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讲授这门课

为什么我要坚持讲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呢？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找找看，如中国这样处于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几乎没有第二个，尤其是文化转型期，很漫长，从哪一时期开始转型，有不同的判断。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始于北宋末年，直到崖山之后。张君劢写了《新儒家思想史》，他阐释的文化转型，开端更早，始于公元8世纪。当下通行的见解，大约认为文化转型始于明清或晚清，还有人认为始于帝制解体。总之，文化转型期相当漫长，我推测大约300年至500年才可完成。

社会演化或历史，或者一般而言，任何过程在局外人视角下，都可分为“转型期”和“稳态期”。我常在课程开始时提醒同学们注意三对互补的范畴或视角。其一，“民科”和“学院派”，今天一开始就介绍了。其二，你们进入学院派视野之后，还要区分“逻辑的”和“历史的”这样两种视角，学院派喜欢采取逻辑视角，建模，分析，检验命题，但是我已给你们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我在那里论证，重要性感受更多地来自历史视角，而不是逻辑视角。其三，在历史考察中，还要区分“局外人的视角”和“局内人的视角”。局内人就是企业家和政治家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参与才可完成自己的使命。局外人就是我这样的人，旁观，没有利益纠缠。经济学家主要也采取局外人视角，他们收集数据，运用计量方法，没有利益纠缠，提供公共政策建议。我在第四讲将介绍荣格深层心理学，尤其是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局外人或局内人，在深层心理学视角下，不再有意义。因为，荣格指出，不仅全体人类，而且人类与全体哺乳动物甚至全体爬行动物，共享着集体无意识。你们可以认为，在这样的深层心理学视角下，全部生命都在“局内”。

三重转型期社会，如李零一本书的标题，“何枝可依”——取自曹操的名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既然无枝可依，我们只好退至深层心理视角。

第二重的转型，是政治上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帝制时代，“百代皆行秦政法”，秦代虽然短命，留下的政治遗产颇丰，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郡县制，历代效法，不再实行周代的封建制度。所以，黄宗羲感慨，秦以后的天下是一人之天下，不再是天下人之天下。封建，主要是“封姓氏”，辅助以“建郡县”。春秋邦国数目至少400，秦灭六国之后，当然就是一人之天下了。孔子“继绝学兴灭国”，这是克己复礼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启了民治时代，是政治转型期的开端。根据我的推测，秦代至清代，帝制延续2000多年，这次政治转型大约需要200多年才可完成。

然后，最短的转型期，是经济上的。上一次经济转型，是宋代的粮食革命，距今约千年，据此推测转型期要百年才可完成。根据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理论，这次经济转型最短也要两代人大约50年时间才可完成。我推测中国经济正在从转型期进入稳态期，但不知以何种方式进入稳态——通常的方式称为“硬着陆”，GDP年均增长率从8%以上迅速跌至2%的水平。现在看数据，我觉着不错，像是可以“软着陆”的样子。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因为生态环境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耗竭速度。所以，长期而言，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降落。最好是“软着陆”，不引发社会震荡。

同时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社会，请你们在世界地图上找找，中国之外是否还有？我是在1987年提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见解的，那时，我在世界地图上找过。朝鲜和越南，很难说是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亚三国（中日韩）常被归入“儒家文化圈”。其实，日本只能说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边缘区域，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是边缘崛起。只有中国是儒家文化核心区域，它的转型是举足轻重的。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东亚文化与经济发展项目做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员，1991年加盟香港大学。东西方中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的文化机构，似乎直接隶属于美国国会，后来逐渐降级，现在隶属于夏威夷大学。我在那里学习时期，它似乎仍是国会下属机构，因为每次国会没钱了，我们办公楼就关门。我在这个项目里认识不少外国学者，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有充分的热情，却没有基本的认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工作文稿，谈谈怎样理解“中国现象”。转型期和稳态期，三重转型期，以及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都是那时写的。

理解中国的一切现象，前提就是转型期和稳态期。人的行为，如果是在稳态社会里发生的，可在静态视角下考察。如果是在转型社会里发生的，就不可采取静态的考察视角，因为有系统偏差。当代中国社会，说它处于转型期，几乎毫无争议。你们回家问问父母，他们年轻时怎么生活。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的生活，与我们年轻时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在几十年里有这样快速的变化，他的预期也相应地要调整。用经济学术语来刻画，就是折现率很高，这是转型期社会里一切行为的特征。

