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内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

国内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始自改革开放的当代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其带来的多重影响，社会心态问题俨然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例如，为什么要增强“四个自信”？为什么必须抵制外来不良社会思潮的袭扰，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什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些都是理论界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1.国内社会心态的研究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定期对外公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该蓝皮书通过深入地对新时代、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报告中社会心态各项参数指数均较以前有所回升，呈现健康持续发展态势。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明确了当今中国社会心态的优化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蓝皮书》认为，当下中国许多热点事件往往是首先在互联网上爆料、发酵，然后报纸、电视等媒体再跟进报道。尽管事后政府、公知、民间等各方的解读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引发颇多争议，但不难发现：网民往往在第一时间就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倾向，且基本稳定。在社会和集体层面上，泛在的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放大了直觉推理的作用。首先，在现代社会，各种信息会通过PC和移动终端迅速传递到每一个个体用户，但由于微博等文本相对碎片化，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时间传递的新闻信息往往是有限和片段化的。面对这些相对模糊的信息，个体需要立即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因而更可能是利用直觉推理来进行信息接收和快速判断，而不是运用相对缓慢和费神的理性思考。其次，互联网实际上让全体网民变成一个整体性的生物体，由此，情绪和直觉的传染性要大大强于理性，第一时间传播开去的往往是情绪和直觉，而不是理性。最后，直觉会在无意识水平上持续对网民舆论产生影响。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直觉不仅仅发生的速度更快，而且会对之后的理性推理产生持续影响，虽然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这种直觉和情绪的存在。该蓝皮书指出，网络新闻一方面向网民迅速传递了信息，另一方面也在第一时间触发了网民的直觉判断。及时获知网民的直觉判断，把握网民进行直觉判断的特点和规律，能帮助我们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并对于事后正确解读各方观点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有研究成果表明，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原生态的农村的村居模式已经转变为城市的社区模式，农村自由开阔的活动空间逐渐演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鸽子笼”式的城市森林花园，农村原有的以裙带关系为主要层次的村居关系演变成了城市社区陌生的邻里关系；随着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原有的道德规制演变成了现代化的社会法律规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准随之也要逐渐回归现代化的法治社会的轨道。2015年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大环境”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提到了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党中央亮出“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利剑到许多新法律法规的纷纷出台，社会治理已经从净化社会法治环境到净化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环境，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更要荡涤我们思想上的污垢，弘扬正气，以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征程中发扬“主人翁”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社会心理保障。

