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理论经济学的初步发展（1949—1978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学科布局的调整（1949—195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明确了社会科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各高校和各级党校的必修课，并相应地设有政治理论教研室，得到了极大地普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式的高等教育模式对综合性大学的系科加以调整，组建了一批新的专业学院。如以成华大学为主体，整合了当时西南地区17所院校的师资、专业组建了国家在全国四个布点之一的四川财经学。院系调整后，成都地区社会科学的构成主要为文史哲和经济等学科，重庆地区社会科学则以法学为主，另有西南师范学院的文史以及教育专业。1959年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1960年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设立了经济研究所。从研究力量的配备来看，四川财经学院是四川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

（二）四川理论经济学在曲折中发展（1956—1978年）

1956年，党和政府组织制定了国家12年（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间，在广大经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2]。在这一历史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中共四川省委理论小组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陈豹隐的《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看法》；彭迪先、何高箸的《货币信用论大纲》；王永锡、袁文平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实质》；刘诗白著述甚丰，出版有专著《原子能利用上的两条路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危机》，有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论文《论帝国主义与战争》《资本主义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吗？》；有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论文《怎样理解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再论劳动者的积极性》《略论按劳分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一点意见》《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试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论社会主义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以农业为基础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康庄大道》《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经济残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