折现率的英文是“discounting rate”，意思是，如果有人约好明年的今天给你1万块钱，但是你不想等一年，那么，那个人今天给你多少钱你就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测验，我观察多年。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极高，因为他们目睹了父母收入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现在我推测你们的折现率不会低于15%，不信？请问，你明年的今天可得1万块钱，今天给你8500元，能否接受？大多数人都接受，因为还有人折现率更高，今天给他8000或7000，他也接受。民间借贷，以月计息，年率常常超过60%，这样高的折现率，借贷双方居然都接受，那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这笔钱投入经济活动之后可有足够高的回报率。在稳态社会的资本市场里，隔夜拆借市场的利率很高，因为周转时间极短，隔夜就还。以月计息也意味着短期就还，例如2个月或3个月偿还，这是双方预期的，救急，不是正常状态。据此下调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率30%，差不多。

折现率高的社会，腐败普遍发生。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行为短期化”，因为不短期化反而不理性。在中国社会，几年之后或十几年之后的未来，不确定性已足够高，以致那时的任何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折现到今天都几乎等于没有。你们拿出计算器试试看，假设折现率是30%，15年之后1块钱收益的现值，分母是1.3¹⁵，分子是1，大约是1/50，1块钱折现到今天是2分钱。如果折现率15%，10年之后的1块钱收益现值是1/1.15¹⁰，大约是1/4，就是0.25元。公务员要多少年才可晋升至局级以上？按我在香港的观察，优秀的公务员，从科员开始，大约20年。那么，对个体而言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很可能就是腐败，前提是被查获的概率足够低，并且查获之后惩罚力度足够小，后来香港有了廉政公署，非常有效率，腐败迅速减少。香港公务员有数额巨大的退休金，前提是不能有违法行为。所以，廉政公署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公务员不腐败是理性的。

西方社会也在转型，从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93年出版了一本书《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正式宣称西方社会进入“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不再有“阶级斗争”，只有“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每一位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与其他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互补关系常常超过互替关系。所以，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想象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请你们检索鹭江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我的一本文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当然，两极分化很严重，没有知识的人，就陷入贫困，尤其是美国的“老白男”，他们构成了特朗普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看看美国的基尼系数，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迅速恶化。细究原因，是硅谷的许多公司创始人自己持有股票，而且比例很大，例如自持90%，也就是说，流通盘只是10%，当然很容易资产膨胀。总而言之，知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硅谷房价和租金也迅速上涨，旧金山老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不得不搬家离开故土。总之，美国的社会分裂现在很严重。我1998年去拜访布坎南，谈了几小时。他那时最希望与美国各州的州长联系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重新缔结美国宪法。因为，他感觉，宪法修正案已不足以弥合社会分裂。

克拉克（Gregory Clark）2007年著作A Farewell to Alms里的那张图，“三千年世界经济史”，贴在印刷版心智地图里。很显然，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经济转型。但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变化要缓和得多，至少不像中国这样剧烈。例如，很少有人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瓦解，正在转型到其他什么体制。也很少有人认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已经瓦解，正在转型到其他什么文化。所以，至少目前，我认为，西方社会经历的是经济转型期，并因此而发生社会结构的变动，例如，中产阶级逐渐消失。两极分化严重，导致目前美国民主政治的严重危机。

哈佛明星教授桑德尔2020年的新书，主旨就是呼吁重新找到“共同的善”（common good），以往翻译为“公共财”。这本书已有一篇中文书评，很长，我用长截图方式贴在实时版心智地图里了，作者是曾梦龙，值得你们认真阅读。（见图1.13）桑德尔与我同年出生，属蛇，有灵性。我这张心智地图里，贴了他几乎全部主要著作（包括中译本）的封面，图1.14所示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引述桑德尔的“正义演说”，是因为伦理的“伦”字，在古代汉语里含义丰厚，图1.14黄框内的文字，引自《尚书·洪范》和《庄子·齐物论》。可见，在先秦时期，伦理与“义”（相当于斯密所说的“合宜性”）密切相关。我引述较多的另一位，是哈佛教授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以“天才教授”闻名，因为他是从数理逻辑领域转入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他的伦理学说，我称之为“底线伦理学”，是退到无路可走时的伦理学，非常适合三重转型期社会。

