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政治关联文献综述

政治关联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与财务的关联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热点，政治关联与各国的制度环境和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公司财务进行了研究。下文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动机、正负面影响的研究现象进行了梳理。

2.2.1　政治关联的定义及衡量

政治关联是指公司与政府存在一定的关系，包括公司的治理层或管理层曾在政府任职或有政治身份、公司支持政府活动等。已有相关研究首先只采用有无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作为衡量指标。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将政治关联指标细分，由于政府制度和政府级别的存在，导致其作用存在差异，所以用有无中央政府和有无地方政府政治关联来衡量政治关联的影响程度。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以是否现在或曾经在政府或议会工作为标准（Agrawal and Knoeber, 2001；Faccio, 2006；Fan et al.，2007；Johnson and Mitton, 2003）。国内的研究文献中，张兆国等（2011）、Fan等（2007）、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赵晓琴等（2011）认为，当公司高管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否则无政治关联。这个衡量指标是国内文献使用最多的指标。

（2）其他衡量指标：公司高管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存在“紧密关系”、公司的政治捐赠（Claessens et al.，2008；Khwaja and Mian, 2005；Goldman et al.，2009）、国有股比例（Adhikari et al.，2006；Bushman and Piotroski, 2006）。

（3）国内研究中除以上衡量指标外，还有是否来自政府部门、是否来自国有银行、是否是政府主管的商业性行业协会的会长或副会长、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否是劳模、是否获得政府的嘉奖等（王庆文、吴世农，2008；游家兴等，2010）。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认为如果只讨论有无政治关联，则结论太过笼统，无法更深入地解释政治关联的影响，为此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关联指标——政治关联强度。根据我国的制度背景，国内学者对政治关联强度的衡量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政府层级高低衡量政治关联强度。我国政府的行政级别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根据政治关联与不同级别的政府，按照政府级别给定不同的分值，级别越高，分值越大，以高管政治关联相加所得值衡量政治关联。进一步的研究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个是区分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和政治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两个方面的政治关联强度，衡量两个方面的政治关联作用如何、是否存在差异（游家兴等，2010）。另一个是将政治关联区分为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若高管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身份的最高级别为中央政府，则为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其强度为高管所有政治关联分值相加。同样地，若地方政府为公司高管最高级别，则公司存在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王庆文、吴世农，2008）。

（2）按照行政职务的不同级别衡量政治关联强度。我国政府部门官员存在不同的行政级别，具体划分为国家正副级、省部正副级、厅局正副级、县处正副级、正副科级。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权力不同，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选取公司高管是否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为政治关联衡量指标，根据公司高管曾有或现有的行政级别给定分值，行政级别越高，给定分值越大，将公司所有高管的分值相加，所得值为公司政治关联强度（王庆文、吴世农，2008）。

2.2.2　政治关联动机

国内外的研究显示，政治关联在各国均存在，但是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和方式不同；相同国家内，不同性质的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和方式也有差异。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尚不完善，经济仍处于转轨期，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差异很大。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可以分享社会资源、创造社会价值，必然与政府存在多方面的联系。企业需要的资源一部分由政府控制，需要与政府产生互动，与政府建立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获得政府分配的资源。而政府方面，可以通过企业调节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资源获取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否获得所需的经济资源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竞争能力，处于资源弱势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政府关系弥补这方面的劣势。不同于国有企业的本身由政府控制、管理层有官员担任这种天然被动的政治联系，民营企业本身的政治关联多数是积极、主动地建立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具备政治身份，与政府产生联系；另一种是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通过聘任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为公司管理层人员，建立与政府的关系（张兆国等，2011）。马晓维等（2010）研究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发现，企业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与政府的关联：一种通过公司管理层的政府官员经历和政府产生联系；另一种通过参与人大代表会议或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身份，建立政治关联。胡旭阳（2010）的研究结论也认同此类观点。杜兴强等（2009）对两种建立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建立方式和建立动机在聘任官员和获得政治身份两种方式中存在巨大差异，使其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的作用机理也不同。

