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走荒原
我骑着马，走向马赛依保护区。到那儿要过一条河。再往前骑一刻钟光景，便可到达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住在庄园里，要寻找一块能骑马过河的地方，可费了一番周折：坡道上遍布坎坷的石块，对岸的山坡又那么陡，而“一旦身临其境，欢悦的心会怎样兴奋得叫起来”。
面前展现出绵延一百英里的一马平川的草原，空旷、起伏。这里没有篱笆，没有一块块补丁似的地方，也没有道路。除了马赛依村落外，没有别的人居住。而那些马赛依村落有半年是空荡荡的。在这半年里，这些伟大的流浪者赶着牛羊去别处的牧场。低矮的荆棘树有规则地散布在草原上。狭长、幽深的峡谷，裸露出干涸的、又大又平的石板河床。在那里，你得找一条蜿蜒的小道引你过河。过一会儿，你渐渐感到旷野里是多么宁静。见景生情，我曾写下一首诗：
现在，当我回首在非洲的生活，我感到这首小诗从整体上来说是抒发一个来自匆忙、紧张、嘈杂世界的人，在一片深寂的国土上的心境。
雨季头几天，马赛依人放火烧去干枯的旧草。当荒芜的原野如此袒露黑色的胸膛，你漫游其间并不会觉得赏心悦目：马的四蹄扬起焦黑的草木灰，沾得你浑身都是，迷住你的双眼。烧剩的草秸，玻璃般锋利，你的猎犬免不了划破四足。可是当雨季来临，旷野上绿油油的小草是那么鲜嫩，你恍若在弹簧上骑马，马儿乐颠颠的，有点儿狂放。各种各样的羚羊来到草地吃草，就像一个个动物玩具排列在铺着绿色绒布的台球桌上。你可能会闯入旋角大羚羊群。这些温顺的大个儿动物会让你接近，随即又蹦跳着离开你。它们的长角呈流线型，竖立在抬起来的脖子上；它们胸脯上的皮肤松软低垂，使它们看上去像个长方形，缓缓行动时又不住地晃悠。它们似乎是从古埃及的墓碑上走下来的，可是在那里，它们翻土犁地，又焕发出稔熟的、驯养的神采。长颈鹿则在保护区的深处。
在雨季的头几个月里，一种粉白色的野花散着幽香盛开在原野。远远看去，旷野犹如覆盖一层白雪。
从人的世界转向动物世界，我的心仍为昨晚的悲剧而哀伤。那些坐在我房前的老人，使我深为不安。在古时候，人们一定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悲剧是邻近的女巫在作祟；或是在那悲伤的时刻，女巫将一个蜡制的小孩隐在衣袍之下，用亡孩们的名字为他洗礼。
在庄园法律事务方面，我与土著的关系带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因为位于一切之上的是，我需要一个和平的庄园，我离不开土著。土著佃农间的纠纷，如不能严肃地解决，就像你在非洲得的痈疮——人称“草原疮”：你若漫不经心，它们会表面上痊愈，而内层却继续溃疡，直至你动大手术从根上剜除，彻底清理才行。土著们也了悟这点，所以如果他们真正想把一件案子解决好，往往会来请我裁决。
我对他们的条法一无所知。在那神圣的正义法庭上，我做裁决，常常如同一出戏的主演，连一句台词也记不住，需要其他角色的提携才得以表演下去。这一任务，我的老人们将完整地、耐心地承担下来。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主演受到冒犯，为其担任的角色感到震惊，拒绝演下去，离开舞台。逢到这种变故，我的观众会将它视作命运之掌的沉重打击，是超越他们理解的上帝的行为。他们默默地对待之，或喋喋不休地争辩着。
关于公正的概念，欧洲与非洲不一致，一个世界的公正为另一世界所不容。对非洲人来说，只有一种方式用来抗衡存在之灾，即换位。他不追究一个行为的动机，不管你是埋伏待敌，在黑暗中扼杀之，还是你砍倒一棵树，导致一个过路人无意中被砸死，就惩罚而言，土著认为应是一样的。社团的损失，总得由某个地方的某人补偿——土著无暇也无意去衡量功罪。也许他是害怕这样做太过分，或他认为这类事是与他无关的。但要是罪过或灾祸须以羊群进行补偿，土著便会投身于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之中，时间对他无所谓。他引导你进入诡辩的神圣迷津之中。在那时候，这种行事方法有悖于我对公正的见解。
