的传奇故事，同时也成为人们的商业传说。
企业史可能会重复实用主义的经历。正如詹姆斯在其一封信中所说，实用主义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它将被剥夺称为哲学的权利；二是它将被批评视为一种新的哲学；三是它的批评者指出，在其他哲学体系中已经发现了它的所有内容。企业史也是如此。有些人会否认它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然后一些人会说，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于严肃的批评应该持开放态度；最后，其他人会坚持认为其主要方面只能在较早的研究中找到。
四 经济自由主义
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实用主义接受意志自由的观念。天主教徒和神学家也是这样，因为人必须有犯罪的自由，这样教会才能拯救人。商业也是这样，必须有政策和管理的空间——政策和管理才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商业中必须有选择和执行的自由。此外，商业活动是凭借或通过强大的赢利意愿进行的，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推动商界领袖的力量。
目前，多年来给我们增加思想压力的经济决定论是排斥，或至少是忽视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经济决定论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对历史进行经济解释的一些理论观点。经济决定论有很多缺点，但在一定范围内，该学说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接受它作为一元论思想体系的话，它会曲解许多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商业和企业史的事实。
在这里，可以让人接受的恰当看法是自由主义和经济决定论都具有有效性，因为每种学说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我正确地解读詹姆斯的话，在因果关系的双重体系中，不仅接受自由主义，而且也接受经济决定论，这对早期的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坏处。
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企业史的中心主题是企业管理的历史，而管理包括政策制定和管理技巧两个部分。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可能是非常粗糙并不完全是有意识的自觉行为。然而，它确实存在并已经历了几个时代，这种政策是商业团体和个人行为决策的结果。让我们思考下在企业活动中可以找到的一些政策。
第一种企业活动是生产性的。我最近和一位制造商交谈时，他说他需要一位新的生产经理。因为他目前的生产经理已不能使他的生产线再提高一点效率。这个制造商需要一个有创造力的经理，一个能对新发明和新事物有感觉的经理，以便使他的公司在行业里比其他公司有竞争优势。另一个制造商戏剧性地告诉我，他将放弃对劳工的宽容政策。他说：“看看，他们把我弄得一团糟，我将解雇我的工人，不再像1930至1931年那样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于经历的判断，一个关于罗斯福新政整个主题的反思，以及对新劳工政策的宣言。
在1934至1937年期间，许多美国商人被他们的政府愚弄了，相信通货膨胀马上到来。相当多的人都压在增加存货，直到现在（1938年，译者注）他们大部分的营运资金都压在库存中。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他们损失惨重。他们下决心不再上当，将按照勉强糊口的标准采购原料。或许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担心发生通货膨胀的老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遵守之前有意识制定的相应通胀预防政策，猝不及防地遭遇通胀而损失惨重。顺便说一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公司制定了一个常规性的通胀预防政策——从投机性库存购买中赚取部分收入，而同行业里的另一些公司则对它们的库存进行套期保值。
第二种企业活动是市场分销。在这里我们发现商人有大量的选择。一个商人可能做很多广告，另一个商人却很少做广告；一个商人从高价格和提供很多销售服务中获利，另一个从低价格和提供很少销售服务中获利；一个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另一个通过专门的零售商和批发商；一个是满足区域市场，而另一个寻求全国性销售。
第三种企业活动是财务管理。这其中就有更广泛的选择。如一个企业管理者决定仅仅通过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而另一个管理者则部分地依赖债券；一个公司强调盈余，而另一个几乎忽视它。大企业通常有一个相当大的投资组合，其中一些投资行业内的证券，而另一些倾向于走出本行业投资到别的领域。某些企业管理者坚持严格的财务控制，而其他一些管理者则看不到这方面的优势。
显然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办法。某些商人用这种政策获得成功，而另一些则用另一种政策做到最好，这也是很明显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法律、文化和行业环境等因素对商业政策选择施加了一些限制，这些因素对选择结果的影响可能比所选择的政策更直接。
一般来说，工商企业家对公众的态度是与众不同的。两代人以前，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下一位伟大的实业家说：“公众是可恶的。”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上述所说的特殊情况，我们都会同意他的意见。一代人以前，商人遵循“取悦和愚弄公众”政策的现象并不少见，现在唯一令人满意的商业政策是“让公众满意，为公众服务”。