针对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根源，杨其静（2011）对政治关联建立的产生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当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由政府进行控制，掌握资源且分配资源时，企业会建立政治关联以便获取资源，当法律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全面时，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也会和政府建立关系，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帮助。当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干预过多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提升企业在当地的竞争力。潘红波和余明桂（2010）归纳总结出政治关联建立的主要观点：一种是投资行为，即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建立与政府的关系，为了未来获得更大收益；另一种观点是，政治关系的存在更有利于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相对于国有企业天然的与政府存在的关联，我国民营企业若想与政府建立关系，就需要积极、主动地建立政治关联，包括请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为公司高管或董事，或是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与政府建立关联。这两种途径的使用在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

我国还有大量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在此背景下，企业付出一定的成本建立政府关系，可以看作将来获得资源的代价，和政府产生一定关联后，有可能在投资项目、融资资源、行业进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获益，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相对于付出的成本，建立政治关联的收益是巨大的，因此更多的企业会积极建立政府关系（杨其静，2011）。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保护不完善、政府配置资源、审批行业进入、审批融资资格等方面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处于弱势的民营企业问题更多。为了减少制度环境的影响，民营企业会积极、主动地改变劣势，通过非正式的保护机制弥补正式机制的弱势，更多的制度规定由政府提出，与政府建立关系是一种改变相应的制度环境制约的重要渠道。既可以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也可以争取政治身份参与政府相应的政治活动，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减少企业经营中的制约（邓新明，2011）。同时，地区政府的制度越落后，通过政治关联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企业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获得政治关系。刘慧龙等（2010）同样研究了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分析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当所处环境法律发展水平越低，资源越多地被政府控制时，企业的发展更多受到资源限制的制约，建立政治关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缓解约束，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类似研究还有，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黄新建和张会（2011）分析了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等外部制度存在差异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在外部制度环境越差的情况下，受到保护越弱的民营企业获取企业所需的资源难度越大，成本越高，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更好的环境，企业会通过努力减少外部环境的制约，寻求非正式的替代机制以更多、更容易地获得发展所需资源，和政府建立关系以构建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普遍采取的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确实帮助企业获得了更多资源。罗党论和唐清泉（2007）选用中国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的制度发展水平对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影响，结果显示，外部制度环境如法律环境、经济水平及政府干预等越差，民营企业越有动机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在制度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政治关联对企业的作用方面，吴文锋等（2009）研究了政治关联和税收优惠的关系，结论发现，当地区的环境越差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影响越大，政治关联可以增加企业的税收优惠。同样地，贾明和张喆（2010）检验了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作用的影响，指出在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越小，表明外部制度相对公平时，企业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经营好公司、受到的发展阻碍小，而不必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保护花费过多成本寻找非正式替代机制。潘越等（2009）也发现了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等外部制度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发展作用的制约和促进作用。雷光勇等（2009）认为法治化程度越低，政治关联与公司价值的相关关系越强。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认同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政治关联对我国企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尤其在经济落后、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干预较多的地区。在研究政府干预对企业的影响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吴文锋等（2008）研究了高管的政治背景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将政治背景区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政治背景，结论表明，当企业高管存在地方政府背景时，政府干预越强，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与公司价值的正向关系越显著。

2.2.3　政治关联的正面作用

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关联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帮助作用（Shleifer and Vishny, 1998），公司付出一定的代价建立的政治关联，未来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企业发展。政治关联的建立显著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决策行为和公司价值。政治关联的建立有利于公司的财务决策，如债务融资便利性、税收优惠和政府援助等，获取资源的便利性，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和提高公司绩效。

