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言语行为理论的转向与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自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以来，历代学者对其长时间的研究、实践和应用，使得言语行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历经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的确立，对分析哲学家们所做的早期研究之阐释和分析；第二阶段是理论语言学家们加入了言语行为的哲学语言学分析研究之行列；第三阶段是进入一个崭新的语用学的基于语料库的言语行为研究。

当时在欧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言语行为研究中显现出来的哲学意味十分的强烈和浓厚，哲学元素多的原因在于两次大的研究“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初，此时西方传统的哲学研究开始向语言学研究转向，从而使得语言的哲学研究倾向成为焦点和热潮。众所周知，言语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伟大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而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其代表人物是奥斯汀、塞尔等语言哲学家。这些学者立足于当时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并为进行哲学对话研究构筑了新的理论平台，最终萌生出了语用哲学这个新型学科领域。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是衍生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而塞尔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重新划分了施为行为，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从而是言语行为理论再次进入了飞跃式的新发展和成熟完善，直到20世纪中期，言语行为理论及其研究都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和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的学者多关注语用逻辑及形式化方法，如蔡曙山（1998）在《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中，构造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以及模态语用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与形式公理推理系统及其各自的语义模型，探讨并证明了元逻辑问题；有的学者多聚焦施为行为分类和施事动词的分析研究，如语境顺应论理论家维索尔伦（1999）在其论著中对言语行为中的施为性动词作了大量详细的解释和分析研究，并且区分出了一般的言语行为动词和具有施为作用的言语行为动词两个大类；有的学者多以自然语言本身的词汇和句法作为分析研究的切入点，如威尔兹比卡（Wierzbicka，1987）对英语言语行为动词的语义专门进行了研究。

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新实践和应用研究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多模态语料库语用学，即基于语料或多模态语料库的语用学研究，已成为语用研究学者们关注的新的增长点或新领域（奈特和阿道夫斯[Knight & Adolphs]，2008；罗梅罗-特里洛[Romero-Trillo]，2008：135；钱永红、陈新仁，2014）。鲁赫里曼（Rühlemann，2010）指出，基于多模态语料库的新型语用研究即将成为未来语料库语用学研究的潮流和主流。通过在大型语料库的支撑，结合概率统计方法，卡廷（Cutting，2001）研究了自然会话中说话人的不同态度影响言语行为的实施规律；麦卡利斯特（McAllister，2015）等研究了基于语料库的言语行为语用应用问题。基于多模态语料，引入多模态分析，极大地丰富了语用分析有效性和客观性，增强语用学解释力。

（二）约翰逊（Johnson，1987）根据物体运动的作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概括出“力图式理论”，该理论能从认知角度解释不同类型拒绝言语行为的产生和运行的表征方式和内在机制；同时，也可丰富和拓宽文本的解读方式，还能帮助分析人物的言语行为特点、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等深层次的内涵和内容。

（三）潘瑟和索恩伯格（Panther & Thornburg，1998，2009）的“言语行为转喻理论”为间接言语行为的范式构建和语用推理开辟了新途径。转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具有普遍性，包括了语言的所有层面：语素、词汇、短语、句子、语篇等（莱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被认为是一种语用认知模式和语义转移的思维方式，是言语行为含意获取的推理范式。转喻连接力度的强弱导致会话者对言语行为不同程度的加工理解，即完全理解、部分理解，甚至误解，也有可能是不解（李宗宏，2006）。斯珀伯和奥里吉（Sperber & Origgi，2012：331—338）认为在某些交际语境（比如交际双方存在信息差）中，如果转喻的连接力度太小或关联性太弱，误解或不解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上升，最终有可能导致交际失败。

（四）文化语用学立足言语行为，关注文化要素对交际语境与言语行为的参与或介入。梅伊（1993）认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交际化、情景化和社会化的行为。大石（Oishi，2011）立足于社会文化语境中来探讨其对实施言语行为的解释力和规约力，实现了从交际语境的言语行为研究到社会语境的文化行为研究的范式转变，强调了通过语言运用所能表征出来的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

（五）汉语特色的言语行为的研究起始于顾曰国（1992）。顾曰国（1994a，1994b）对50余个汉语施事动词进行了初步观察，认为自英语为语料发展而来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基本适用于汉语的语用研究，尽管某些抽象结果不完全吻合。顾曰国（1994b：14—16）指出，塞尔有关完整言语环境的观点，以及其关于言语行为分析的12个区分面，都能成为研究汉语的有益范式。于国栋和吴亚欣（Yu & Wu，2018）认为言语行为理论是把语言和行为、语言和社会融为一体的理论，它自然对汉语言语行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和应有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