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未来社区是什么
未来城市与未来社区
——《未来简史》
什么是城市的“未来”
1987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明日之城》(Cities of Tomorrow)一书的开篇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城市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某些远见者身上，尽管他们的很多思想几乎被同时代的人们所忽视或强烈反对，但他们在真实事件中得到了逝去后的清白。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此进行了复仇。”从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到柯布西耶（Corbusier），再到卡尔索普（Calthorpe）和理查德·乔治·罗杰斯（Richard George Rogers）……不同时代的规划者们对未来的城市进行了宏伟畅想。然而在很多时候，当这些乌托邦式的远见在与原初设想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被付诸实践、被移植到不同的时空和社会政治环境中时，却产生了“离奇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
即便如此，人类从未停止勾勒城市的蓝图。各式各样的观点和理论碰撞、交汇，纷繁的案例由此诞生。其成败与否、孰优孰劣只能留待后人评说。毕竟，一代又一代人只能在漫长的实践中获取经验。
时间迈过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城市发展愿景成为一项规划战略。对于未来的规划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全球众多城市纷纷出台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低碳、创新、公平和幸福成为城市珍视的价值，注重大城市和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强调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模式的转变亦是很多规划的共性。
对比分析中外大城市2030年总体规划愿景，可知全球城市发展的下一步趋势。（制图/城市中国）
例如，纽约计划在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一个“强大而公正的纽约”[1]，具体分为四大主题：蓬勃发展的纽约、公正平等的纽约、可持续发展的纽约和面对挑战具有韧性的纽约。
2030年“大巴黎规划”（Grand Paris）则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提升巴黎的吸引力。规划将整个巴黎区域纳入新的发展模型中，具体措施有连接和架构，实现一个更加紧密联系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极化和均衡，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宜居和有吸引力的地区；保护和提高，发展一个更加有活力、更绿色的大区。
上海则提出要在2035年左右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将上海建设成为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世界城市与中国城市：增长之外还有什么？
在美好的构想之余，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与危机也带来了诸多反思。在2018年的一场TED演讲中，英国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指出：健康的经济应该以繁荣而非增长为目标。“增长是20世纪的概念，而21世纪的人们应该有新的想象，那就是在不过度开发地球资源的前提下，满足每一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其著作《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中，拉沃斯更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愿景。她建构了“甜甜圈模型”，以描述更公正和普惠的发展模式，呼吁创造一种能同时解决短缺问题和过载问题的经济。
2020年4月，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宣布，将“甜甜圈模型”作为城市“2020—2025循环战略”的指导原则及各项公共政策的出发点。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首个进行这项城市试验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副市长、该项决策的主导者之一范多宁克（Marieke van Doorninck）表示：“在（疫情）大流行之后，想要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了。那不如借着这个历史裂缝可能打开的时刻，往想去的方向努力一把。”甜甜圈理论“不光是关于物质交换的可持续，也关于人的福祉、尊严、权利、社会公正和社区关系”。
“甜甜圈”的愿景在阿姆斯特丹萌芽并非偶然，这座城市在过去就尝试破除“唯增长论”的发展模式。从10年前就开始发展的“循环经济”和“本地生态”到强调公众参与和社区力量的“本地社会”，从政府出台严格的爱彼迎（Airbnb）限租规定到居民否决机场的扩建方案，阿姆斯特丹追求可持续而“反增长”的态度、实践可见一斑。
在新自由主义和无限增长逻辑几乎统治全球半个多世纪后，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城市试图寻找全新的发展路径——化快速增长为真正的繁荣。在领导阿姆斯特丹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之外，拉沃斯还建立了一个名为C40的全球城市网，引入关于甜甜圈模型的工作坊。这一网络中涵盖了欧美、中国、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城市。她希望将阿姆斯特丹的经验推广开来，“建立一套可以被全球其他城市复制的工具包”。
甜甜圈模型是否能在中国城市落地尚未可知，但此刻的中国城市正面临剧烈的转型。无论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还是放缓的经济增速、高昂的房价、过载的交通和恶化的环境，种种迹象都提醒我们：站在这一节点上，我们需要扬弃过往的思维方式，重新想象城市的未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未来。