如果说上述所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经济史上经常出现的经济决定论，在企业史上的表现本质上是经济自由主义。当我们用显微镜代替望远镜时，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就更真实了。经济决定论对自由选择、决策或管理没有太大的意义。部分思想家未能认识到管理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不愿意承认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得到很好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它强调在自然科学家领导下，我们在口语和写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被动语态。这种语言风格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我们不断地被一连串关于环境、进化、意外发生和决定论等概念充斥着，没有太多感觉。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管理，喜欢高工资，视利润为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事实上，至少在美国，长期以来缺乏有管理能力的人。好的管理也没有带来额外的报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也会经历发现管理人才的困难局面，并且在奖赏时面临更多困难。如果我们这里的推论是可接受的，那么我们的经济自由主义就不仅在学者的著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实际事务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五 商业政策阶段
在我看来，企业的一般历史说明了选择中的权衡取舍和一系列成功的政策选择。企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选择，在于选择了商业政策的总方针，并在其指导下解决了一系列管理问题。曾被采用的商业政策主要有五种，即早期城镇经济下的小规模资本主义、晚期城镇经济和早期都市经济下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两代人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产生于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济自由主义的行动和运作被证明是多么有价值的，我们都没有足够时间来考查其整个的演进过程。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最近时期商业政策的变化，在19世纪，商业资本主义被抛弃，而工业资本主义被引入，首先让我们审视商业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坐商（通常称为“商人王子”）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从14世纪开始主宰经济活动，后来逐渐改变策略，从履行两三个经济职能，如进口和批发，变成同时拥有六到十几个经济职能。各地学者都认为，这种多功能商业策略是过于雄心勃勃的，且坐商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甚至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商人中的一些人就已经从过去的拥有许多职能转变为集中于一种专门化职能，银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就是商人银行家的起源，其中金匠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例子。
这种变化真正重要的方面在另一领域。不论地位高低，商人和工匠都能看到某些商品供不应求时，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生产方法，尤其是用动力机械。在这种新的谋生方式中，也许工匠普遍走在了前面，但坐商很快就参与进来，并有效地领导了这场运动。商人们与发明家和技工联合起来，并贡献资本和商业管理经验，使工业革命成为现实。这实际上是一场商业和工业革命，因为坐商想要在制造业取得成功，就必须转向专业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制造，从而几乎排除掉其他所有职能。
后来，其他商人在运输业也选择了专业化——经营帆船、建设铁路或经营汽船，还有一些成为专业的佣金代理商、批发商或者零售商等。由此我们看到工业资本主义新秩序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行业的管理系统，其本质是强调生产和分销技术。诸如博尔顿、瓦特、塞缪尔·斯莱特、范德比尔特、塞缪尔·丘纳德、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领导人的商业策略和企业管理开创了实业家时代。这是企业史上最残酷的竞争体系，每个领导人都寻求改进的方法，降低价格，试图赶走竞争对手。总之，要在很短时间里去克服新的商业制度中的每个障碍。新的实业家首先赶走了那些资本不足和技术陈旧的小企业主，然后他们开始互相施压。此时，弱者半途而废，或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再坚持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工业资本家选择了自己的武器，即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动力机械。他们还发展了劳动分工、严格纪律和零部件的标准化等。他们采取法人组织形式来筹集不断增加的资本额，派出商务旅行者去销售商品，或者雇用专门的销售代理商。广告成为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工具，报纸、电报、电话和打字机等成为辅助工具。为确保市场份额，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生产者会希望政府实施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后进的国家，他们会向政府寻求贸易保护政策。