西方以外的许多国家也在转型，例如拉丁美洲各国。据我的观察，那些国家经历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转型期。拉美文化很难改变，已成为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文化优势了。南亚各国，与拉美有类似的情形。泰国的文化，也是旅游资源，成为一种文化优势。我们探讨这些社会的文化转型时，需要关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最早韦伯指出，纯粹意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仅见于西欧，不见于西欧之外。他的依据是，只有在西欧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占据了主导位置。他认为西欧之外的社会，要么仍是“传统社会”，要么缺少“法理型治理”。韦伯是百年一遇的天才，我不推荐你们读他的旷世之作《经济与社会》，太厚重。适当时候，例如，在学习“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时，我建议你们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传统社会，个人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所以，在韦伯的社会分类里，传统社会由习俗与神权主导。韦伯将人类社会分为三大类，首先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其次，现代社会又分为“法理型”（包括代议制民主）和“威权型”（包括军事的和奇里斯玛的）。传统社会，理性不彰，故而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彰显的就是荣格“集体无意识”或韩德森（Joseph Lewis Henderson）“文化无意识”。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巴厘岛的田野研究，其实也描写了那里的集体无意识。荣格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他晚年参与编写（他写了第一部分）的《人及其符号》（中译本标题是《人及其象征》），第二部分的作者就是韩德森，旧金山荣格研究所的创办者。你们在《人及其象征》（中译本有不少错误）的插图里，可见到巴厘岛“跳大神”的图片。其实所谓“跳大神”，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公开活动。

即便在理性彰显的社会，理性也有休息的时候，例如睡眠期间。所以，荣格认为，梦境披露了许多集体无意识信息，因为理性不再过滤这些非理性的信息。荣格在分析泡利梦境的讲演里，再次指出，梦境之外，泡利还有许多白日梦的记录。许多人都有白日梦的经验，澳大利亚有一个原住部落，遇到困难议题时，由酋长借助白日梦获得提示。或者，荣格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和笔误，总之，当理性失灵时，人的行为就可能彰显集体无意识。反之，理性正常工作时，集体无意识和文化无意识被遮蔽。

三重转型期社会，理性能够依据的基础，多已瓦解。你们看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是信息还是噪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信息越来越像是噪声。中国传统智慧说“知常通变”。可是，现在普遍缺失的就是“常”——常识、三纲五常。我在大连主持实验教育期间，坚持每一届新生必修“中国文化与太极实践”。身体，也许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常态，可认为是“底线常识”。通过太极实践，同学们逐渐体会身体的常态，由此逐渐体会中国文化的“常”，继而可能“通古今之变”。

最后，理性正常工作的时候，真正重要的感受也还是无法表达。这也是中国智慧，道可道非常道。百姓日用不知，能表达的，都不是道。中西皆然，西哲怀特海的著作，我最常引用，《思维方式》（Modes of Thought刘放桐老先生的中译本）前三章里有我概括的怀特海三段论：在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表达之前，先有重要性感受。理性的英文是“rationality”，或者是“pure reason”（纯粹理性），更广义的理性，王国维译为“理由”（reasonableness），也常译为“合理性”。最广义的合理性，怀特海称为“理解”（understanding）。你们不妨认为理解就是“底线理性”，是最弱的、最广义的理性。

梦境不理性，但仍可被理解，例如荣格对泡利梦境的理解。梦境是一种表达，所以，至少荣格学派认为，梦境表达包含着重要性感受。深受荣格影响的神话学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1904—1987），以《千面英雄》名世，他说过一句名言：梦境是私人神话，神话是公共梦境。传统社会有神话，是公共的梦境，不受理性压抑，可公共表达，例如巴厘岛的“跳大神”仪式，更古老的是古希腊每七年一次的“酒神崇拜”仪式（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这是文化，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因为生活在中国文化里。每一文化的人，有意识地承认自己的文化，这就称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每一文化意识有自己的“文化无意识”（cultural unconscious），不是生活在那一文化里的人可能意识到的。韩德森的研究表明，文化意识与它自己的文化无意识，恰如“ego”（自我意识）与“shadow”（暗影）的关系那样，只不过后者是私人的，而前者是公共的。

可表达的未必可理解，图1.15取自实时版心智地图第四讲，一万多年前的表达，在现在的艺术史教材里，众说纷纭，人们试图澄清这幅作品的意义。作画的现场，人类学家称为“仪式”，作画基于参与者们内心深信不疑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公共的梦境”。荣格见到这幅作品，也很难分析这个公共梦境。根据2019年出版的那本书，荣格分析泡利的梦境，需要一系列梦境才可洞察梦境的意义。