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时代逐步过渡到“存量”时代，发展重点由新城建设逐步向旧城功能完善、城市健康运行、人居水平改善等方向转变。
2019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2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60%。城市已经成为承载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时代逐步过渡到“存量”时代，发展重点由新城建设逐步向旧城功能完善、城市健康运行、人居水平改善等方向转变。
2020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首次被纳入中央官方文件。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领先理念和实践将不再集中于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而是将在全国展开。大范围拓荒、拆迁、造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许多中国大城市，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开发，已经没有大面积的地块来批量建房。城市的建设者和研究者们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式。
“未来”是工业革命之后的集体想象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当下的不满。回归到城市的发展历程，乌托邦、田园城市等构想都曾扮演过集体想象的“未来”样本。在此刻回望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版本的未来都是针对彼时的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在现今，当我们谈论城市与社区的未来时，同样需要解决当下的问题，但也需要为更长远的发展提供空间。
乌托邦式的构想发端至今已几个世纪，其影响始终存在。（摄影/朱骞）
脱开现实的羁绊，“未来”是一个允许人天马行空地想象的词。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展开联想和阐释。“未来”也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极其常见的词语，普通到我们来不及细想其更深层次的内涵。但当我们从规划甚至政策层面讨论城市和社区的未来之时，就必须面对“未来”这个词语本身的内涵。
“未来”并非自古有之的历史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到明清，并未有人明确提出过“未来”的概念。当今天的我们提起未来时，更常想到的也是科幻电影中与各类炫酷技术挂钩的场景。这种技术色彩浓厚的想象可以追溯到西方工业革命前后。
此外，“未来”也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概念。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谈及今后的发展，“未来”的语境总不免和社会挂钩。个体无法在真空中抵达未来。只有考虑到城市、民族、国家等集体层面，人们才能形成更具共识的、宏大的对“未来”的想象。
因此，“未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群体发展所展开的集体想象。与逼仄的现实不同，这种想象常常视野开阔、规模庞大。
不是“智慧”就是“愚蠢”？
梳理历史上关于“未来”的论述谱系，可以发现，最早的“未来”是关于乌托邦的论述。这种未来出现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于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中。此后直到18世纪及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以摧枯拉朽之势发生，农民进入工厂、城市，饱受剥削，被饥饿、恶劣的居住环境、疾病、污染侵袭。贫苦的工人阶级成为精英贵族关注的对象。同时，以美好生活“乌托邦”为蓝本，人类对于自身“未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想象拉开帷幕。
“未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群体发展所展开的集体想象。
这一时期的“未来”集中在对社会元模式、组织变革领域的想象，社会主义空间、城市成为突出代表。这种想象显然受当时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对现行社会制度不满的影响，享有体面的住宅和充足的食物是其动因。
进入20世纪，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普遍过上了较为体面的生活，同时人类工业、建筑、机械技术极大地发展。1920年，柯布西耶集大成地提出了“光辉城市”的概念，从此奠定了以高层住宅（水泥、电梯技术成熟）、宽阔的快速干道（汽车工业大发展）、功能分区为基本元素和特征的现代城市形态。因此有一种观点是，即使没有柯布西耶也会出现“光辉城市”的类似概念，这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德国学者弗勒希特海姆（Ossip K.Flechtheim）于1943年首次提出类似“未来学”（Futurology）的概念。
二战的发生及技术的推动，让普通大众也意识到了“未来”的重要性，未来学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人类开始成体系地讨论未来。未来学的出现，也标志着对“未来”的想象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不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电气化革命及日益壮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开启了新一阶段的“未来”。互联网这一关键技术的诞生，加之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出现了明显转变。人们对技术至上、人文沉沦的“未来”普遍充满担忧。科幻作品中的未来想象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末世场景——黑夜漫漫、集权统治、环境恶化……《银翼杀手》等电影中城市的异化之景也成为经典镜头。
