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張愛玲（1920-1995）的小說《傾城之戀》中，來自上海的富家女白流蘇與富家子范柳原在1930年代下榻香港的淺水灣酒店。在這裏，他們在互相猜疑與計算中成為情侶，最後結成夫婦。在其中一幕，白流蘇「用望遠鏡看了看附近的海灘，紅男綠女，果然熱鬧非凡，只是行動太自由了一點」。(1)小說中毫無疑問蘊涵了張愛玲旅居香港時的個人體驗與觀察。來自上流社會的男女主角遠道而來，在淺水灣墮入愛河，反映了這個空間的象徵意義：它高貴而熱鬧；而對戀人來說，它則代表了浪漫、自由、沒有規管與約束。淺水灣亦是特殊的空間，張愛玲似乎在上海找不到類似的場景，只好把男女主角邀請到來香港。而學者李歐梵在著作《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極力刻劃上海不同的摩登都會場景，如外灘、百貨大樓、公園、咖啡館及舞廳，認為這些新式都市空間，營造了中國的現代性，亦塑造了上海市民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經驗，是「男男女女體驗現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間」。(2)然而在上海的摩登場景中，有現代建築林立的外灘，卻沒有讓紅男綠女追追逐逐的海灘。我們不禁問，在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海濱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空間？是甚麼因素造就了香港的海濱文化？

香港的歷史與海是分不開的。在1842年，香港還未成為殖民地之前，香港南岸的赤柱及香港仔等地都是漁村，這些居於漁船上或岸邊村落的漁民靠捕魚為生，海洋就是這些漁民的經濟命脈。英國人選擇香港為其殖民地，原因眾多，亦經過複雜的歷史轉折，但無可否認，優良的海港是其中一個令香港「脫穎而出」的因素。然而在當時，海只被視為經濟活動的場所。到了二十世紀初，對很多本地華人來說，海有了新的意義，在炎炎夏日，到海濱進行海浴成為不少人最理想的消閒及消暑活動。

民國時期廣西的桂系軍人黃紹竑（又名黃紹雄，1895-1966）在其回憶錄《五十回憶》中，說到他在1930年代到訪香港，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香港人對運動（尤其是游泳）的熱愛。他寫道：

香港人對於運動，有特別的興趣，足球一項，獨開我國風氣之先，技術亦為全國之冠……游泳在香港更為普遍，不但海水清潔，場所眾多，而且設備完全，一到夏季，男男女女就以海灘作為他們的消遣地方。既可健身，又極經濟。有人估計，香港的夏季，每天有五六萬人浸在海水裏，約佔全港人口十分之一，可見香港人愛好游泳之一斑了。(3)

不單黃紹竑感受到香港泳灘的魅力，教會中人亦發現，由於香港人熱愛游泳，要說服他們在假日上教堂並不容易。九龍尖沙咀聖安德烈教堂的希牧師（Rev. J. R. Higgs）在1935年出席一次教會活動時曾說，不少香港人在星期天寧可到海濱進行海浴活動，也不上教堂。(4)

所謂海浴，是一個籠統的概括名稱。海濱上的活動包含很廣泛的內容，它既是玩耍（play），也是遊戲（game），亦是運動（sport），當中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有自由發揮的，也有強調規則的。我行我素的可以獨個兒享受海中暢泳的樂趣，不用像球類活動般需要整隊人的配合，喜歡熱鬧集體活動的也可結伴同行，既可游泳也可進行沙灘水球之類的集體遊戲。海浴也可以是家庭活動及男女的「拍拖」活動，小孩可在沙灘上拿小鏟玩沙築堡壘，情侶更可租賃小艇，遠離人群，在水中央談心。日本人喜歡用skinship （日文讀音為sukinshippu），即家庭成員共同在家中或錢湯（即公共浴室）沐浴時肌膚的親密接觸，加強彼此情感的聯繫。(5)在香港，家庭成員共同沐浴的文化並不普遍，但是一家人去海浴，也可以產生在日常生活中沒有的身體接觸與互動。除此之外，海濱亦可以是無所事事的空間，人們可以吹吹海風，又或閒躺在沙灘上一邊進行日光浴，一邊看書。男女老少各適其適，不同性格及愛好的人總能在海濱上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及活動，海浴因而能涵蓋社會各個階層及各年齡群，亦因而成為深受香港人喜愛的閒暇活動。