我读的文献中，已有关于犹太人的文化无意识分析，也有关于法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无意识分析，但是还没有对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分析。申荷永是旧金山荣格研究所学成回国的，十多年来，尚未见到他的突破性进展。霍大同是法国弗洛伊德后续的拉康学派心理学家，从法国回到成都，建立了心理分析四川学派，悟性似乎远高于申荷永。可是，申荷永传承的是正宗荣格派心理学，而霍大同传承的是拉康心理学派。他们的岁数，都需要物色接班人了，否则，还是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化无意识。

文化认同，当然是文化意识。孔孟之道，应当还在多数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里。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早已西方化到很难遵循孔孟之道了。就说“三纲五常”的前一半，君臣、父子、夫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早就难以维系，可能民国初年就难以维系了。如果文化意识不再提供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我们只好退至更深层次，那就是文化无意识。我常说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态是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之间的冲突，最终的出路，似乎要在文化无意识的研究中探求。人类共同具有“情感脑”，这是有族群文化之前数十万年就已形成的，可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哺乳动物大约在一亿年前就形成了胼胝体，于是左右脑半球的功能开始特异化。如果我们退至情感脑的层次，那么，上述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仅仅从文化意识层次退至文化无意识层次，并在这一层次探索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梁漱溟毕生修身养性，坚持冥想，晚年或许已洞察文化无意识这一层次，只是没有文字留给我们。

荣格多次描述集体无意识，有一次，他用“海床”（sea bed）隐喻。太平洋的洋底是地幔岩浆通过火山喷发形成的，夏威夷的大岛就是这样的火山，常年喷发。岩浆在海水里冷却，形成海床。地幔不断喷出岩浆，推动海床向外延伸。太平洋海床从夏威夷群岛向日本海沟延伸，在海沟那里向下沉入地幔。岛屿形成之后，底部仍与海床连接。所以，海床向日本移动，岛屿就跟着移动。现在世界地图上可见从夏威夷到日本有一连串圆弧状分布的岛屿，都是在夏威夷这里形成之后逐渐向西移动。从岛屿离开夏威夷的距离可判断岛屿的年龄，因为越远的岛屿，年龄越大。回到荣格的海床隐喻，岛屿在海面之上的部分，就是自我意识（ego），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岛屿在海面之下，对应自我无意识或个体无意识。荣格说，将全部岛屿连在一起的海床，对应集体无意识。韩德森的意思是，在海床与海面之间宽广的无意识里，应当有一个文化无意识层次。通常认为，文化无意识层次更接近海床。在它上面才是个体无意识。

荣格还有一种描述，他称为“集体无意识老人”，他说，每一个人的自我无意识深层都有一位集体无意识老人，活了数百万年，遇见了无数次生死攸关的危机，仅当理性失灵时，才有机会传递信息给自我意识。

现在看印刷版心智地图，如图1.16，三重转型期社会的伦理学图示。这是一座金字塔，它的底层是集体无意识，表达为史前文明，例如图1.15所示万年前的壁画。底层之上，是文化无意识。与它相对的是文化意识，就中国而言，我标示了五大朝代，汉唐宋明清，这是咱们的文化意识。再上一层，是文化认同，表达为传统。再上一层，是个体意识。最后，在金字塔的尖端，是个体行为（包括伦理行为）。金字塔周围有五个圆圈，对应史前文明的是本能，对应文化意识的是教化，对应传统的是中国的转型期文化——核心价值观瓦解；最后，对应个体意识的是荣格的“本我”（Self）结构。荣格使用的Self，含义与弗洛伊德的夹在本我（id）与超我之间的自我ego，有本质差异，国内心理学界译为“自性”。我为兼顾弗洛伊德与荣格，故意写了“本我的结构”。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伦理学。因为你们肯定想知道伦理学是什么，微信讨论选课动机时，有几位同学已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想了几天，想出来这样一句话，未必每一个人都同意，所以我不写在地图里，教科书里也没有这句话，这是我临时想出来的：伦理学，不论是转型期的还是稳态期的，也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伦理学，最广义的，最大适用范围的，我用一句话概括，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

至于什么是“智慧”，这一词语在汉语世界里早就被污染了。注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伦理学，我定义为“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不是关于精神生活的，不是关于物质生活的，而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

