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西行漫记》

1936年，刘鼎应邀前往西安时，携美国友人、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同行，并计划要帮他们进入陕北苏区。

到了西安，刘鼎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告诉他们自己有事要外出，一两天后回来。离开招待所后，他独自找到陕西禁烟局督办钟可托，凭着董健吾的亲笔信，得到了钟可托的全力配合，钟为刘鼎安排好了去陕北的行程。次日上午，刘鼎来不及和两位友人打招呼，便匆匆赶往陕北苏区。他到达瓦窑堡之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两位国际友人要来陕北苏区采访的消息。

刘鼎走后，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斯诺和马海德焦急地等他回来，他们在西安人生地不熟，不敢贸然去寻找，只能在招待所里等他回来。他们身上带的钱快花完了，仍不见刘鼎回来，只好无奈地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斯诺再次拜访宋庆龄，留下11个要采访红军的问题：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对不平等条约及外债、外资、外国牧师财产的政策，对日、英、美、苏的政策，以及中国是否可能同外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等。很快，这个采访清单传到了苏区。1936年5月15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的问题。

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在鲁迅家里与史沫特莱进行了多次会面。她向冯雪峰询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询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有关情况，还希望中共方面尽快安排斯诺等人到陕北苏区采访。

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在给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介绍了斯诺和马海德的有关情况：“此二人均十分热情并十分可靠……”

6月上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工作要求，冯雪峰派人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前往西安，刘鼎接待了他们并再次安排他们在西京招待所下榻。“刘先生，这次你不会又单独行动，再把我们晾在这里吧？”斯诺说罢，三个人相视而笑。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的“王先生”就是董健吾。四天后，一位身材魁梧、穿一身长衣马褂的中国壮汉敲响了房门，让斯诺和马海德感到吃惊的是，这位陌生人用流利的英语问：“请问你们是斯诺和马海德先生吗？”

“是的，我们是斯诺、马海德。请问先生，您是哪位？”

“我是董健吾，党中央派我来西安协助你们完成陕北苏区的采访工作。”

“何以证明您是董健吾先生？”

董健吾从马褂中掏出写着诗的半张纸说：“这就是证据！”

斯诺也从皮包中拿出写着诗的半张纸，两个半张纸拼成了一张完整的纸，纸上的诗一个字不少。这是中共地下党在北京（时称北平）与斯诺他们约定的秘密接头方式。他们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此时东北军67军接到西北“剿总”命令，正向陕北苏区推进，中共中央放弃了瓦窑堡向保安的转移，再加上连日阴雨，交通被阻隔，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的计划便推迟到7月才成行。经刘鼎引荐，斯诺利用这段时间采访了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等人。后来又经董健吾引荐，秘密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

7月初，刘鼎奉命去安塞开会，张学良托他带信给周恩来，并派飞机把他送到肤施。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两位国际友人来苏区的想法、目的和计划安排。7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等人从安塞来到离苏区和白区交界不远的白家坪，迎接斯诺和马海德。

张学良派人护送斯诺与马海德秘密前往苏区，当他们快要走出东北军控制区时，护送人员送给他们一头毛驴，并告诉他们：“这头驴认路，你们跟着它走就能进入红军控制的地域。为了安全，你们要趁天亮走快点儿，因为到了天黑，这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很危险！”

斯诺和马海德跟着这头毛驴顶着烈日疾行，在太阳落山之前，他们来到一条小溪边，口干舌燥的他们跑到河里饮水。“不许动，举起手来！”忽然，四周响起了呐喊声。他们抬头一看，只见四支红缨枪已经对准了自己，立即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儿童团，也就是说，已经到了红军管控的地区了，所以他们心中并不太紧张。

他们在儿童团的押解下，走进一个大约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被关进一间低矮昏暗的土坯房里。晚饭时，他们享用了一顿鸡蛋炒饭。次日，天刚亮不久，斯诺和马海德被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惊醒。“欢迎你们光临，我是中国工农红军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将保证你们在苏区的人身安全和采访自由。我是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你们的。”这是斯诺和马海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7月13日，斯诺和马海德跟随周恩来来到保安。当晚，毛泽东主席前去看望慰问，并为他们举行了欢迎晚会。随后一个多月，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8月下旬，斯诺和马海德西行至彭德怀指挥部和作战前线。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采访，9月底才完成工作返回保安。

9月初，刘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安排，邀请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和中国作家丁玲等知名人士来到西安。

此时，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派重兵向西北集结，妄图取得“一石三鸟”的理想结果——既消灭红军，又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西北形势一时间波诡云谲，暗流涌动。毛泽东主席担心他们返回西安的交通线被国民党中央军封锁，多次催促斯诺尽快离开苏区。

10月5日，毛主席电告刘鼎：“美记者施乐（斯诺）急需出来，望嘱刘（向三）、王（立人）同带车来接，最好能8日赶到阳泉。”

10月7日，毛主席给刘鼎发报：“施乐急待回白区，王、刘何日动身来接，望速复。”

10月10日，毛主席电令刘鼎：“鼎兄并转年、剑（潘汉年、叶剑英，此时在西安）兄：甲、施乐准13日到下寺湾，望速派王、刘来接，王至下寺湾后即偕施乐折回西安，刘到志丹（即保安）谈话。”

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前往西安。这时，肤施的东北军已由西北军接管，斯诺等人为了安全只好在苏区跋山涉水，辗转抵达了甘泉西北的下寺湾。四天后，刘鼎派来的王立人、刘向三来到洛川接应他们，斯诺等人乘卡车安全抵达西安。

斯诺下车之后，才突然发觉自己的手包不见了！他在苏区100多天的采访记录和各种资料都在手包里。斯诺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捶胸顿足，十分沮丧。刘鼎一边安慰斯诺，一边把身上所有的现金塞给了司机请他开车原路返回寻找手包。

在咸阳东北军军火仓库里，刘鼎终于找到了斯诺的手包，返回西安时已是午夜12点。

次日黎明，刘鼎将手包完璧归赵。斯诺激动地拥抱了刘鼎，连声道谢。

斯诺从西安来到北平后，连续给英、美各大报刊发稿，介绍红军的传奇故事和中共领袖的政治主张，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新闻封锁和妖魔化宣传，令世人耳目一新。一年后，他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938年年初，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改名为《西行漫记》。

1937年1月，史沫特莱女士到达延安，之后担任了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等专著以及大量通讯稿，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抗日救国的情况。

1970年，斯诺来到中国，向马海德询问刘鼎的情况，斯诺说，没有刘鼎的鼎力帮助，就不可能出版《西行漫记》。

刘鼎住院期间，马海德和艾黎前去探望并慰问他，一起回顾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同志情、战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