在极短时间里，这个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变得陈旧和漏洞百出。在1866至1897年的经济下降期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工业资本主义都表现出财务管理方面的弱点。公司职能运作中的过度竞争和过度专业化被证明是这个制度的两大弊病。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工业资本家试图拯救自己。如寻求咨询师、律师和银行家的外部建议，改变分配重点以便取得一些优势，与各地竞争对手合并，使产品多样化，增加其他功能，并使之能与企业的主要商业活动相结合。
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是有益的，有些甚至是决定性的。然而，总的来说，解决方案更多是来自企业外部，而不是来自内部。销售这类公司证券的投资银行家考虑到，如果过度竞争和过度专业化持续下去，如果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司的运作继续动摇他们的财务基础，甚至破产倒闭，他们的名声将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少。投资银行家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采取行动拯救自己的客户——证券购买人，以及最终拯救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业务。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投资银行家选择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策略，并引入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这一发展过程开始于1866至1897年，在1897至1912年达到高峰，1912年后开始衰落，但在1917至1929年出现一些复兴迹象，其间摩根财团发挥了杰出的领导作用。在私人方面，金融资本家的贡献是防止过度竞争引起的浪费，以及这种浪费造成的不道德后果，还有伴随破产而来的沮丧和悲观情绪。不幸的是，金融资本家的方法往往是无效的，在整合公司时存在浪费和蔑视公众舆论现象。被金融资本家漠视的美国人，其主要恐惧之一就是对大企业的恐惧。任何一个理智的人在看到某一个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或某一个人获得巨额财富的时候，都会变得不平衡，不管这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可以肯定的是，当企业合并指向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垄断时，人们产生一些恐惧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新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商业政策问题，它通过方法选择而被引入的。一方面，工业资本家自己决定放弃过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家决定，为了维护证券持有人的利益，他们必须进行干预以加速这一进程。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这两方面商业政策的重新组合，这种政策的新组合可以与商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盛行的多职能企业相媲美。就公司而言，通过增加企业内外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供给，企业职能的重组是可能实现的，这些专家本身就能保证重组的安全。在老工业资本家和新金融资本家看来，这是一个节省开销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重组过程出现了许多错误，一些新的合并企业比过去的专业化公司盈利更少。这是由合并中的错误以及后续管理失误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经验来对金融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做出最终判断。
将金融资本主义等同于大型联合企业是错误的。在中型企业中，即使不显眼，企业联合的运作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当然，我们很少听到这些（到目前为止，不幸的是最近的企业史不过是一些新闻，换句话说，是一些曲解）。事实上，每天都有一些金融资本家涉足工厂或大商店业务，裁掉生产、分销、行政管理人员，甚至高层管理人员。金融资本家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持有股份或代表权；他们不在乎感情，只关心公司利润；他们不能有致命的情绪波动，必须像外科医生做大手术一样，必须科学整顿联合工厂和企业。在完成裁撤后，提供更多资金，使公司得以运转，财务上获得成功仍是我们最终的商业准则。
这就是金融资本家的工作，政客们公开指责他们是必须被赶出圣殿的货币兑换人，或者是经济上的保皇主义者，或者是经济上的封建领主。事实上，除政客们外，还有很多人希望建立一种与金融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制度。他们的机会似乎在1929年到来，但却是在1933年发生。对抗的特殊形式是推出新政，不久它变成一个全面挑战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一位美国政治家通过建立带有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使自己掌握了权力，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他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这是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效仿，到现在（1938年，译者注）还没有结束。
