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

人称“江海门户”的江苏省江阴市，山清水秀，人杰地灵。1931年8月3日，蒋新松出生在距离长江北岸数百米的一个店员家中。在他出生之前，母亲陆素文已生育多个子女，但仅活了两个女儿。蒋新松出世时，她为儿子起了个吉祥的名字：新松。父亲蒋振庭出身贫寒，少年时便在药店当学徒，而且常年奔波于外地。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新松两岁时便开始接受“看图识字”的启蒙教育，三岁时又开始诵读《三字经》《百家姓》……每当傍晚来临，母亲在房檐下穿针引线，两个姐姐便教弟弟识字，做算术。母亲的针线活忙完后，还常给孩子们讲《山海经》和《世说新语》中的故事。

父亲一年回家两次，每次都要认真过问儿子的学业，希望儿子学有所成，将来能为国家干大事。

家乡的山是美的，花是艳的，这一切都引起蒋新松的好奇和美好的想象。然而在他眼里，家乡最神奇的还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每当夜晚降临，万籁俱寂，在漆黑的房屋里，他能依稀听到大江东去的涛声。白天，他常常来到长江边，望着船帆点点的江面，总有一种欲乘船而观天下的冲动。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在他出生的那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在他7岁正准备上小学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的飞机对江阴进行了狂轰滥炸，美丽的家乡变成了火海，同胞的鲜血染红了江水。

父亲慌忙从汉口赶回来想接全家人去武汉，这时，母亲正怀着身孕，行动不便，而且还有年迈的外祖母，搬家谈何容易。

“那好，我先走，在汉口等你们！”父亲走时嘱咐。

谁愿做亡国奴？谁愿离开眷恋的家园？母亲心情很矛盾。然而，战火已近在咫尺，不容迟缓，母亲变卖了家产，雇了一条西去的木船。

这时他还不清楚背井离乡、流落异地的含义，但从背着抱着大大小小包裹的姐姐们的泪眼中，从背着弟弟的母亲那悲凉的神情上，他感到了莫名的哀怨。“我们为什么要走？我们还回得来吗？”蒋新松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这样的问题。

经过一天的颠簸，蒋新松在深夜里睡着了。

睡梦中的他隐约觉得船停了，他听到船板上传来表姑、表姨和母亲同船主的争吵声，一脸横肉的船主让船上的十几个人快滚蛋。原来这是一条“黑”船。无奈之下，他们十几个老弱病残只得暂时投奔到外祖父在泰州的一个朋友家。从此，一家人辗转于泰州、如皋、泾县等地，靠母亲、表姑、表姨打短工来维持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

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年幼的蒋新松目睹了日军劈死老人、挑死婴儿、奸杀妇女，开始懂得祖国的含义。

1938年，母亲拉扯着五个子女浪迹苏北，夏末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汉口已被日军包围。汉口是不能去了，她只好带着孩子们返回江阴。

江阴笼罩在恐怖之中，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但母亲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不管生活多困难多艰险，也要让孩子们读书。

不久，蒋新松走进了城北小学。他如鱼得水，特别是对算术情有独钟。终日操劳的母亲常常对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要做到早早起来读书，读书要朗朗有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因为学习勤奋刻苦，蒋新松在小学始终是最优秀的，三年级时他破格升入五年级。1941年夏，他小学毕业，考入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

小学毕业时，蒋新松照了一张标准照，也是他第一张照片。他觉得好神奇，也很激动，还特意放大了一张相片，并在背面写下一行小字：一个伟人在成长。

强烈的求知欲使他报考了江阴最有名气的南菁中学。在这里，蒋新松对化学、物理和实验课兴趣浓厚，并渐渐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一本《哥白尼传》曾让他爱不释手，里面的故事启发了他。那个从童年到初中长期困扰他的问题，终于有了朦胧的答案：长大后要做一位科学家、一位发明家，像牛顿、爱迪生、哥白尼一样。同时，他也开始思考：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母亲说应该做“人上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人上人”呢？当时，他非常关注苏北新四军的消息，盼望新四军早一天来到江阴。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在读高一的蒋新松对国共重庆谈判的时局变化极为关心，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和平建国的社会环境。但国民党却把全国人民推向了内战深渊。江阴变成了内战的前线，又处于兵荒马乱中。

内战使物价飞涨，百业萧条，父亲贫困潦倒失业在家。1946年年底，父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把他和二姐送到一家纱厂当学徒。中途辍学是蒋新松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但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他在工厂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当学徒的经历让他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他不愿放弃求学机会，仍然坚持自学。