这种情况直到近期才稍有改观。智慧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快到令人类无法应对的程度，人们对“未来”的描绘表现出技术乐观主义的心态。有关智慧技术与人的“未来”的讨论，表现出更多积极的色彩，讨论的议题也进入一个更趋综合、开阔的领域。这也是我们今天关于未来城市、未来社区的大背景。《未来简史》《未来的社区》《未来之城》等作品都诞生在这个框架之下，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探讨技术与人是否能达成和谐统一。
“未来”并非一个脱离人而存在的、自在运动的客体，而是人类通过思想和技术突破创造的，虽然这种创造无法打破自然规律的限制。不同于大概率会发生的预报（如天气预报）和完全不受实际约束的科幻，“未来”介于可控与不可控、可知与不可知之间。人们可以依赖现有的技术和思维想象未来，但不能精确地预知未来。
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供人们想象的技术、文化不同，因而各式各样的未来畅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烙印。如今我们讨论的“未来”表现出强烈的智慧化色彩，无论是未来城市还是未来社区都在智能技术方面着墨颇多。城市的未来似乎与“智慧”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与当下的技术发展和思想潮流密切相关。
然而“未来”并非只有“智慧”一种可能。如果只在智能技术层面想象未来，不免有落入技术拜物教之嫌。这种对“更智能的技术”的盲从古已有之。正像本·格林（Ben Green）在《足够智慧的城市》(The Smart Enough City)一书中指出的智慧城市的歧途之处：“当我们把每一个问题都视为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就只接受技术解决方案，而拒斥其他补救办法，最终导致对于城市能够和应该如何产生狭隘的认知和构想。”
“智慧”的城市和社区一定优于“愚蠢”的城市和社区吗？我们承认技术在当今和往后的重要性，但同样要提防掉入技术至上主义的陷阱。技术是改善城市和社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近未来，远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并非从现在一步迈进未来，感受到两种时空的巨大差异，而是渐进式地、在每天的生活中走向未来。因而有一种说法是“未来已来”。我们当下享受的众多成果——快速的空间移动、共享经济、物联网、人脸识别、无人商店等，20年前甚至是10年前的我们都难以想象。人们对现在不满足，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反而忽视了当今具有的超越性。
在城市发展的“存量”时代，选择具有未来性的模式是社区发展的关键。图为郑州市一处新社区的建造现场。（摄影/朱骞）
“未来”指向某种即将到来的时间维度，那么在谈论未来与未来社区之时，我们就无法回避一个现实的议题：当我们讨论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时，这里的未来指向的时间节点在哪儿？5年、10年抑或是50年、100年甚至更久？我们该如何感知这种未来？
在实践领域可以将“未来”大致划分为远未来和近未来。远未来动辄50年、100年，经常成为科幻作品的时空框架。这种未来通常天马行空，没有好坏之别却也难以实现。在远未来中，人们可以想象一切、质疑一切，而无须给出具体的实现路径。
作为实在的规划方案和政策，未来城市、未来社区聚焦于“远未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关注“近未来”，即5年、10年之内城市和社区的发展愿景。
因此，当我们讨论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时，应该聚焦于当下经济、文化、治理、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棘手问题，并寻求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实在的解决方案。需要指出的是，讨论“近未来”并不意味着对“远未来”视而不见，而是在远期的正向预见之下指导当前的探索。
从未来城市到未来社区
从古至今，在世界的不同地域中，城市展现出多样的面貌。但繁多的变化离不开核心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是由城市的关键功能决定的。人们想象和规划城市的原则之一是使城市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20世纪30年代《雅典宪章》出台，明确提出城市的四大核心功能——生产、居住、休闲和交通。在此指导下，城市地块被按照不同的单一功能区进行规划。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简明的要素分类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城市的不同功能被严重割裂，居民通勤时间被过度拉长，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潮汐交通问题。1977年，城市规划师们又提出了《马丘比丘宪章》，试图弥合《雅典宪章》的不足之处。这一宪章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结合这两大规划理念，我们认为城市的各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整体，但这些具体的、复杂的部分都围绕居民的不同生活场景。城市本质上是生产、生活和消费这三大场景的集合。制度、交通、基础设施等要素都可以统合在这三大场景之下。
因此，对于未来城市的想象也可以围绕这三大场景展开，即未来城市可以拆分为未来产业、未来消费和未来社区三大基本部分。未来社区的重要功能是居住，而居住功能是城市用地中的绝对主体。因而，未来社区是未来城市的底色。未来社区是未来城市的基本单元，承担着居民居住、教育、医疗、购物等基本的生活功能。未来社区的建设关系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社区：一个关于联结的概念
作为实在的规划方案和政策，未来城市、未来社区聚焦于“远未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关注“近未来”，即5年、10年之内城市和社区的发展愿景。
