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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弗朗西斯不给低年级上课。他形象高大，无处不在，能轮番制造愤怒、激情与快乐。要是他能教教我该多好啊！可惜我只能在礼拜堂和周五的集会上听他讲道。每当这时候，他会评论时事——国家的、大洲的、国际的，以这种方式与整个学生群体始终保持联系。

1955年丘吉尔辞去保守党首相一职。此事在凯里·弗朗西斯休假回校之后，迅速成为这类集会的话题。丘吉尔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即便在他职业生涯中曾经改变过政见，也同样能证明他人格的独立：他更忠诚于道义而非政党。周围人人张皇失措，他却保持头脑冷静，团结世界，打败希特勒。当那个恶棍向全世界许诺以天堂之际，他却警醒世人：只有“流血、苦战、泪水与汗水”。1941年，在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上的一次秘密会谈中，他与罗斯福总统结盟，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此举将那场战争的目标，从仅仅击败希特勒转向了争取人类自由，重申了人民在自己选择的政府领导下生存的权利。

丘吉尔的演说信念非常坚定，人们很容易被其论断冲昏头脑。但在我内心里，恩甘迪[21]的警钟一直长鸣，他是我早年敬爱的精神导师，他笔下的丘吉尔有所不同，那只是一个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斗士。恩甘迪还曾控诉丘吉尔忘恩负义，允许巴林总督在肯尼亚宣布紧急状态，派出英国军队镇压那些曾帮他抗击希特勒而如今渴望自由的肯尼亚人。正是丘吉尔所属的保守党，在肯尼亚重建了希特勒式的集中营。恩甘迪也许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对权威自诩正确的质疑，一直与我同在。我不需要恩甘迪和我一道列举帝国主义在肯尼亚全境设立集中村的罪恶清单：我自己就刚刚从一个集中村回来。丘吉尔已经让我失去了家园，这种失落潜藏在我的心底，生发出更多的恐惧，那是生命会被意外中断的恐惧。

6月10日，这个巴林总督颁布的最后期限，威胁着我在“联盟中学”的第二个学期，同时又因无法与任何人分担我对哥哥古德曼·华莱士生命的担忧，这种威胁更是变本加厉。

不过，生活与求学天天诸事繁多，足够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尽量不去想新村、大限和大山里哥哥的事，少了些许烦恼。到了8月4日，第二学期结束，我再次回到村度假时，大限已至而且过去了。但我的家遭到了重创：我母亲曾被关进民团驻地受审。至于经历过何种折磨，她几乎只字不提，而且我感到家人有更多事在瞒着我，免得我知道了徒添烦恼。他们把我当做外人，认为我承受不了太多严酷的现实。其实，家人小心呵护带来的疏远反而使我更难承受。

1953年内罗毕东部地区一次扫荡行动中被英国士兵围捕的嫌疑人

宣传造势的飞机已经停止播撒传单，但国家加强了对肯尼亚山区的狂轰滥炸、对城镇乡间集贸市场的突然袭击、对群众的大规模抓捕和绞刑示众。这类凶险时常发生，似乎已融入新村的生活，咄咄怪事反而貌似正常。但是这种所谓的常态，绝不能减轻茅屋上空飘扬的蓝色烟雾带来的悲伤。

8月4日我再度回校，第一学年的第三学期，也就是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了。教师中有了一点变化，阿兰·奥戈特老师走了，新来了一位A．基莱鲁老师。课程按部就班地继续着，但是就连这一点点的变化也威胁着我对这座避难所怀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