当下，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转变，科学对其因势利导，使社会心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发挥积极效应。人们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存环境，首先要适应现行的法律和规制，融入现代化社会的环境中，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摒弃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价值观，科学地认识和改造我们的环境。社会的变迁带来了人们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前单纯的简单交往模式演变成了虚拟的交往模式，新媒体科技的出现，让网络、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散布出来的大量信息在我们的生活中漫天飞舞，使我们难以辨识我们所需要信息的真伪，如果网络等新媒体不易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占领，它必定会带来鱼龙混杂而导致的视觉污染、听觉污染，甚至严重的会导致人们的心灵污染，因此人们会产生怀疑、焦虑甚至是不满的社会心态，特别是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网内”和“网外”的社会环境，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造网络等虚拟空间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塑造网民健康的社会心态，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净化舆论环境，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在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以更加理性和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和新问题，依照依法治国的方略，既不能限制正常的言论自由，又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进深化改革的决心，通过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广大社会公众当中培育和践行蕴含时代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逐渐改变人们被“异化”的现实，让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才能使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得平和，才能更好地从深层次消除社会不良思想带来的隐患，更好地凝聚人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优化当代中国社会心态，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发达的高科技已经将现代社会变成了透明、公开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像普照的阳光将照射到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让人们的心灵不再害怕、不再焦虑、不再担忧、不再孤寂。人们仍然会提出疑问“权大于法、人治还是法治、党大还是法大”等类似这些伪命题，其实这是在国家治理实践过程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对社会腐败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拉网式的“大扫荡”。在“网外”，中共中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查处了郭伯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鼓舞了人心、震慑了腐败；在“网内”，原来的信件和电话举报受理方式变成了运用网络、微信、微博等信息化手段对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重大问题线索可实时“一键举报”。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被网络举报并查处的贪腐官员数量已经占到接近半数，成为惩治腐败方式的新亮点，不单使举报腐败从下到上的渠道变得简便、快捷、畅通，并且使举报信息能够直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而且现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开通了一键举报腐败的便捷网络通道，更加迎合了社会公众痛恨腐败的社会心态。但社会公众的心理对腐败等社会敏感问题的反应是极其迅速的，关注第一时间“网内”“网外”的社会心态变化就显得特别重要，一方面可以正确地引导和控制舆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科学的研判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心态的规律及特点。对于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在针对社会公众提供信息的回应机制上，也要注意稳控不同层面的公众情绪，例如，某年元旦前夕上海外滩发生的踩踏事件，网上有很多舆论，有网民炒作是因为有人在外滩广场抛撒钞票才发生了踩踏重大公共事件，也有网民理性地回应是因为疏导措施和公共管理缺位造成的人群瞬间聚集导致事故；网上有报道称本来公众是为了迎接新年到上海外滩去庆祝，结果迎来的却是人生的一场悲剧。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一定要对“网内”“网外”的社会公众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否则就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丧失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新形势下，要出台相应的体制机制来把控社会公众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态，人民群众的感情是“伤不起”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与政府的施政方略息息相关。比如，马来西亚航班MH370失事后，失事乘客家属和社会公众通过新闻、网络、微博时时刻刻关注着政府的一举一动，修复社会心态，安慰伤者的心灵，都必须准确把握公众的社会情绪，适时进行科学的调控和有效的沟通；近年来，中国海军多次在海外成功执行护航任务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强有力地增强了“大国自信”，展现了“大国形象”。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让中华民族复兴路线图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清晰，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就业、住房和医疗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心态面临的严峻课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自己或家人的就业问题是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压力来源。如果设想自己或家人认识到自己或家人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心态会随之变得焦虑或者不确定，个体的情绪随即就会产生消极的负能量。要使社会心态由消极向积极转化，出台相应的体制机制、法规制度化解因就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是引导社会心态向积极层面转化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原国土资源部出台了新的法规条例并对现有土地进行重新登记，一方面是为了规范市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及研判；另一方面是为了将那些非法占用的土地归还于民，“房叔、房姐”囤积并违规炒作土地的腐败案例已经让社会公众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加之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社会中个体的住房问题也是影响社会情绪的重要因素。住房压力与社会个体的情绪紧密相关，住房压力越大，消极情绪越高，住房压力越小，积极情绪就越高。除此之外，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养老、医疗、婚姻等敏感问题也与社会情绪紧密相关，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心态。

让社会心态趋向于“举国同心、万众一心”的人民力量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劲动力，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涵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因此，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主流或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修复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社会心态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消除腐败、打击违法犯罪，努力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倡导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净化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大环境，给青少年的成长塑造风清气正的环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偌大的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搞好社会治理，既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要将研究出台的新法律法规制度落地生根，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利国利民之“实惠”。为此，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社会心态，出台稳控社会情绪的相关体制机制和管理办法，科学研判并把握社会心态的规律和特点，消解不良社会心态产生的负能量，培育健康理性、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国内社会心态研究呈现的总体特征

一是研究人数众，涉及学科门类多。笔者以“心态”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1988年至今，发表论文中带有“心态”字样的已经超过27万篇，相关论著超过千部。涉及的学科有中国文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企业经济、社会学及统计学、心理学、投资、工业经济、初等教育、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体育、金融、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贸易经济、世界文学、人物传记、新闻与传媒、证券、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职业教育、外国语言文字、中国共产党、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文化、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中国语言文字、中国近现代史、政党及群众组织、中国古代史、音乐舞蹈、农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哲学、市场研究与信息、旅游、文艺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和出版等40个，几乎遍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进一步以“社会心态”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虽然论文数量大幅下降，只有1万余篇，相关论著不足百部，但涉及的学科领域依然高达40个。由此可见，社会心态是学者们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而学者们的关注反过来也印证了当前社会心态问题的现实重要性。

二是研究对象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现有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涵盖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性质、不同行为、不同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心态都被关注过；从较为具体的方面看，名人、伟人、农民、工人、农民工、大学生、知识分子、公职人员、弱势群体、网络、股市投资、群体性事件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热点性领域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

研究人数众、涉及学科门类多和研究对象极为丰富的特点，充分说明社会心态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性、普遍存在及其具有的感性特征。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复杂、多样、多变的全方位立体性图景。

