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实践

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面临外汇短缺压力，外汇管理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现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上下，直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资本外流压力，外汇管理多措并举，加强经常项目对外支付真实性审核、严格资本项目用汇管制，并加大外汇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逃汇和骗购外汇。上述措施并没有违背经常项目可兑换承诺，对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维护外汇市场平衡。2005年，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对维护外汇市场平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2014年3月，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至2%，汇率“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不断加强。在价格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的同时，数量调节工具日趋完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运用外汇市场干预方式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同时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拓宽对外投资渠道，对冲资本流出压力。

2015年以来，外汇管理探索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2015年“8·11”汇改之后，面对资本持续外流压力，人民银行、外汇管理部门综合运用汇率、利率和外汇市场干预等数量和价格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同时加强真实性合规性管理，打击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交易，维护外汇市场稳定。总结2015年底以来应对外汇市场几次高强度冲击的经验，外汇管理部门提出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包括三点：一是明确“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2017年2月，外汇管理部门表示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更改，外汇管理政策不会后退，更不会走回资本管制的老路，将继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二是引入以宏观审慎为核心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工具。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防范国际经济金融风险跨市场、跨机构、跨币种、跨国境传染。2015年8月，人民银行对境内金融机构远期购汇征收20%风险准备金。2016年5月，外汇管理部门实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此后，人民银行在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随着外汇市场好转，相关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先后退出。2018年下半年，外汇市场再次出现高强度冲击，包括“逆周期因子”等带有宏观审慎特征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工具再次重启。2020年10月，“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三是推进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方式转变。改变用微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做法，保持政策和执行标准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强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