大萧条仍然伴随着我们。我要加入新政府吗？亨利·丹尼森这样做了，而亨利·福特没有这样做。两种主义哪个更好些呢？金融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威利斯·奥佛兰公司（Willys Overland Company）转向后者，通用汽车公司转向前者。一些铁路公司偏爱它们的老金融顾问，而另一些深陷泥潭者则倾向于向政府寻求援助，一些公正的学生从国家资本主义中看到他们担心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尤其是过度集中和头部企业规模过于庞大的情况，被放大了N倍。但在经验表明是明智的商业政策面前，人们依然在做这样的选择。
六 长期趋势中的企业管理
在历史学上，为了方便，我们都有一种把历史分成几个时期和阶段的倾向。我们注意到，商业政策已经历4个阶段，正进入第5个阶段。当我们转向企业管理时，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周期，即一段好的业务接着一段坏的业务，然后再一段好的业务，如此循环往复。然而，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这一长期趋势开始的时间不早于18世纪。
“趋势”这个词有双重含义。它意味着一般的路线或方向。这里“趋势”一词的意思是前者，即总体发展过程，目的是指明企业处于上升或下降的发展方向。从以上所述可以推断出，这种趋势或方向是由许多商人和其他人的决定造成的，他们都在寻求各自的私利。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趋势，上升期和下降期大约有25年时间。这两个运动构成一个超级商业周期，正如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教授所阐述的那样。我们似乎处于1740年以来美国第4个超级商业周期期间，第1个周期是49年，从1740至1789年；第2个周期是54年，从1789至1843年；第3个周期是54年，从1843至1897年；第4个周期是54年，从1897至1951年。
当老一辈经济学家在研究大约10年期的商业周期时，他们在寻找行星效应。杰文斯（Jevons）寻求与太阳的关联，而穆尔（Moore）寻找与金星的关联。在超级商业周期情况下，唯一有关联的行星是火星。事实上，它更多的是受战争本身影响，而不是天空中那苍白的小星球守护神。所有超级周期的上限由一场大型战争或一系列较小的战争决定。先是英法七年战争，然后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战争，以及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超级商业周期的上限被后推到1702至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也是有可能的。在未来某一天统计资料虽然可以得到，但目前仍然缺乏。事实上，在任何时候统计信息都是我们应该喜欢的。我们需要更多关于价格、利息，特别是利润的证据，企业史学家或许应该负责收集有关利润的统计数据。可以肯定的是，对过去60年的数据进行核算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关于一般商业周期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至少在最近几个世纪，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交替进行的。让我们看一下这两种趋势的区别。在上升的时候价格上涨，不是平稳上涨而是断续上涨。在最近一个上升趋势的早期黄金生产增加，这可能是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后来由于商品价格上涨和工资上涨，采矿成本增加，黄金产量趋于减少。目前，尚不清楚价格上涨是商业繁荣的原因还是它的结果，或两者兼而有之。上升时期的根本特征是工商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很明显存在不同程度的利润增长，最高利润通常出现在经历过若干季的新兴产业中。在这种上升周期中，我们发现，随着利润的流入，管理人员变得粗心大意，管理效率低下。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商业噱头被采用，效率低下的官员和工人被雇用，而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忽视使成本漏洞扩大了。在每家公司中，都有一些人的影响很大也很坏，而在上升趋势中，这些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当战争来临时，最后一个低效率的阶段就出现了。当需求旺盛时，任何人都可以获利，管理处于它的最低水平。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企业史学家可通过对单个公司的记录和经验的研究，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在上升期间，商业周期经历了决定性的金融恐慌，但随之而来的萧条相对短暂而温和。另外，商业周期中的繁荣阶段是漫长而活跃的。在上升趋势中，最显著的需求是资本品。商人普遍感觉到空气中都弥漫着利润，积极地推进其商业计划。他们被引导去重新购买设备并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他们正在做出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这种繁荣将持续下去。
最后，上升趋势让位于下降趋势。战争结束了，一些企业领导人认识到长期持续的上升运动即将结束。他们出售公司或缩减规模，其他人纷纷效仿，如1764年、1815年、1866年和1920年，整个商业结构崩溃了。在下跌趋势中，持续时间要比上升趋势稍长。先是世界性商品价格下跌，然后是其他商品价格下跌，甚至到最后，制成品也只能以亏本价格出售。除有起色的几年外，价格都很低，且逐渐下降，直到达到一个几乎和成本持平的谷底。随着价格下跌，黄金开采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将通过货币和信贷渠道直接刺激商业，或通过心理因素间接刺激商业。然而，全面的影响只有在随后的好转趋势中才显现出来。
在价格下跌过程中，利润将会减少。这将在农业、某些采矿业，以及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中发生。新产业比老工业繁荣一些。在1866至1897年的下跌趋势中，美国的肉类包装企业和面粉加工行业是繁荣的。在1920至1950年的下降期中，我们认为在蒸馏、酿造、空调和消费信贷等行业存在繁荣现象。在下降趋势中，企业管理在逆境中成长壮大。弱者被排除在管理圈之外，效率低下的工人被解雇，其中许多人再也没有被雇用过。这些悲剧是为打造一个更健全的企业付出的代价。企业史学家应该进入这些领域，为我们所需要的事实和情况做出研究贡献。
