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就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一）就业结构的内涵

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的定义为：在一定的年龄段和规定的时间之内，劳动人口从事有劳动报酬的职业的情形。从就业者所处行业的分布来看，就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占用的劳动力数量、质量、比例及其相互联系。就业结构是描述和评价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广义的就业结构还包括就业性别结构、就业年龄结构、就业技能结构、就业学历结构等，本书中的就业结构，在不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是指就业的产业结构，就是劳动者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和相互关系。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结构的调整相互影响。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既是被动的调整结果，也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有力因素之一。就业结构调整也有其一般规律，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以及劳动者技术转换能力的滞后性，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的就业调整幅度可能更大。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越高，该国的就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越低，而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越高，意味着该国就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业质量关系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就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更值得研究。

（二）就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中，就有许多关于就业结构的叙述，毕竟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尽管二者变化并不完全同步，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变化规律，理论构成和演进也有自身特点。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就业只是手段，是获得收入的途径，其目的是提高生活水平，直接形成消费需求。而产业结构和利润相联系，决定财富和产品的创造过程，直接形成产品的供给。当同时考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时，就把产品市场的供求问题以及要素市场的供求问题联系在一起，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获得幸福生活，体现了出来。

描述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规律的理论以及模型主要有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即随着农业对劳动力的容纳力的变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经济体系，在这个阶段，传统的农业经济和现代的工业经济并存，城乡差别比较明显。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认为，科技的进步，会在农业内部形成边际产出为零的绝对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不会降低农业总产出。农业的绝对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成本极低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工业规模的扩张。初期，工业部门能够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当工业资本的扩张能力超出劳动力供给速度时，会带动农业和工业工资的同时上升，二元经济将逐步转变为一元经济（Lewis, 1954）。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的流出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一过程中，工业部门处于低成本扩张阶段，资本投资不断扩大，社会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Ranis-Feimodel）进一步把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但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为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物质生活条件。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的动力是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高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其边际产出会增加，即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为零，只要其收入和流动成本低于在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就是相对剩余劳动力，仍然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吸纳的劳动力不断增多，也会降低其边际产出和工资水平，直到其差额不足以弥补所有劳动力流动成本时，便达到新的均衡状态（Ranis & Fei, 1964）。该模型把城乡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绝对剩余劳动力流出阶段；第二阶段是相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出阶段，此时农业产生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完全满足工业发展需求，出现“刘易斯拐点”；第三阶段出现了城乡之间劳动力互相流动，一元经济形成。

托达罗模型进一步提高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解释力和实用性。托达罗认识到即使在二元经济社会，城市同样有失业人口，流入城市并不必然提高收入水平。他把劳动力流动的动机解释为收益增加的预期。预期收入根据平均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计算得出，当预期收入提高时，就有可能发生劳动力流动（Michacl P. Todaro, 1970）。这种由收入水平和就业概率共同决定迁移决策的模型，又称为三部门经济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传统部门流出，最大可能先进入城市竞争部门，随着个人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进入城市现代部门，获得稳定就业，实现迁移成功。迁移者可以利用托达罗模型做出更加合理的决定。

（三）就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综述

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表现为就业结构的变动。为跟随产业升级的步伐，引起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便是推动就业优化的因素。劳动力流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

1．劳动生产率

生产效率的提高，允许产业依靠较少的劳动驾驭较多的物质资本，具有天然固定资本——土地的农业，容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而规模不断扩大的第二、第三产业，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催生新的产业，新产业也是劳动力新的去处。在同样的生活水准下，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导致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便能获得较多的利益，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推动就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孙文凯等，2018；李方一等，2018）。

2．人力资本水平

个人接受教育和培训，获得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提高自己职业选择能力的关键，是提升其社会阶层的内驱力。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转换能力也相对越强，当遇到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时，其有能力顺利进入新的行业，实现更高层次的人岗配置，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整个社会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才能快速应对产业结构升级，满足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我国，从乡村转移出去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成功转行的概率较低，影响着现代化工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人力资本水平是就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能达到的产业层次也越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构成，对就业结构的演变起到决定性作用（苏丽锋、陈建伟，2016）。