在这些名堂中，所有的非洲人都一样。索马里人在心理上与吉库尤人大为不同，而且十分看不起他们。可是索马里人在自己的家乡也会十分认真地坐下来，对凶杀、强奸或诈骗等罪行处之以赔偿牲畜的惩罚——他们十分钟爱骆驼、马匹，心中刻着它们的谱系与名字。
有一回，从内罗毕传来消息，法拉赫十岁的弟弟——名叫布拉姆——用石头砸另一部族的男孩，打落两颗门牙。双方的代表们在庄园会面，坐在法拉赫家中的地板上成夜成夜地讨论这一事件。瘦削的老头赶来了，他们都曾到麦加朝圣，戴着绿色的头巾；神气十足的小伙子赶来了，他们尚未见过大世面，只在欧洲旅行家或猎手那里当扛枪夫；黑眼圆脸的男孩们也来了，腼腆地代表各自的家庭，一言不发，只是专心地听着，学着。法拉赫告诉我，这个祸闯得够严重的，因为那个男孩的容颜被毁了：到了男大当婚的时候，他会犯难的。他会借口因为缺了两颗门牙而不能正常生育或相貌丑陋影响新娘对他的爱情，而要求更高的补偿。最后的裁决是赔偿五十头骆驼。这些骆驼将从遥远的索马里买来，在此后的十年里作为对新嫁娘的补偿——让她不要计较新郎缺两颗门牙。也许婚姻悲剧的种子已经播下，但法拉赫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庄园的土著永远理解不了我对他们法律体系的看法，他们找我，首要目的是补偿所蒙受的不幸。
有一次，在摘咖啡豆的季节，一个叫瓦姆波依的吉库尤小姑娘在我房前被牛车轧死。牛车将田里的咖啡豆运到加工厂去。我是禁止任何人爬到牛车上去坐的，不然的话，每趟都有一大帮嬉闹的摘咖啡豆的姑娘和男孩抢着搭牛车——他们跑得比牛快——在庄园里慢悠悠地逛荡，这就使拉车的牛负荷过重。可是驾车的小伙们并不把我的禁令放在心上，也不忍心轰赶在路旁奔跑着央求搭车的小姑娘——她们长着一双双梦幻般的眼睛。他们能做到的是，临近我的住房时，叫姑娘们跳下车去。可是瓦姆波依跳下时绊了一跤，车轮轧过她小小的黑发脑袋，轧碎了脑壳。车辙里淌着一道细细的血流。
我把她的老父亲和母亲找来，他们从田里赶到这儿，趴在女儿身上号啕大哭。我知道，这对他们也是重大的损失，姑娘已到了结婚年龄，将给他们带来一份丰厚的聘礼——绵羊啦，山羊啦，还有一两头小母牛。这一切都是姑娘生下来后，他们一直盼望着的。我正在寻思该给予他们多大的帮助时，他们将我拦住，将怨与恨发泄到我头上，要我全额赔偿。
不，我说，我不予补偿。我对庄园的姑娘们说过，我不允许她们搭乘牛车，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个老人点头称是，没表示任何反对，但仍强硬地要我赔偿。他们的理由是：总得有人支付这笔赔偿。他们这样做，与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原则并不矛盾，也不超越相对论。当我中断讨论，转身返回宅院时，他们紧紧跟在我后面，并非出于贪婪或恶意，而是遵循一种自然法则。我仿佛成为一块磁铁。
他们就地坐下，守在我屋子外。他们是穷人，又瘦小，又营养不足。他们就像我草坪上的一对小獾。他们坐在那里，直至太阳下山，我几乎分辨不出草丛里的他们。他们陷于深深的哀伤之中。骨肉之丧离，钱财之损失，交织成压倒一切的绝望。法拉赫那天不在庄园。掌灯时分，我送钱给他们买羊吃。这一举动实属不妙，他们视之为一座被包围的城市灯枯油尽的第一个征兆，又坐下来准备过夜。我不知道他们离开时是否怀有这一想法，如果当时并非如此的话。入夜，他们产生一个念头：得找驾牛车的小伙子索赔。这驱使他们默不作声地离开草坪，在第二天一大早赶往达戈莱蒂，那里住着我们的区长助理。
这给庄园带来了一桩旷日持久的人命官司，招来了一大帮趾高气扬的年轻土著警察。可是区长助理所能为他们做的一切，充其量是把驾车的小伙子当作杀人犯绞死，但因为证据不足，又把他放了。在我与区长助理对此事不予理睬后，元老们也没召开“基亚马”。于是，那两位老人最终如同其他人一样，只有屈从于相对论的条法，尽管他们对此只字不懂。