“未来社区”最终落脚于“社区”之上。社区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在学术界，关于“社区”的讨论最早可溯源至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提出“Gemeinschaft”的概念，原意指共同生活。滕尼斯将其阐述为一种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性的基础上的、紧密而排他的社会联结方式，强调互助和人情味，并与“Gesellschaft”形成对照，意在说明彼时欧洲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人们的联结方式的变化。“Gemeinschaft”概念后被翻译为Community，并被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研究者广泛应用。这个词传入中国后，学界将其译为“社区”。从物理性质来看，社区是具有相对固定边界的时空据点。从社会性质来看，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存在多种形式的互动，产生“组织上的、功能上的、心理情感上的联结”。
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的社会联结都是社区讨论中难以绕开的焦点。而社区的建设和更新，既要关注物理环境的改善，也要关注居民的社会联系。
在我国，学界和业界间的主要争执之一，是中国是否具有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实践人士将多数街道、小区、大院都称为社区。而学界则相信自商品房、封闭小区推行之后，真正的“社区”在中国便大规模瓦解，只存在物理实体的“小区”。
“小区”与“社区”的主要区别，恰恰在于居民之间是否有彼此支持的人际网络。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则是“陌生人社会”。这种二分的差异导致人群联结方式的不同。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互联网技术、社区形态等要素的快速更迭，社会联结方式一直在被不断重塑。
技术不能瓦解人类的社区本能
在中国传统的村落和集镇中，人们具有宗族、地缘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成为个体连接的强大基础，将个体固定在特定的群落中。而在20世纪50—70年代，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单位大院，同一个单位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各家的老人、孩子也彼此相熟，彼此享有相似的生活条件。几乎无所不包的制度将个体捆绑在一起。到了1990年之后的商品房时代，居民之间唯一的共同性是资本条件。而资本是一个无差别的极度理性的虚构概念，不具有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任何特点。因此，很难要求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少有接触甚至鲜有共同点的人们建立社群。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彼此的爱好和追求也不一定一致，即便住在同一个小区中，也是彻底的陌生人。
互联网又加剧了这种“陌生”的关系。在进行互动之时，我们甚至不需要和他人同处一个物理空间，只需要不断摁下手机屏幕上的按钮。每个个体似乎都在各自的轨道上顺畅地、孤独地运行。因此，更重要的担忧并不在于“小区”是否是“社区”，而是在未来人际网络的实体空间——“社区”是否依然存在。自互联网技术发明以降，对个体原子化、社区瓦解的探讨和担忧从未停止。然而人类寻求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社区本能从未消失，甚至在新技术的助益下，这种连接的方式更多样、更广泛。
图为上海的一处商品房小区的公共空间，居民会在此休闲、健身、聚会。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摄影/朱迪）
早在1988年，美国德鲁克基金会就在《未来的社区》一书中探讨了生命体所具有的两种看似矛盾的本能。一方面生命需要自由，生命始于自由和自主。“个体为自己创造了边界，把自己与别的个体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生命也需要关系，需要与别的个体发生关联。在进化历程中，个体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在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中，个体才能成为完整的自我”。这正是人类的“社区本能”。我们既对个体自由有绝对需要，又对关系有绝对需要。“人类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摇摆不定”。可以断言，在没有出现更加颠覆性的技术场景之前，社区不会消失，但社区的状态和空间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当下的城市，我们已很难重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生活，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如何创造新的社会联结方式，如何使这种联结既能给予个体支持又不至于形成障碍，我们需要更新现有的社会联结方式，需要一种新的社区形态、空间形态。
不同人群的社区
讨论人与人之间连接方式的前提是看到多样的、具体的人，继而想象不同人群会怎样联系。比如，虚拟世界里的同好者往往已经形成了某种社会联结，大家彼此熟识。
这种关系甚至已经延伸到了现实中。这些人是否可能将线上的虚拟“社区”移至线下，以此为基础建立住区？再如，在Z世代的认知中，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已经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彼此渗透的。作为社区居民的他们是否会对建筑有不同于传统空间的创意和需求？在老龄化日趋明显的未来，我们是否应该打造对老年人更加友好的社区？
这些或潜在或显在的诉求启发我们想象一种新的社区构成方式——基于同类人群的社区。具体来说，社区可以是三口之家、传统核心家庭（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社区，也可以是单身精英、二次元爱好者、电竞达人等趣缘群体的社区；社区可以是老年人的，也可以是年轻人、青壮年的……
从年龄、亚文化、兴趣爱好等角度体察不同人群，向人们传达了一种理念，即社区是服务的主体。社区应该尽可能地服务更多的人群，而不是只听见一种声音、满足一种需求。在当下的社区中，主导的思维依然是管理而非服务，即被主流群体反复诉说的问题得到重视，而沉默者、音量小的人的处境则不受关注。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并不会主动挖掘社区中潜藏的、多样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