三是研究目的较为狭窄。社会心态学者往往从某一特定的学科出发，对特定的社会心态现象进行研究。如乐正的《跨世纪的心态史》、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等，主要是从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出发，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和阶段的社会心态，以便从中发现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机理；刘崇顺的《社会转型与心理变迁》、李勇锋的《变化中的文化心态》、马守良主编的《大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等，主要是从社会学的维度出发，研究基于社会变革的社会心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而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朱艳丽的《情绪表达文化与心理健康》和邵道生的《中国社会的困惑》等，则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展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心态状况，尤其是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病态的社会心态的基本状况。

四是研究内容相对集中。这种相对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中于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形态的研究，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社会心态的比较、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对人们社会心态的影响，或者是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下存在的特定社会心态现象（往往是一些负面、消极的社会心态现象）的全面分析等。另一方面是相对集中于一些特定群体、阶层和民族的社会心态研究，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心态变化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互动等方面的研究，比如随着经济的快速进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面对伦理价值、人文关怀和道德认知等方面的整体性社会心态的变化就是不少学者所关注的，如邵道生的《现代化的精神陷阱——嬗变中的国民心态》、李静的《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

五是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当前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框架，这就使得相关的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证性特点。不少研究者大量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和分析、田野调查和访谈及文献考证等方法进行社会心态研究。因此，当前的研究从结论上来看，往往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和较强的可信度，但同时也因为欠缺较为深入的哲学分析而普遍缺乏历史感，即当下的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动态性，故而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和僵化性较为明显，机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痕迹突出，理论抽象水平明显不高。

六是研究的理论深度尚显不足。一方面，受当前社会心态研究中广泛存在的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我国目前心理学学科整体性研究水平不高的影响，当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理论深度明显不足。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尚未出现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影响力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尽管学者们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事社会心态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结论往往笼统而不够深入，尤其是涉及社会心态的产生和变化机制等较为深入的细节性问题，往往付之阙如。

综上所述，国内目前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在不少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基础有待巩固。围绕着社会心态本体论，如什么是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特征和运行机理等的研究需要深化。这是我们从理论上对各种社会心态现象进行解剖和研究的基本前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二是研究范式有待突破。社会心态研究水平要想取得大幅提升，必须在继承现有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框架和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更新和突破，要充分深入社会历史和现实，深入人们的具体生产生活方式和交往活动中，深入探究社会心态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制度变迁等，从而真正发现社会心态变迁的内在规律。三是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社会心态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历史、社会和个体的问题，同时，社会心态还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对社会心态的研究，视角必须拓展。

（二）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1.“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及时代背景

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6]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发展变化，又正确认识和把握促成这种变化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动因，才能全面而不是片面、系统而不是零碎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性质和特征。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的角色越来越突出，政府干预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加强；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又朝着脱离政府控制的方向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也造成了社会中个体和团体的越来越大的自律，以致在政府同社会之间建构起越来越复杂的中介因素，使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发生了时代性变迁，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兴国安邦之策，更是利国利民之举，中国在适应全球治理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只有全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随着当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厘清从“治理”到“善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更要厘清“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其中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变迁之理。从实践上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优化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不断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法治”和“德治”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这样，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将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谐同声、同频共振，共同奏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强音。笔者也以“治理”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关于“治理”的学位论文成果就有90000余篇；但以“国家治理”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关于“国家治理”的学位论文成果只有5000余篇；若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位论文成果仅仅只有300余篇，研究人数悬殊。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将当代中国社会心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赋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鲜活的灵魂，更能够凸显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变迁。

“国家治理现代化”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基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出来的，分别是理论背景、道路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酝酿和凝练而成的，它是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在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已经融入“全球治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紧相连，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心心相通”；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国家治理实践”与“全球治理变革”同频共振。纵览国际国内发展局势，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应时、应势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国家治理实践”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是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的研究。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学界目前已经形成了“二元说”“三位说”和“多维说”，同时，学者们分别从纵向历史、中外横向比较和“个人与群体同圆”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外，关于“强起来”的含义理解和阐释，学者们也多有论述。关于“强起来”的特点，也存在着“三特点”说和“两特点”说。