我渐渐对“基亚马”的元老们感到厌烦，我向他们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你们这群元老，”我说，“只会对小伙子罚款，为的是不让他们积攒自己的钱。小伙子违拗你们不得，于是你们就能把姑娘们买到自己手中。”元老们仔细地听着，小小的黑眼珠在他们干巴巴、皱巴巴的脸上闪亮，薄薄的嘴唇在轻轻地翕动，似乎在重复我的话——他们愉快地听着，一个无懈可击的原则第一次以语言表达出来。
由于观点上的种种不同，吉库尤人的法官的身份使我拥有充分的周旋余地，对此，我还算满意。那时候，我还年轻，对于一切公正的或不公正的意见，主要是从被告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官的角度予以考虑。为了裁决得当，为了庄园的安定，我耗费了很多精力，经历了种种周折。遇到棘手的难题时，我常常闭门谢客，长时间地进行思考，以理智支配自己的头脑。这对于庄园的人们来说，不失为有效的办法。隔了很久，我还听到他们怀着敬意谈及某件案子如何复杂，以至没有人在一周之内能透彻了解。只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就能让土著感觉到事情的难办。
至于土著为何愿意让我做他们的法官，为何如此看重我的裁决，对于这些，须从他们的神话心态或神学意识上寻找解释。欧洲人已丧失创造神话或教条的能力，我们在这方面的匮乏，乃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未能为我们提供这些能力，而非洲人的精神意识却十分自然地、顺利地通过了这么幽深的曲径。他们的此种天赋，在与白人的关系上极为强烈地显露出来。
你能从他们给有过交往的欧洲人起的外号中领略到这种天赋，你若派人给一个朋友送信，或在车上打听去某位朋友家的路，就必须熟悉这些外号，因为土著世界只认可这些“名字”。我有一个离群索居的邻居，他家从不招待客人，于是被叫作“沙哈尼·莫加”——一只盘子。我的瑞典朋友艾里克·奥特有个外号叫“里沙西·莫加”——一颗子弹。他枪法颇准，只需一颗子弹便能打死猎物，这自然是尊称。我还有一个喜好赛车的朋友，雅号“半人半车”。土著也给白人起动物外号，诸如鱼、长颈鹿、大公牛等等。他们在起这些绰号的时候，心中一定掠起过有关的古老寓言或神话。我相信，在土著的潜意识里，这些白人是被分解为人与兽的。
此类外号具有一种魔力——一个人长年以其动物名字著称于周围世界，最终他自己也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感情上的联系：他有了一种认同感。他回到欧洲后，才会感到奇怪——再没人那么叫他了。
有一回，我在伦敦动物园与一位退休的文官相逢。他在非洲时人称“波瓦拿坦姆包”——大象先生。他一个人站在大象馆前，久久地凝视着大象，陷入幽幽的沉思。也许他经常去大象馆，他的土著用人也会顺理成章地料想他会去那里。可惜在伦敦，没有任何老朋友——只有我这个来去匆匆的过客算是他的知音。
土著心理活动的方式颇为特异，与历史人物的精神相通。他们会自然地想象奥丁——北欧神话中掌管一切的至神——是为了看穿整个世界而剜掉了一只眼睛，他们也将爱神描绘成一个对爱情一无所知的孩子。同样，庄园里的吉库尤人对我这个法官奉若神明，而实际上我根本不懂据以判案的任何条法。
也是由于在神话上的天赋，土著还会做出一些你无法防备、难以逃脱的唐突之事。他们能将你转化为一具偶像。我深谙这一过程，并对此有一评语供自己玩味——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将我神化为“厚脸皮的撒旦”的。与土著长期相处过的欧洲人会理解我的意思，尽管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此词用得不确切。我认为，即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开拓着种种事业，即便我们取得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即便我们享有英国统治下的某种和平，但在实用这一点上，土著着实胜过我们一筹。