3．政策因素

合适的劳动力流动政策能够为就业结构变迁保驾护航，促进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国家，人口流动的政策限制较少，充分竞争加快了人力资源的配资效率，过剩的劳动力可以从传统产业尽快地释放出去，劳动力需求增加较快的产业也能顺利得到补充。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大城市的兴起，需要较大程度的人口集聚做支撑，因此，需要相关的居民基本服务政策不断改革，为外来居民提供更多方便。如果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较多，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条件等相关福利政策没有及时改革，就会阻碍就业结构优化，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机会，导致只有部分高素质劳动力实现了转移（陈钊、陆铭，2009），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福利政策使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制约了就业结构的优化（蔡昉，1996）。

4．劳动力供给能力

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就业压力，引发失业率的增加；另一方面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新生力量，推动生产部门的更新换代。总之，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会带来较大的“人口红利”，这也是很多国家鼓励生育的原因。人口增长会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影响适龄劳动力人数。新生代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特征，改变着整体的就业结构，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着重要影响，反过来也将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刘社建，2005；张辽，2012；赵春燕，2018）。

5．文化习俗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影响着民众的就业意识和受教育意识，文化习惯和交流禁忌限制着一些就业范围，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杨宜勇，2013）。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传统习俗的变革，有利于劳动力的顺利流动，从而促进各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也在不断得到改观，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使职业隔离程度降低，更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卢晶亮、冯帅章，2015；沈茂英、张小华，2016）。

（四）就业结构优化的对策综述

1．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就业结构优化

一是各产业内部的技术升级，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发挥了就业带动效应，挖掘了就业潜力，传统制造业走上了新型工业化道路（陶秋燕、汪昕宇，2013）。二是总体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得以体现（王钰娜、赵丽芬，2014）。三是改变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模式，提倡创新发展模式，淘汰落后产能，尽快促使劳动力流向新兴行业（李方一等，2018）。

2．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减少劳动力流动壁垒

降低非技能型就业门槛，提升招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双向交流；利用工资的调节作用，引导劳动力的流动，降低劳动力进入壁垒，使工资水平充分体现生产率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王钰娜、赵丽芬，2014）。

3．完善教育和培训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承担更高等级职位的条件，教育对产业发展和就业结构优化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国家既要注意培育高新技术人才，为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也要注意培养技能工人，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王钰娜、赵丽芬，2014）。技术的升级换代使高端人才需求量大增，为了适应人才市场的结构变化，必须加强培训劳动者技能，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李方一等，2018），通过改善就业禀赋来提高劳动者收入（宋锦，2018）。教育结构应适时调整，加强专业需求预测，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张抗私、高东方，2013）。大力推动校企深度融合，发挥民办教育的灵活性，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缩短人岗匹配的磨合期（张抗私、周晓蒙，2014）。特别要加强农村教育，补齐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短板，既能保证农业安全，还能为其他产业提供高素质人才，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李志伟，2016）。为适应新业态对劳动技能的需要，要加强技能调查和监测，着眼未来需求，适当超前弥补技能差距（张车伟，2017）。

4．完善就业政策

就业结构的调整有很多困难，需要公共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同时实施，来促进就业结构优化稳步推进（宋锦，2018）。劳动力供给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促进就业，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姚明明、陈丹，2013）。政府需要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提供给农民工同样的市民福利，同时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要构建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就业指导，促进乡城之间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张抗私、高东方，2013）。

5．创新创业

就业结构优化，需要国家采取多方面政策，支持培育新兴职业，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提升就业层级，鼓励劳动力向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流动，促进现代化农业、先进制造业、新型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增加（杜传忠、许冰，2018）。就业结构优化要顺应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升劳动者的相关专业技能，减少技术性失业，增强劳动力的创新创业能力（张车伟，2017）。

（五）有关就业结构文献研究的简评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就业结构优化方面的文献不多，大多数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偏离方面。其研究涉及对二者偏离的衡量、原因和后果以及纠正这种偏离的政策措施。而只从偏离度降低就判断就业结构正在优化有些勉强，因为就业结构优化锚定的产业结构也不一定是最优状态，产业结构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对它的状态评价需要根据其是否满足国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来判定，这给就业结构优化标准的设立带来了挑战。

因此，以后的研究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影响就业结构优化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形成完整体系；二是结合我国实际，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让政策建议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三是提高就业结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形成理论体系，让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