二是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将为数众多的单独“治理”的体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范畴。学者们尽管各自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家都普遍认为，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治理方式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三是关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全球治理”最为核心的理念就是信奉“寻求多方共治，摒弃单一的、孤立的思路”准则，充分尊重和鼓励倡导多边合作框架的全球部署，并且坚持认为在处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时务必秉持积极参与和合作的价值取向。而现实中不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单边主义倾向，这也在客观上大大阻碍了“全球治理”的实践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关键期时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于是就有了关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学者们从价值理念、外部环境、时代特点、治理方式等多个角度，全面论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是关于“治理”与“统治”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以“治理”与“统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主题，涉及国家治理的变革、统治的主体和治理的主体。它们的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和其他国家公共权力，而治理的主体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等，前者的主体是单一的，而后者的主体是多元的；从性质的维度来讲也是不同的，统治是强制性的，但治理则更多的是协商性的，当然也不排除强制性；从治理来源的维度来讲，统治主要源自强制性的国家法律，而治理除了来自国家法律，还包括各种非强制性的社会契约；从权力运行的向度来看，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从二者作用所及的范围来看，治理是以公共领域为边界，而统治是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

五是关于实现“善治”的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也可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理解为“善治”，而“善治”就是通过良好的治理使国家治理所涉及的各种基本要素实现最优化组合以及效能最大化，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使各种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域覆盖，推进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形成科学的治理体制机制。

六是关于“文治”与“武治”的研究。无论是哪种治理方式，无论治理处于哪个阶段，都希望“治理”能够实现更高的行政效率和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即治理能力和水平是衡量治理方式的实践“标尺”。历史上，康熙皇帝的“武治”与“文治”都无与伦比：“武治”方面，平定三藩之乱、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收复台湾等；“文治”方面，编成《康熙字典》《皇舆全览图》《全唐诗》《历算全书》等。当今中国的“文治”主要是指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自信，使新时代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当今中国的“武治”主要是指通过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改革和现代军事变革，从维稳处突、人民武装、军队建设等方面提升综合国力。“文治”与“武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地位都很重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双管齐下、协同推进。

七是关于“自治”“德治”“法治”的研究。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人口结构以及地域分布来看，国家治理实践应符合中国的国情，推进国家治理实践的效果必须坚持走民族区域自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需要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9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任何一种“治理”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也都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从“源头治理”到“标本兼治”，这就需要使“三治”并驾齐驱，才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总体而言，国内目前关于“治理”的研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且研究深度也在不断拓展。毋庸置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是不断实践的结果。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恰恰是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研究，即实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客观基础与条件、影响因素、实施步骤、实施方法或方案、排除干扰和阻力的应对措施等，较为具体的、属于操作层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欠缺，尚需理论界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外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

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根本性制度差异，其较量也从未停止。不同社会制度，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程度大不相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的社会心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呈多极化发展趋势，虽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但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诸如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即生态文明）的发展，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暴恐和安全事件等世界共识。奥运会在各个申办国家的成功举办也让体育拉近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科技、体育、卫生、教育、医疗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也让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是，当前国外一些人的心态仍然存在许多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如美国的情报间谍机构通过军事、意识形态等各种方式渗透，窃取他国国家机密，导致其他国家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盛行。再如日本的军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少数国家军事冲突、极端主义仍然活跃。人们共同的遭遇是都面临着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等挑战，导致社会心态受到全球治理变革的影响。

（二）国外对社会心态的研究现状

纵观国外心态史学前后近百年的研究状况，可以分为旧心态史学和新心态史学。新旧心态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层次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理解并把握这些差异和对立，有助于更好地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深层成因，有利于更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心态所呈现出的复杂景观。国外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心态史学这四个角度展开的。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对最为普通的各种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般观察入手，将社会心态纳入一般社会心理现象的经验性观察、描述和总结，故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社会心态研究，因缺乏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研究而谈不上知识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态的关注，大多包含于对各种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对照与比较，因此，社会心态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中也并未成为特殊且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得到较为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国外真正对社会心态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化研究的学术视角是心态史学。

本书主要立足国外心态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对国外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做一较为全面的概括性综述。

总体而言，国外新旧心态史学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差异：

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为概念表述的差异，因为概念表述的差异最直接地表现了研究侧重的不同。比如英语讲“intellectual history”，即心智史学，法语讲“menalite”，即精神状态史学，德语讲“Geistesgeschichte”“ideengeschichte”，即精神史学、观念史学。大体而言，旧心态史学被西方学界称为观念史学，以社会中的心智精英为研究中心，将他们明确和系统化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作为研究核心，主要从事所谓精英分子的心智活动研究。而新心态史学在西方学界则被统称为精神状态史学，以普罗大众为研究中心，往往将普罗大众中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明确表达出来的精神状态、心理现象等作为研究重点，主要从事所谓群众的心态活动研究。[7]