当然，他们不可能对一切白人都加以利用，而且利用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根据我们可资利用为“厚脸皮的撒旦”的程度，将我们加以排列。我的许多朋友——戴尼斯·芬奇——哈顿、戈尔波莱斯、贝克里·考尔、诺思劳普·麦克米伦爵士——都被土著据其能力排于前列。
德莱米尔勋爵居“厚脸皮的撒旦”之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高原旅行，适逢田野里蝗灾泛滥。上年蝗虫大肆活动撒下的虫卵已破土而出，大吃剩余之食。蝗虫所及之处，草叶荡然无存。这对土著是可怕的打击。尽管他们历尽磨难，可这场虫灾严重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们的心碎了，呻吟着，号叫着，犹如垂死的犬，试图干那些绝无可能的事。那时，我偶尔向他们谈起我穿过德莱米尔庄园时见到遍地的蝗虫——围场、牧场无处不有。我还补充说，德莱米尔对蝗虫恼怒极了，失望极了。话音刚落，听的人就立刻安静下来，紧张情绪顿消。他们询问德莱米尔对自己的不幸有什么说法，并一再要我重复，而后便不再说什么了。
作为“厚脸皮的撒旦”，我虽比不上德莱米尔勋爵那样举足轻重，但是，在不少场合，我于土著还是很有用的。
在大战期间，土著世界对由非洲人组成的运输部队的命运颇为关注。庄园的佃农常常聚坐在我的宅子周围。他们一言不发，互相之间也无言以对，只是眼巴巴地盯着我，把我当作他们的“厚脸皮的撒旦”。他们毫无害人之心，我也不便把他们轰走，再说，即使轰走了，他们也会在别处集聚。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不过，以下一个事实使我得以渡此难关——我兄弟的军团那时正在最前线——瓦埃米·里奇：我可以望着他，将他奉为我的撒旦。
吉库尤人每逢大难降临庄园的时候，便把我当作首席悼念者或亡夫之妇。这在那次枪祸中也是如此。因为我对伤亡的孩子表示哀悼，庄园里的人们便在心中得到宽慰，暂时将此事搁置起来。在不幸之中，他们把我当作全体教徒的代表，在以他们的名义独饮苦酒。
这几近于巫术，一朝施行于你，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我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极为痛苦的过程——被绑在杆子上，我企求挣脱出来，却难以办到。不仅如此，许多年之后，你还常常会想：“我居然遭受这样的待遇，我竟成了一个‘厚脸皮的撒旦’！”
我骑马返回庄园，正涉水过河时，遇到了卡尼努的儿子们——三个青年，一个小孩。他们手执长矛，急速跑来。我拦住他们，打听他们的兄弟卡贝罗的近况。他们在齐膝的河水中神情紧张，双眼无光，有气无力地慢声讲话。卡贝罗，他们说，还没有回来，自从那天夜里潜逃后，一直没有消息。现在他们肯定卡贝罗死了。他要么自杀了——因为自杀的意念在土著间很普遍，连小孩也不例外——要么在野地里迷路，被野兽吃了。他的兄弟们四处搜寻他，此刻正赶往保护区，试图在那里找见他。
我到了河对岸——我自己庄园的这边，转过身放眼眺望草原。我的庄园地势高于保护区。大草原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遥远的地方有斑马在吃草、奔跑。那几个寻人的青年出现在河对岸的旷野里，他们急急地向前赶路，一个跟着一个。他们俨如小小的蚱蜢在草地上东跳西蹦。阳光不时地辉映他们手中的长矛。他们似乎对前进的方向很有把握，但那该是什么方向呢？在寻找走失的小孩途中，他们唯一的向导是那些在草原上的尸体上空盘旋的苍鹰。它们将向你指明狮子捕杀物的确切方位。
但那将是一个很小的躯体，远不足为空中饕餮者的盛宴。不会有多少苍鹰为你指示出事地点，它们也不会久久盘旋于某一空际。
想到这一切，我不禁哀从中来，策马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