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作为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考验。实现经济结构各组成部分的协调与均衡发展，是我国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经阶段，也是维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必备条件。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传统发展模式的动力逐渐减小，我们需要通过解决隐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来催生新的增长点，避免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三大产业升级及协调发展，就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急需突破的关键问题。第一产业的低效率不仅占用较多人力资源，也没有对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第二产业面临着技术升级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第三产业规模仍然不够理想，需要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整体产业升级提供条件。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善人力资源供给状况，满足产业升级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优化就业结构，实现产业顺利升级。

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最能动的因素。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实现合理就业结构的人力资源供给特征。由于在劳动经济统计中，劳动力是人力资源的主要部分，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和结构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就业统计数据的变化，考查人力资源供给特征的变化，并分析如何提高人力资源供给能力，优化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以此满足产业升级需求。

在此背景下，本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升级的适配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在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国际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提出实现产业结构顺利升级的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对策。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无法完全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必要性。本书的意义在于研究了人力资源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影响规律，从人力资源供给角度，给出我国现阶段就业结构的优化途径，使各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顺利实现，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提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切入点。具体包括下面五个方面。

一是我国城市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差别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给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带来了阻碍，给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造成了困难。能否成功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关系着乡村振兴计划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和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相互叠加，造成了第二产业中部分行业产值减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给正常的产业结构升级造成极大负担。

三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冲击。技术对人工的替代不可避免，结构性失业加剧，劳动力需要大量转换就业领域。

四是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许多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供给过剩时期的到来，企业想要获得长期的高利润回报，就要扩大海外市场，而国际贸易环境的紧张，会让新兴产业快速达到最大规模限制，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

五是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和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同时存在，这给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和保持研发优势带来挑战。

总的来说，我国既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又面临诸多挑战。我国正站在或者实现民族振兴或者落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的重要转折点；既存在发展不充分问题需要解决，又要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展开全面竞争；既要利用后发优势，又要实现弯道超车。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共同基础，因此，认清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把握好就业结构的优化途径，意义重大。

本书的研究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基础部分，此部分阐述了研究缘由、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梳理了学者对产业升级、就业结构优化和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对各变量的逻辑关系和影响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二是国外经验分析部分，此部分选取了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历程，厘清产出和人力投入之间的一般影响趋势，研究别国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采用的产业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及就业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可借鉴的地方；三是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部分，此部分分别对三次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各产业内部劳动力就业和产出的相互影响关系，并对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评判了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动态协调程度和优化办法；四是对策建议部分，此部分从人力资源投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给出实现就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动态互相影响过程，产业升级目标是就业结构优化的努力方向。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当前人力资源结构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并不理想，人力资源供给对产业升级需求的反应较为迟钝，因此可以通过倾向性产业政策，来提高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源开发功能，改善人力资源供给状况，实现就业结构优化。本书的重要观点和对应建议可以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国家要给底线产业和科技领先产业提供资助，产业升级最终要实现国家倾向性资助政策下的平衡。美国一贯执行的农业保护政策和尖端科技优先发展政策，说明美国也始终坚持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当然，由于要素所有者的趋利动机，确实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让一部分产业自然扩张和另一部分产业自然收缩，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这种方法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和能否满足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还需实践观察，更应该有国家的监控、干预和调整。农业和高科技产业是美国产业政策的两个重要抓手，我国也应该发挥资源调配优势，保住底线产业，大力支持高科技领先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现代化同步发展。那些依赖市场自由竞争决定农业内部各行业自生自灭的思路，会引起整个三次产业体系的不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动荡。因此，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必须放在整个产业体系中来考虑，不能只在农业内部寻找答案。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必须守住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对于与基本健康相关的产品，包括其产量和质量，必须赋予国家意志，其从业人员的收入，不应由产业的利润来决定。

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备条件是实现工业现代化，而不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达到一定比例。尽管在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有相似的发展趋势，但工业化完成时的产值比例每个国家却不相同，这与国家的基本国情、资源禀赋和外部条件息息相关。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工业现代化，表明国家具备了强大的工业实力，有高科技支撑着制造业的竞争力，摆脱了价值链低端代加工制造业的束缚，有较强的自我创新能力，在一些领域能够引领全球的行业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第二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任何时候，每个行业都不能对科技采取敌视态度，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金砖国家”尽管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如果不具备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就很难再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也应该加快工业的技术升级步伐，以此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的规模扩张。

三是现代科技应不断向农业渗透，持续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直至三大产业的科技水平基本相当，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讨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利弊是一个伪命题，科技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和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特征，阻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这是反发展潮流的；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和公共设施压力而阻止劳动力流动，是反社会进步的。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出农业才是当前农业发展之道。

四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工农业现代化的结果。只有科技水平较高的第三产业，才对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具有主动的吸引力，但科技水平较高的第三产业对人力资本水平要求也较高，劳动力容纳能力较小。而科技水平较低的第三产业所容纳的劳动力，大多是第一、第二产业挤出的劳动力，科技水平较低的第三产业一般劳动密集程度较大，收入水平不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依靠民众的自主创新精神，因此国家可以减少创业阻力，利用第三产业丰富业态对各层次人才的强大容纳能力，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工农业发展的服务需求。

五是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是就业结构的动态优化能力。阻止劳动力流动的两大因素，一是个人能力较低，二是政策排斥，这也是阻碍我国就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原因。国家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各地不方便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规定，提高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适配度。各产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各产业就业人数增量的相关程度，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供给结构是否能迅速调整，还反映了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其中，若人力资源的供给结构与收入水平结构相关程度高，则说明教育培训机构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若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与各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量相关程度高，则说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若三者相互间都出现较高相关系数，则说明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结构处于良性互动状态。

六是强大的技术工人队伍是高科技研发成果顺利落地的前提。美国的研发能力较强，但技术工人数量相对较少，这导致了其制造业空心化。德国因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一直保持强大的制造业实力。我国的技术工人队伍的总体实力也需要大力提升，这样才能让尖端科技研发成果顺利落地，并迅速形成产业。

七是从2013年开始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减少现象，增加了就业结构优化难度。我国要关注技术替代效应和产能调整效应对就业的影响，监控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带来的风险。我国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远小于产值比重的情况下，出现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减少的，这种情况下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会继续加大，失业率会上升，这是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后果。新兴产业的规模扩张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不能为了扩大就业就停止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并不是同义语，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提高员工工资不矛盾，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低效率和低附加值也没有必然联系。标准化生产容易接纳现代科技，订单式生产能吸纳更多劳动力，标准化生产和满足民众的多样性需求应该同时实现，从而扭转第二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匹配的局面。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产品的更新，新岗位和新产业对劳动力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如果劳动供给不能满足工作技能的要求，技术进步的工作创造效应便会大打折扣，反过来还会影响技术进步企业生产效率的充分提高。

本书的学术价值有以下三点：一是得出了政府参与下的产业均衡发展特征，研究了为实现农业最低安全规模，政府的要素投资比例的变化规律；二是构建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匹配度的动态评价标准，并结合要素收入的变化，判断要素的流动性和要素质量提升效率；三是结合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揭示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升级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对二元经济政策下形成的人力资源结构偏差的现象进行解释，丰富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本书的应用价值在于借鉴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研究了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就业结构调整策略。在市场对要素流动的调节发挥主要作用的前提下，政府也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本书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阻滞因素、促进教育公平和职业培训、农业保护和科技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所提建议均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