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抒情散文
西汉的抒情散文 西汉早期的一些散文，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其实也是有抒情成分的，但却没有在表述自我的内心感受上充分展开，反是论说的色彩更重些。所以西汉最早的抒情散文，还得从东方朔的《答客难》说起。此文以辞赋惯用的问答体展开，句式整齐且间或押韵，故有时也被列入广义的辞赋范畴。
东方朔（前154-前93）是汉武帝的宫廷文人，机智多才，却只能在宫廷中扮演一个滑稽角色。《答客难》假借“客”责难东方朔为什么“好学乐道”却地位不高起头，然后通过对此责难的解答，揭示出包括自己在内的士的历史命运。文中说到：自己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但时代却非复战国之旧了。汉武帝逐步削弱了诸侯国，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这使得士不再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谋求成功，获取高位；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并由他的个人好恶所决定，“贤与不肖”，也实无区别：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答客难》敏感地指出了从相对自由的战国时代进入专制制度的一统天下以后，文人可悲的命运和必须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文章虽然带着某种嘲谑意味和表面上的自我慰解，内藏的痛苦其实很深。
西汉中期的抒情散文，以司马迁（生平见后）的《报任安书》成就最高。在这封给朋友的书信中，司马迁诉说了自己无辜遭受耻辱的宫刑而感受的莫大痛苦，和忍辱求生以完成《史记》撰述的心迹。信中写道：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这里能够读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识者在强大的专制制度迫害下巨大的内心创痛，并且体会到专制权力的非理性。然而司马迁也以自己能选择的方式作出了反抗，那就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史记》——他以这一伟大的创作表达了自己的意志自由，重新肯定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信中也说到：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和东方朔的《答客难》相比，司马迁并没有用任何嘲谑之类的方法钝化痛苦的刺激，当时任安是狱中已判了死刑的犯人，给他的信不可能做到私密，所以也是危险的，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说出内心的悲愤；甚至，像“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的话，实是对最高统治者表示坚决反抗的态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文传统的形成与书信体关系最为密切，《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开启了这一传统。
司马迁外孙、宣帝时杨恽（？-前55）的《报孙会宗书》，亦颇有外祖遗风，同样是传诵的书愤之作。杨恽曾一度受到宣帝的信任，后因故免官。他在家经商治产业交接宾客，声闻于外。在专制制度下，被免职的官员这样做是犯忌的。因而他的朋友孙会宗写信劝他“当阖门惶惧”，以免招致危险。而杨恽的答书不仅为自己的行为坦然辩护，而且态度桀骜不驯，对非议他的人乃至对朝廷都有所讥刺。后来信被查出，杨恽竟被处腰斩。这是一篇充分表现个性的书信体散文，文字不求美饰而意态自然张扬，有感人的效果。
东汉的抒情散文 东汉的抒情散文仍以书信体为主，和论说散文一样，较为出色的作品主要产生于中后期。虽传世名篇较少，但可以注意的是东汉人于书信的写作实更为用心，文辞多经锻炼。这意味着书信不仅是实用的沟通手段，而且被当作“文章”来看待。而从《后汉书》著录传主作品的情况来看，“书”确已正式成为文体的一种。
李固（94-147）《遗黄琼书》是比较有名的一篇。在当时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的激烈冲突中，李固是个中坚人物，黄琼负盛名而未出仕，此信即为劝黄琼出仕而作。信中说：“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言下之意，艰危之世，志士无由避其责任，言简而甚有激昂之气。后面又说名士被征入朝，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被“俗论”指为“纯盗虚声”，希望黄琼“一雪此言”，虽是有“激将”的味道，但确实显示了李固峻烈的个性。
同时人朱穆（100-163）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开了“绝交书”这一书信体散文类型的首例。信中指斥刘对待自己前恭后倨，全视双方地位变化而定，很简短的几句话就画出一个庸俗官僚的嘴脸，同时也显示出自己人格的骄傲。末句“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声色毕露。张奂（104-181）是东汉后期一位儒士出身的名将。他的一些短札写得很有趣。如《与崔子贞书》：“仆以元年到任，有见兵二百，马如羖羊，矛如锥铁，盾如榆叶。”又《与延笃书》说以暮年而居边地的凄苦，文辞精美而又能以情动人。
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和《重报妻书》叙写夫妻感情，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前者云：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
俛当去。知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有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
所说均日常生活之事和夫妻离别之情，却别有情致。当时有文化修养的夫妻间通信当然是平常的事，不平常在于这种信会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并作为“文章”流传。它标志了一种文学态度，并预示了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