（1）获得债务融资

在经济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会扶持一些企业的发展（Fishman, 2001）。相关研究发现，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企业有动机和政府发生关系，建立政治关联，以减少企业发展中所受到的资源约束，获得债务融资、税收优惠、政府补助等方面的优势（Claessens et al.，2008；Fan et al.，2007）。在政府配置更多资源、银行由政府控制的环境中，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更容易获得债务融资资源。赵晓琴等（2011）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指出政治关联和企业贷款额成正比，政治关联与企业债务期限的长度成正比。通过研究巴基斯坦的资本市场数据，Khwaja和Mian（2005）发现政治关联和企业银行贷款显著正相关。但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政治关联获得贷款融资，债务到期后按期偿还的比例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类似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存在，Leuz和Oberholzer-Gee（2006）的研究结论指出，政治关联可以降低银行贷款资本成本，由于国内融资的便利性，很少有企业选择海外融资。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Bai等（2006）检验了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取得的影响后发现，在中国，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这种关系在经济越落后和法律制度越不健全的地区越显著，是提供了民营企业获得资源的一种非正式途径。Li等（2008）以民营企业家是否为中共党员为依据衡量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结果显示，由于政治关联的存在，企业获得银行存款等债务性融资具有便利性。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的研究也得出了政治关联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债务融资的结论。关于为什么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以获得更多融资资源的研究中，一方面认为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另一方面，胡旭阳（2006）的研究指出，为了能够与政府建立关系，需要付出成本，而就算付出成本也不一定能成功建立政治关系，能够成功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本身就是经营业绩优良的。因此，成功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一般被认为是经营良好的。银行当然更倾向于贷款给这些公司。类似的观点还有，赵晓琴等（2011）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本身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能力就很强，获得资源相对其他企业更容易。在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制度背景下，与政府建立关联可以更进一步地促进企业的发展，进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郝项超和张宏亮（2011）发现，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获得更多数量的贷款。政治关联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多数国家都存在，选用多个国家的公司为样本，Boubakri等（2008）检验了政治关系对资金成本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资本成本金存在正相关关系。

（2）进入高壁垒行业

我国政府对多数资源进行配置，严格限制了某些行业的准入，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探讨了政治关联与严格限制行业的进入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政治关联与严格限制行业的进入可能性呈正相关，且在进一步研究中，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严格限制进入的企业收益更大。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前政府官员为政治关联衡量指标，认为更多的政府补贴和进入限制行业的机会会给予政治关联的公司，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因政治关联企业本身的高知名度。在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限制性行业的分析中，张敏等（2010）研究发现，公司建立政治关系可以通过更多投资项目的审批，在投资实施中，在需要的资金、税收优惠及相关资源方面更有优势。

（3）税收优惠

Adhikari等（2006）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税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税负较轻，与企业实际税率呈负相关。在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吴文锋等（2009）分析了不同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的关系。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得到的税收优惠更多，在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比较落后的地区，政治关联对税收优惠的作用更显著，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建立政治关系。

（4）增加企业价值

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研究了德国的企业后，Niessen和Ruenzi（2010）检验了政治关联和企业业绩的关系，从市场绩效指标和会计业绩指标两个方面进行衡量，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对两个方面的业绩均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认为企业管理层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公司上，而不是思考如何构建与政府的关系，但是由于受制度环境的限制，构建政治关联的成本低于通过政治关联获得资源的收益，构建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企业业绩的提升，保护企业的发展。在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中，Faccio（2006）选取了多个国家的公司，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企业构建政治关联时，市场短期获得了正的超额收益。针对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量学者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陈冬等（2009）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认为由于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企业为了公司能更好地发展，获得更多资源，将会与政府建立联系。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而且需要证监会的严格审核才可以进行，张祥建和郭岚（2010）研究认为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政府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获得政府的支持，以提高公司价值。胡旭阳（2010）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信号向金融机构传递了民营企业的信息。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往往反映出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从而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魏刚等（2007）发现，有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