那时，蒋新松的大姐在上海工作，姐夫是工程师。姐夫把数学书、科学杂志和《电工实践》等书籍借给他看。

于是，他一边摸索着修理电机，一边请教《电工实践》这本无言的老师。久而久之，他竟学会了自己动手制作电机。

由于物价扶摇直上，加上老板压低工人工资，纱厂的工人奋起罢工。16岁的蒋新松勇敢地加入罢工的队伍，第一次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1948年，在洋纱的冲击下，工厂倒闭了。蒋新松回到家中。辍学、失业这两种人世间的不幸，都被他这位少年经历了。在母亲的力争下，1949年年初蒋新松又回到了课堂，边学习边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大炮轰鸣声中，他盼来了黎明的曙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对新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当学校动员报名参军时，蒋新松第一个站了出来，要求参加志愿军。但因为身体瘦弱，体检没过关，他未能如愿，这是他遭遇的人生第二个挫折。

“高中时期应该说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人进入高中，刚刚脱离儿童时期的顽皮、淘气，开始探索人生之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虽然我的高中时代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但我从那时的语文、英语、历史等课程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汲取了历代‘士’的榜样的力量，从中懂得做人的道理，开始懂得祖国、人民的含义；开始探讨人生的目的，探讨人应该为什么而活，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生的价值。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着教育我的老师，无法忘记他们所讲解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名人。多少年来，我把他们视为榜样，他们帮助我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在1957年那样沉重的打击下，我始终能自强不息地顽强努力，取得今天的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中学教育。今天，看看我们的孩子们，虽然他们有名目繁多的政治课程和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在中学时代奠定如何做人的基础，他们除了‘考大学’以外，很少再有其他崇高的目标。为数不少的中学生可以说没有祖国和人民的概念，甚至没有是非和曲直的道德观念。当前，大学中考试作弊之风甚重，就是明证。”蒋新松抚今追昔，发出这样的感慨。

“谈到数理化课程的设置，我认为中学时代主要应该培养学生学会思考自然界各种问题的方法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关于高中课程设置及远期发展的发言中，蒋新松讲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

1951年高中毕业后，蒋新松信心十足来到上海，在大姐家准备参加高考。

“新松，你准备考哪所大学？”姐夫关心地问。

“要考就考上海最好的大学！”

“要说上海最好的大学自然是交通大学了。”

“那我就报考交大。”

“交大的分数可高啊！”姐夫笑了笑，“考交大可不容易，竞争激烈，压力大。”

他深知姐夫的话是好意，但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几天后，他把交大电机系作为第一志愿填在报考单上。

“好样的，有志气！”姐夫很高兴，并给他讲了讲如何调整高考的心理状态。

清爽的秋风吹散了夏日里的潮热，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蒋新松沿着华山路走进了古香古色的东正门，怀着美好的憧憬迈进了交大校园。

虽是尖子生，但他不喜欢死抠书本、死记硬背，他喜欢在理解的基础上触类旁通、灵活运用。由于有报名参加志愿军但因体检不合格而被刷下来的经历，所以蒋新松经常出现在体育馆、运动场，他不仅体质明显增强，精力也更加充沛了。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本来就短缺的科技人才更难以满足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于是，国家决定选择部分优秀学生到苏联留学。消息传来，蒋新松心里泛起层层涟漪。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被学校选派参加华东地区留苏预备生考试并被录取。1952年秋，他来到北京，在预备部进行强化学习。

同学们争分夺秒地学习，宿舍里的灯常常亮到天明。在北京的几个月，蒋新松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没有游览任何名胜古迹，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1953年年初，蒋新松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第三次挫折。在体检中他被确诊为浸润性肺结核，被强制卧床休息，这对满怀憧憬要去苏联留学的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住院治疗半年后，他被送回交大继续完成学业。

刚回上海时，蒋新松然因为无法圆留苏梦而闷闷不乐，甚至有些自暴自弃，他认为如果身体不好，学业再好也没有用武之地，一度对学业得过且过，对未来的人生道路也感到迷茫。学校和亲属及时在学习上、生活上、治疗上给予蒋新松关爱和帮助。特别是在母亲的开导、教诲和鼓舞下，蒋新松恢复了对人生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边学习，边治疗，边健体，不久，身体康复了，学业也跟上了。

交大机电系历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崇尚学以致用。从大二下半学期开始，学校就组织蒋新松他们到上海电机厂和山东济南机床厂实习，他被安排在金属加工车间，加工的材料多是金属管材。当时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而且安全保护措施不完善，工作中经常出现工伤事故。面对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劳动，蒋新松的心被刺痛了，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条件，他第一次产生了将书本知识同生产实际相结合、设计自动化设备的念头。

1956年，蒋新松的《多刀自动车床电器驱动系统》一文被评为优等毕业设计，开启了自动化研究的先河。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交大电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