二是研究方法不同。旧心态史学侧重于从精英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入手，通过对其著作中基本概念、观念和思想体系等的研究，来推测、分析和描述精英人物的基本心态内容。新心态史学则往往用统计学和计量式的分析方法，从浩如烟海的繁杂资料入手，如档案、遗嘱、证书、契约、医疗记录、婚姻资料、宗教图表、出土文物等，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归类分析和数据统计，来推测和分析普通民众的心态内容。比较而言，旧心态史学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新心态史学的研究结论因建立在大量、确凿的基本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而具有相对较强的说服力。[8]

三是研究内容的不同。旧心态史学认为社会精英人物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精英人物的“伟大”思想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推动着历史的进步，故而主要对社会精英人物及其“伟大”“经典”著作中传达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体系等展开研究。因此，旧心态史学基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的研究，必然导致社会心态研究内容的狭窄化，并最终走向穷途末路。事实上，旧心态史学很快被学术市场所淘汰并被新心态史学所替代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旧心态史学不同，新心态史学立足社会大众，关注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心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新心态史学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心态研究领域。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大体而言包括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态度两个方面。[9]

从大众文化这个层面来看，新心态史学主要通过对大量实证资料，如各类出版物、统计年鉴、数据资料等的占有和分析，来考察特定时代或特定群体的社会文化、社会思潮及社会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变迁。例如，不同于旧心态史学基于正统宗教思想观念体系的对宗教的社会心态研究，新心态史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且对普通群众具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宗教信仰上，如巫术、占星术、魔法书及迷信等，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大众对宗教的基本心态。较为典型的代表作，如英国学者麦克法兰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巫术》（1970年）、意大利学者金茨堡的《夜间的战斗：16至17世纪弗里乌尔的巫术和农民崇拜》（1966年）等。类似这样的研究因实证性强，往往具有更大的理论可信性和说服力。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新心态史学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大众文化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转移。普通群众或普通群众中特定群体的日常行为、生活状态等成了新心态史学的关注焦点。诸如婚姻家庭、伦常关系、爱情与性欲、自杀与死亡、精神疾病、同性恋等，都被纳入了新心态史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们往往通过历史性的动态考察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展现社会心态的社会变迁过程。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心态的嬗变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变化联系起来，说明社会心态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如伏费尔的系列名著《旧制度王朝的崩溃》（1972年）、《昔日的死亡》（1974年）、《死亡在西方》（1983年），即是通过对人们对死亡的心态变化的剖析，来阐释整个社会心态的变迁过程，进而展现出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群众心理基础，从而充分证明了群众社会心态的变化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旧心态史学狭隘的研究视野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新心态史学因广泛关注普罗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并因秉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发展出了多种围绕社会心态的理论解释体系。这些理论体系详细阐释了社会心态的形成过程、变迁原因和相应的社会影响等，对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中国社会心态的功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从各个理论体系产生的先后顺序来看，新心态史学先后产生了以下几种关于社会心态的理论体系：

一是环境决定论。这种理论将影响社会心态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不同于人类内在精神领域的各种外在环境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并试图通过对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分析，找到外在环境与社会心态生成和变迁的因果联系，从而说明和论证关于社会心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有着“心态史学的老前辈”美誉的美国学者M.柯蒂，就是“用社会经济方法研究观念的最著名代表”，相较于其他研究者，柯蒂“更始终如一地把信念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10]，柯蒂认为，正是有别于欧洲自然地理状况和经济社会体系的、独特的美国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于欧洲人社会心态的美国社会心态。[11]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和立足特定传统的经济社会秩序，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环境高度依赖的人类文明的早期，其影响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可的。如日本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民族普遍的忧患意识和危机心态。也因此，环境决定论者具有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其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环境决定论者并没有意识到，外在环境，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经济社会环境，其作用的发挥都有赖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忽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12]，而单纯强调决定社会心态的物质性因素，恰恰是一种无视实践在推动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及一切精神现象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也因此，环境决定论者并没有将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贯彻到底，走不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悖论，[13]并最终往往转向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二是思想决定论。不同于环境决定论，思想决定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心态具有自身独特的产生、发展，甚至是消亡的过程，因此，对社会心态的运动动因和变迁规律的探寻，应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史中去发掘，思想观念的发展变迁过程就是社会心态的发展运动过程。思想决定论所持有的这种观念，显而易见是片面且充满谬误的唯心主义论调，在20世纪以前，宗教对西方人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西方人大多将人类的思想观念归因于神和上帝的先验性赐予。当然，思想决定论注重对人类复杂多变的精神现象的体察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只是他们因为过分关注人们的精神心智活动而忽视了精神现象、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关系，从而从反对一种片面性变成了另一种片面性。[14]