2.2.4　政治关联的负面作用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的干预强度会更大。政府为了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损害当地企业的业绩（Shleifer and Vis hny, 1998），从这方面来说，企业的政治关联降低了公司的价值。政治关联的负面作用主要包括为满足当地政府的经济需要和控股股东侵占而损害公司价值。

（1）为满足社会经济需要而损害企业业绩。一方面，通过建立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可能干预企业的经营，通过降低企业的价值，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认为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业绩，分析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认为政府为了实现就业会干预企业的用工决策，增加企业的薪酬负担，以维持社会稳定。与此研究相类似，刘慧龙等（2010）从员工雇佣和薪酬支付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研究时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比分析了有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员工配置的差异。Chen等（2010）研究指出，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没有正面影响，会降低企业业绩。游家兴等（2010）从高管变更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认为当高管存在政治关联时，若其经营效率差、业绩低，离职率也很低，这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不能对公司高管进行有效约束和监督，最终会导致企业业绩的下降。张敏等（2010）探讨了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结果发现，虽然政治关联企业更易于获得长期贷款，但获得贷款后它们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而且贷款对政治关联企业的价值会产生负面影响。赵晓琴等（2011）从多个方面验证了政治关联的负面作用，如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盈利能力低、非效率投资等。对世界多个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如Boubakri（2008）等研究了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在多个国家的关系，结果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销售回报率、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在长期业绩受政治关联影响的研究中，Chen等（2005）指出政治关联企业和长期业绩呈负相关。通过对IPO后企业的长期业绩分析，Fan等（2007）选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以公司总经理是否有政府职位和政治身份为政治关联指标，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IPO后的长期业绩和长期市场表现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在财务困境时获得政府的帮助，但是长期来看业绩相对较差（Faccio et al.，2006）。以上市公司是否海外上市为切入点，Hung等（2008）分析表明，企业海外上市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业绩与投资效率会变差，这说明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公司才选择海外上市，而不是出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制度背景的不同，政治关联的作用也不同，Faccio（2006）研究了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作用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政府干预的国家，当地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和政府任务，可能引导企业过度投资、增加员工人数，降低了企业经营的有效性。杨其静（2011）从理论上分析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有利和有害方面后发现：首先，企业建立政治关联需要大量花费，若是政治关联获得的资源有限，企业的运行成本将增加。其次，政府为了增加当地的投资会增加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投资的无效率。再次，政府的帮助犹如“保护伞”，会降低企业自由竞争的能力。最后，政府会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与政府建立关系后，企业的经营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公司经营中会出现无效的决策。企业捐赠是企业强化政治关联的方式，薛爽和肖星（2011）研究了政治关联和企业捐赠的关系，认为当企业存在政治关系时，为了维持政治关系，企业在政府举办的捐赠活动中会捐出较大额度款项。另外，虽然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资源，但反过来也要求企业为经济做出贡献，这将会与企业经营目标产生背离。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认为政治关联的建立将会增加企业员工数，增加薪酬的支付。Faccio等（2006）发现从长期来看，政治关联和企业业绩负相关。政治关联确实帮助企业获得了更多资源，但是Boubakri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

（2）控股股东侵占。政治关联的建立多数与公司高管有关，而公司高管的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与政府的关系，高管的代理冲突问题会更大。Shleifer和Vishny（1994）指出建立政治关联需要一定的成本，而高管在与政府发生联系时，可能并没有考虑政治关联建立的成本与收益的差值，为了给自己建立政治关系，可能损害公司总体价值。类似的研究中，Bertrand（2007）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有研究认为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资源，Hart和Moore（1995）研究发现在选择债务融资时，企业会选择长期债务以便高管人员获得私利。张祥建和郭岚（2010）认为政治关联损害了公司的价值。Fan等（2007）的结论得出政治关联与企业的业绩呈负相关，政府官员可能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获得私人利益或升迁机会等。游家兴等（2010）检验了公司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当公司代理问题严重时，高管的政治关联可能成为其获取私利的手段，因为高管会受到政府更大的干预，使公司治理问题严重化、公司业绩降低。关于政治关联企业中的控股股东侵占问题，涂国前和刘峰（2010）的分析结论显示，控股股东掏空更可能发生在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同样选用中国上市公司民营企业为样本，潘红波和余明桂（2010）认为政治关联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企业性质不同，目的也不同，针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资本投资是其建立政治关系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控制股东的利益输送。