商业周期出现在下行趋势中，也出现在上行趋势中，在商界人士和劳工领袖的心目中，商业周期比趋势更重要。一场剧烈的恐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它吞噬了大部分商品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恐慌和萧条。这使工业落后于农业，似乎很难让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恢复起来。历史上的大萧条往往是这样，如美国1873至1879年的经济大萧条，英国1873至1886年的经济萧条，以及我们还沉浸其中的从1929年到或许1940年的经济萧条。1873至1886年的英国大萧条可能见证了英国工业的衰落，尽管不是金融的衰落，但已使英国经济黯然失色。因此，目前的经济大萧条可能使美国的生产黯然失色，但在下一轮经济好转之前还会有另一场萧条，它在几年后才会出现。这次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是否会更严重，取决于环境。这个第三次的战后萧条可能达到一个顶点，正像1837至1843年期间发生的那样。在这不断加深的困境中，正在挣扎的是一个企业管理集团，它具备应对任何困难的能力，并能够走向任何成功。底部价格和微薄利润形成一个即将出现的上升趋势的坚实基础。
许多学者无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史上商业周期的这种交替波动。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完成这样的把戏，如将下降趋势转换成上升趋势，或者把上升趋势弯曲成下降趋势呢？有人可能会说影响因素是战争和黄金生产。我并不否认这两个因素的存在，但我认为应该把企业管理的情况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总之，我认为应该把企业内部业务序列的智慧点看作主要考虑的因素。战争可以被看作一个商业竞争和文化竞争的函数，而黄金生产显然与不断变化的价格和成本结构联系起来。1789年，新的联邦宪法开启了美国商业的蓬勃发展。也许到1950年初，我们会产生另一种政策工具，它将商业和非商业活动领域的自由与保障结合起来。
在处理商业周期趋势时，历史学家应该小心区分其他长期趋势，特别是那些可能被称为经济和文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至少与商业中的长期趋势无关，似乎是独立存在的。一些趋势即将结束时，总是同时开始新趋势。这样的重合强调了商业周期中的起起落落，混淆了我们对偶然性的思考。
目前，交通运输业的长期趋势正发生巨变，且正在困扰和折磨着我们。我们创造汽车和飞机的竞争条件，使铁路业务的正常下降趋势复杂化。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趋势和变化，特别是在自由土地、对外贸易，以及像一些人认为的发明方面。企业史学家在研究长期趋势方面有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需要一种能与商业周期技术相媲美的新技术，以及将商业趋势与非商业趋势区分开来的新观点。长期趋势对商人比对学者来说更重要，商人具有商业周期方面的知识，但他对长期趋势是一无所知的。然而对于投资者、投资顾问和资本品生产者来说，长期趋势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不了解长期趋势的政治家仅仅是一个政客。他可能采取一些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措施，如在下降趋势中试图保持或提高价格和工资。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被最好地组织起来以应付长期趋势下的困难局面。如果他们可以避免严重的战争，他们就可能获得胜利，否则他们不可能获得胜利。原因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趋势下，他们可以保持其价格和工资符合一般条件。好吧，我们走着瞧吧。
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史就是商业管理的故事，而对于这种管理很少有学者去认识。实用主义和现在的企业史研究正在弥补早期的疏忽。
我们已经看到，商业管理包括商业策略和企业管理。只在经济自由主义环境中发挥功能的商业策略已经经过4个阶段，目前正在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追求利润一直是商人和企业家不变的心理因素。另外，企业管理在最近几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几次长期趋势，其中，利润的赚取时而艰难时而容易。需要许多研究来详述商业政策史和企业管理史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对“为什么要学习企业史”这个问题的回答。
[1]本文原文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企业史研究的开拓者N.S.B.格拉斯所著，原文及出处：N.S.B.Gras， “Why Study Business Histor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3 （Aug.， 1938）： 320-340， http：//www.jstor.org/stable/136675；岳清唐副教授对原文进行翻译，并提炼了摘要和关键词；巫云仙教授对全文进行译校。
[2]岳清唐，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挂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企业史、经济思想史。
[3]此处文字是把商人描述成小丑，作者认为这类著作之所以这样处理，是为了吸引读者。——译者注
[4]广告一般都夸大其词，作者用这个比喻形容商业领袖说一套做一套，外在表现和实际不一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