三是心智背景决定论。此种理论认为社会心态是由特定时代或民族的人们所处的心态或心智背景所决定和塑造的，这种背景的典型表现是“范式”，“范式”的变迁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变化。事实上，心智背景决定论者是借用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共同生产生活活动中所采用的“心态范式”视为社会心态发展变化的主导性因素。对此，美国学者J.G.A.波科克明确指出：“种种语言明明白白地存在，它们各自形成了一些可以识别的模式和样式……这些一定社会共同体的心态范式是制约该共同体的社会心态及其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力量。”[15]简单来说，心智背景决定论者认识到了人类鲜活、动态的精神活动与社会心态间的互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心态背景决定论者没有认识到人们包括精神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层次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16]，故而无法找到社会心态生成和变化的深层规律性，并因此最终走向了从社会心态自身来探寻和解释社会心态产生、变化及其规律性的唯心主义陷阱。

四是精神状态决定论。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法国学者勒高夫和阿里耶斯，他们依据年鉴学派著名学者布罗代尔的长周期理论，认为在一个相对长周期的演化结构中，存在着一些较为持久的深层结构，如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制度结构、社会组织文化、思想观念和传统习俗等，而在这些深层结构要素中，精神结构因为变化最为迟缓、持久性更为长远，因此，精神性的状态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性力量，是“最稳定的最不变动的社会生活层次”[17]。因此，他们认为，要想真正发现社会心态的演变动因和规律，一定要从特定时期和民族所具有的精神结构和精神状态入手。对此，阿里耶斯就明确将“引导人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心态发生转变的最大动力”归结于“集体无意识”[18]。

尽管精神状态决定论者对社会精神结构和群众心理状态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其唯心主义的浓厚色彩也是极为明显的。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精神状态决定论者忽视了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社会心态和一切精神现象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

五是多因素决定论。这种理论在当前的西方心态史学研究中影响甚大，但若仔细审视其具体观点，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是对上述诸种理论陷入解释困境后的一种折中。多因素决定论者在研究社会心态生成和演变的规律等涉及社会心态本体性问题时，发现单单从外在环境、思想观念、心智背景和社会精神状态出发，无法充分有效地解释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社会心态现象及其本体性存在，于是采用了这种综合性的折中态度。从理论的解释力和完备程度来看，相对于上述几种理论，多因素决定论充分认识到了影响社会心态生成和演变的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理论进步意义明显。但遗憾是的，此种理论依然没有认识到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在社会心态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因而最终将落入不可知论或唯心主义的窠臼，其片面性自不待言。

六是还原论。这种理论是以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心灵哲学为依托的一种社会心态解释理论。现代西方心灵哲学立足大量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脑科学、脑神经学、神经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心灵哲学家们认为社会心态属于心灵的范畴，故而心灵的生成和演化规律也适用于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和观察。大体而言，还原论分为功能主义还原论和物理主义还原论。前者认为社会心态实际上就是某种功能状态，社会心态现象一方面是由一定的刺激所引发的，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定行为产生的原因，社会心态在此前后相继的期间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后者则认为，社会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本身就是特定类型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状态和过程，人们的社会心态感受和体验实际上就是人们的脑力活动过程，它们在本质上是相统一的。[19]

客观来看，还原论，尤其是物理主义还原论在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论断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正如列宁所说：“观念、精神、意志、心理的东西是进行正常活动的人脑的机能；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成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的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20]但是，将人们的心态和社会的心理现象完全等同于物理现象、归结为人的某种功能，不仅犯了简化社会心态的生成和演化过程、忽视社会心态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根源的错误，而且犯了无视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心态产生和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错误。也因此，还原论的理论局限性是至为明显的。

综合上述西方新旧心态史学及新心态史学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总体比较来看，新心态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等较为根本性的方面不同于旧心态史学，因此，新心态史学在西方社会心态研究领域占据着毋庸置疑的主导性地位，并产生了远非旧心态史学所能比的巨大影响力。尽管新心态史学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体系，甚至是借助社会心态的研究视角对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具有启发意义的重新研究和解释，但毕竟自始至终，新心态史学并未将其秉持的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底，严重忽视了人们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因此，新心态史学始终无法真正阐明社会心态生成和演变的内在基础和机制，无法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心态现象做出全面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系统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