2.2.5　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的影响

对于政治关联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学者们最先只是探讨有无政治关联企业各方面决策的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将政治关联指标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找出了更多指标衡量政治关联。归纳已有政治关联的研究文献，张祥建和郭岚（2010）认为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关系有三种：第一种是正相关关系，由于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源，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提高企业业绩；第二种是负相关关系，政府通过政治关系干预企业经营，会降低企业业绩；第三种是无关系，认为政治关联不影响企业业绩。政治关联强度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主要为前两种，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样本和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关于政治关联强度与债务融资资源的研究中，Khwaja和Mian（2005）指出，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直接影响其从国有银行贷款的优惠程度。一般情况下，政治关联程度越强，贷款优惠力度越大。郝项超和张宏亮（2011）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政治关联强度表示高管政治地位的高低。Bai等（2006）研究认为，企业家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越高，其拥有的公司所受到的保护越好，从政府获得的资源和利益越多。按照政府级别的不同，胡旭阳（2006）将选取的民营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进行划分，指出随着政治身份等级的提高，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增加，且影响幅度增大。Zhou（2009）对政治关联程度与银行贷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将政治关联以省级为标准线进行划分，分为政治身份高、低两组。结果显示，政治身份的高低与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呈负相关，即越高的政治身份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以企业所在地区政党的力量衡量政治关联强度，政党的力量越大，政治关联强度越大。Sapienza（2004）通过研究意大利的企业发现，政治关联强度与公司的贷款利率呈负相关关系。同样是研究政治关联强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Khwaja和Mian（2005）的结论指出高管政治关联强度越强，银行将给予越多的贷款优惠。在政治关联的划分上，已有研究划分为中央政治关联与地方政治关联，中央政治关联虽然级别高，但其影响却并不大。Francis等（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大于中央政府政治关联的影响。吴文锋等（2008）检验了政治关联强度对企业的影响，对比中央政治关联组和地方政治关联组的差异，得出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影响更大的结论。在债务融资获取方面，企业和当地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关系更加紧密，若存在地方政治关联将会产生显著影响，而中央政治关联却不存在这方面的优势。Fan等（2008）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企业贷款的关系，也表明了存在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贷款。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始至今40多年，财政分权制度的实施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作用的变化，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是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受到了不同层级政府的影响。张祥建和郭岚（2010）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制度上剖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经济制度和作用，认为地方政府既对企业有帮助和扶持作用，同时也为了经济目标侵占了企业利益。Cheung等（2009）指出，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对企业的保护越好，虽然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层级较低，但仍然可以保护当地企业，帮助其分配到更多的资源，提高企业的发展和盈利能力。张祥建和郭岚（2010）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的财税制度，当地企业的良好发展和盈利能力可以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目标是相同的，即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地方政府会提供尽量多的资源、投资项目和优惠政策，而企业为了获得更多企业所需资源，会与地方政府建立紧密关系，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吴文锋等（2008）研究了高管的政治背景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将政治背景区分为地方政府政治背景和中央政府政治背景，结论表明，当企业高管存在地方政府背景时，相对于中央政府背景，更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政府干预越强，存在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越显著，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与公司价值的正向关系越显著。郝项超和张宏亮（2011）首先研究了政治关联的影响，然后将政治关联分为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研究了其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银行将给予更多的贷款优惠。对比检验中央政治关联和地方政治关联两组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得到的贷款优惠多于中央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