至於甚麼是「閒暇」（leisure）呢？要為閒暇下一個清楚簡單的定義並非易事。有學者把閒暇界定為「非工作」（non-working）的時間，亦即工餘的自由時間。亦有學者進而指閒暇為在非工作的時間內從事的非生產性活動，當中可包括休息、娛樂、甚至是無所事事。(6)但是，這些定義都不是毫無爭議的。我們在這裏不打算深究。但必須指出，若閒暇指的是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進行娛樂活動，閒暇在傳統中國由來已久。然而，由於在傳統中國農業社會中，工作與非工作時間的分野較含糊，加上儒家思想強調「勤有功、戲無益」，玩樂總會受譴責，因而娛樂活動總要假托其他名義進行，如神誕時的「神功戲」，酬神之餘，也可「人神共樂」。又如在墟期「趁墟」，除了買賣，也為了參與墟市上各式各樣的娛樂活動，例如江湖藝人的表演，「趁墟」似乎為進行娛樂活動提供了正當的理由。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城市中一些工作有了清楚的上班及作息時間，逐漸出現「工餘」的概念，中國人也因而享有較多的閒暇活動的自由。而在香港，二十世紀初的工業化亦製造了一個可以在「工餘」享受閒暇的勞工群體。

研究海浴的出現與影響，不能與當時的政治、社會及經濟脈絡割裂。在本書中，作者會集中在幾個方面加以討論（見下文），以解釋海浴發展自身的文化及社會意涵，以及海浴如何側面反映及塑造香港的政治、社會及經濟變遷。全書分成五章，它們既可以獨立成篇，同時各篇章之間有密切的聯繫。但此書絕非百科全書式的香港游泳史，若讀者期望這本小書能鉅細無遺地涵蓋所有與香港游泳及海浴相關的人和事，則難免會失望。

香港海浴風氣普遍，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立法局英籍非官守議員的提倡、宣傳息息相關（見第一章），海浴就如足球及賽馬一樣，是英國殖民主義帶來的其中一項產物，但香港華人大眾欣然接受海浴為他們的閒暇活動，這個過程並不能簡單視為一種文化模仿，更不能解釋為殖民者對華人「文化同化」政策（cultural assimilation）的成功。海浴這英式文化，經歷了「本地化」的過程，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戰前重要的香港華人社會組織華人體育會，把游泳與民族主義連繫起來，以「體育救國」為號召，在北角發展多個游泳場，為市民大眾提供廉價有益的康樂活動（見第二章）。由此可見，雖然海浴無可否認表現了英國殖民主義對本地華人的影響，但亦同時反映華人如何「挪用」英國文化，以切合其實際需要。華人體育會發展的海浴場，一方面間接協助香港政府管治華人，另一方面又訓練泳手以中國人的身份參加遠東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加強了香港華人與中國的連繫（見第三章）。

游泳運動亦改變了華人社會的兩性關係及塑造大眾對女性身體的看法。不少體育運動帶有歧視女性的含義，通過女性力氣或速度不及男性，把男女不平等的觀念合理化。但在游泳項目中，香港的華人女泳手（例如香港「美人魚」楊秀瓊）有非常出色的表現。穿上泳服的女性一方面以驕人的游泳比賽成績成為民族英雄，負載了民族的希望與榮辱，另一方面又以誘人的胴體成為中國現代性的符號（見第四章）。海浴的風氣不僅深刻地影響香港人的閒暇方式，也塑造了香港海濱的地理及人文景觀，不少海灣改造成游泳場，海邊建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游泳棚，從此香港的海邊不再寂寞荒凉。在香港眾多海灘中，淺水灣有其超然的地位。海浴本身是大眾化的運動，並沒有階級性，崇尚海浴的人有來自上流社會的，也有來自勞工階層的，然而海浴場卻被賦予不同的階級性質。北角七姊妹泳場及西環鐘聲泳場被視為大眾的泳場，而淺水灣則被界定為高尚的、貴族的泳場。淺水灣的經營與發展，與由西方商人於1920年建成的淺水灣酒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當海浴風氣日益普及，以及公共交通政策的改變，令大眾可以較便宜的費用到淺水灣海浴，淺水灣過往被富人壟斷的傳統不能延續下去。政府希望以法例維護淺水灣酒店及上流人士的利益，卻引發了一場淺水灣屬於誰的辯論，衝擊及挑戰淺水灣原來被賦予的超然地位，其階級性因而變得模糊（見第五章）。

香港海浴的歷史，不獨是閒暇的歷史，同時反映了英國殖民主義、中國民族主義、兩性關係、摩登的身體概念，以及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向香港的海濱進發，在碧波中領略「香江游泳史」的點點滴滴。

註釋

(1)張愛玲，《傾城之戀》，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6年，頁72。

(2)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1.

(3)黃紹竑，《五十回憶》，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頁228。

(4)Hong Kong Telegraph, 29 Nov. 1935.

(5)Scott Clark, Japan: A View from the Ba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72-74.

(6)吳白弢，〈閒暇〉，李明堃、黃紹倫主編，《社會學新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390-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