接下来，我讲解怎样区分转型期和稳态期。数学系的课程里有一门“微分方程定性理论”，是纯粹数学系的课程，不是应用数学系的课程。我观察过咱们国内大学的许多应用数学教材，根本没有“定性理论”，也许将来会有。因为，定性理论里有关于系统状态的“向量场”表达方式，对许多数学应用很有帮助。例如在清华大学的一本自动控制理论教材里，有“稳态”（steady state）与“过渡态”（transition state）这样一对概念，源于微分方程定性理论。过渡态，运用于社会理论，就称为转型期。通常，在定性理论的分析中，有一个拇指规则，是经验判断——不精确，是大致而言的，所以称为经验判断。这一判断是：对给定的系统，稳态期大约是过渡期的10倍。

在社会演化的研究中，这是很常见的情形。给定微分方程，系统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如果用了1单位的时间，那么，系统在稳态里大约要停留10单位的时间。社会演化系统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扰动，有些扰动可能颠覆稳态，遂使系统向着新的稳态转型。如果旧的稳态期是100年，那么，转型期很可能是10年。如果旧的稳态期是千年，那么转型期很可能要用百年。中国文化传统延续了5000年，那么，它的转型可能需要500年。这是我上世纪80年代的想象，那时我虽然是经济学博士生，但还未摆脱数学思维方式，毕竟我在北师院数学系和中科院数学所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室接受了7年数学训练。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本书，图1.17所示，是201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图示世界史》。我从这本书里截取了一些插图，例如图1.18，让你们看看地球的演化史，目的是说明社会演化的稳态期与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球演化的稳态期与转型期。越是早期社会，这样的依赖性就越大。黑格尔《历史哲学演讲录》也许是最早认真对待这一事实的，提出所谓“地理决定论”。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魏特夫提出“东方专制主义”，还有许多思想者受了黑格尔这一学说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诸如克拉克这样最优秀的英国经济史学者写三千年世界经济史（图1.19的右上角显示了一部分），倾向于认为“大分流”之后陷入贫困的族群，其实在一万多年前就注定了今天要陷入贫困。

冰川期的时段很关键，气候变迁与王朝更迭相关，我常介绍“竺可桢规律”。竺可桢刚回国时，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科学社”，它是民间团体，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他在《东方杂志》撰稿《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大约是1925年，史称“竺可桢规律”。初稿发表之后，他继续完善，1972年在《考古学报》正式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竺可桢规律，就在印刷版地图的“第一讲”右上角，如图1.19所示。

其实，图1.18我很难给你们讲清楚，很可能讲不清楚，我试试。图1.18显示的冰川期曲线，与图1.19显示的“竺可桢规律”的年均气温变化曲线，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地球表面温度取决于三项要素：（1）“obliquity”，译为“倾角”，是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所谓“黄道带”）的平面夹角。你们检索“黄赤交角”词条，可以看到详细解释。地球表面受日光照射的强度，首先依赖于倾角，地球倾角大约23度，变化范围是22.2至24.5度，图1.18第一行显示，准周期大约数万年。（2）“eccentricity”，译为“偏心率”，地球绕日的椭圆轨道两个中心偏离它们连线中点（圆心）的程度。显然，偏心率越大，地球在远日点就越冷，而在近日点就越热。偏心率的变化，图1.18第二行显示，准周期大约数十万年。（3）“precessional index”，译为“进动指数”。基于常识，陀螺旋转的时候，如果倾角大于零，陀螺的自转轴会缓慢变化，称为“进动”。倾角越大，进动越快。地球自转倾角大于零，就有进动。我见过一套软件能显示地球绕日轨道的进动，直观而言，像一条周期不规则的螺旋线那样逐渐偏离太阳，但是也不会偏离太远，因为无法摆脱太阳引力，于是有类似周期的变化。图1.18第三行显示，地球进动指数的准周期，有时23000年，有时10万年，变动不居。

上述三大要素，在竺可桢研究的中国历史气候时间段内，决定了竺可桢引用的温度变化曲线。竺可桢当时使用的数据是挪威雪线高度高于海平面的程度，雪线高度越低，意味着气候越冷。农耕时代，气候骤冷，粮食减产，人民起义，王朝颠覆。这是竺可桢当时的历史想象，可能也深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论如何，我们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中详细介绍竺可桢规律。

我还想解释什么是“企业文化”。你们是企业管理者，为何要选修我的伦理学课程？我每次开课时都要问学生们，你们坐在我的教室里，是理性选择吗？不浪费时间？谁能论证坐在我教室里几个小时或一个学期是理性选择？这一议题，也出现在我写给本科生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开篇。那么，企业管理者选修伦理学课程，我的理由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