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人生

1996年的春分已过，北京本不该飘雪，但天空阴沉，雪如杨花在天地间飘飘洒洒。

1996年3月19日上午，因帕金森综合征引发脏器衰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景润的生命体征出现异常。13点05分，他的心脏跳动骤然加快，5分钟后跳动停止了。19点，我接到由昆大夫的电话，得知陈景润院士与世长辞。

客厅里，由昆与儿子陈由伟坐在沙发上，看着鲜花映衬下陈景润身穿红色羊绒衫的大幅彩照，这张照片是我携摄影师在他去世前三个月拍下的。陈景润看到这幅照片时曾上下左右反复端详，连声称赞：“好，照得好，我很满意，谢谢你们！多年没去香山了，等春暖花开，想全家去香山，那时请你们再给我们拍全家福。”于是我们约定去香山赏花、照相。

“好，这组照片拍得好”

1995年11月4日16点，我与摄影师张新学等人按时赶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医院二层七号病房，由昆大夫和护工季师傅正陪着陈景润看电视。他坐在床头，身边摆放着一摞博士论文稿子。因患有帕金森综合征等疾病，他不能行走，双眼难以睁开，全身肌肉萎缩，手指弯曲变形，言语表达困难，但思维仍然敏捷。

“听说你们要来，先生精神焕发，不肯躺下，询问几次你们几点来。”陈景润的妻子由昆念叨着。

听到我们的问候，陈景润艰难而缓慢地睁开双眼，看见我后，微笑着吃力地伸出僵硬的右手。

摄影师张新学带来了一套上面有科学家和文艺家的彩色照片，陈景润饶有兴趣地翻看起来，当看到贾兰坡院士的照片时，他说：“我认识贾先生，他是古人类学家，这张照片拍出了他的精气神！ ”过了片刻，他抬头看看我，又看看张新学，问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能拍出这个效果吗？”

张新学看看我和由昆，俯身对陈景润承诺：“能，一定能，请您放心！”

陈景润笑了，笑得很开心。夕阳西下，病房里的阳光暗了，习惯用自然光拍摄的张新学有些纠结：拍照吧，担心照片效果不佳；不拍吧，已经来了。善解人意的由昆同意我们次日再来为陈景润拍照。

第二天上午，陈景润特意穿上红色毛衣，和妻儿一起等待我们的到来。为确保丈夫能睁开双眼，由昆为丈夫做了头部按摩。几天后，我们把一组彩色照片送到病房，陈景润缓缓睁开眼睛，看了良久，称赞道：“好，这组照片拍得好！比我预期的效果好！谢谢！”他深情地抚摸着照片上的妻子和儿子，欣慰地说：“由伟长大了，长得像妈妈，以后肯定是高个儿，现在就比我高了。”

倾心数学

陈景润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哥”。在他的家乡，“富裕”这个词在方言里叫“滋润”，所以在邮政局工作的父亲陈元俊为新出生的儿子起名“景润”。

在他记事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把战火烧到了福建，他的家境因此变得更加困难，景润小小年纪便开始帮母亲照看弟弟，做家务。母亲见他常跟哥哥学认字和做算术题，感到很欣慰，便在1939年把他送到城关小学读书。

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引起了大户子弟的嫉妒，他们经常找他的茬儿，欺负他，甚至拳脚相加。他感到恐惧，想退学，母亲抚摸着他的头安慰说：“好好学，有了本事，以后就没人欺负你了！”

后来，父亲出任三明市郊区某邮局的局长，陈景润全家搬到了偏远的山乡。这里曾是红色根据地，树木已经被国民党烧光，人烟稀少。皖南事变中被俘的一部分新四军战士被关押在此。夜幕中，不时传来惨叫声和枪击声，这让陈景润感到困惑，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

在福州三一小学和三元县小学就读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学习，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三元县立初级中学。

身材瘦小、性格孤僻的陈景润坚信，人的强壮与弱小、美丽与丑陋不在于身体的好坏，而在于品德的高下、能力的强弱、贡献的大小。由于战争频仍，沦陷区的学校和老师纷纷搬到山区避难，在他遇见的老师中有两位对他的影响至为深远，成为帮他奠定人生观和带他进入数学领域的启蒙导师。

一位是年逾花甲的国文老师，他对日本法西斯的暴行痛心疾首，常常教导学生们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学习。他见陈景润聪明勤奋，尊敬师长，爱护同学，便常与他交谈，给他讲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激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好肩负起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们中华文明始终一脉相承地延续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但是，如果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了我们，中华文明便会被割断。”讲到痛心之处，老师满眼泪花。陈景润含泪表示，一定努力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报效祖国！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沈元（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发现陈景润喜欢数学，就借给他一本数学书，陈景润仅用两周时间便把题目全部做完了。当陈景润还书时，沈老师循循善诱地说：“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被侵略和奴役的悲惨命运，一个民族要想实现独立和复兴，就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听沈元讲课时，连喜好文科的同学都能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一次，沈老师告诉同学们，1742年，德国中学老师哥德巴赫发现，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的和；另一位科学家对众多偶数进行了验算，一直验算至3.3亿，结果和哥德巴赫的猜想一致。但如何证明这个猜想呢？哥德巴赫自己证明不了，于是他向数学家欧拉求助，请欧拉来证明。但欧拉至死也没有完成这个证明。此后二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都在试图证明它。

“同学们，”沈老师说，“你们小学就学了偶数和奇数、素数和合数。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常识，又是难以跨越的科学高峰。谁要是能证明这个猜想，那可真是了不得。我希望你们能证明这个令世界瞩目的猜想！”

同学们交头接耳，课堂气氛变得热烈起来。“沈老师，我们来证明这个猜想！”有同学大声地说。

“好！”沈老师继续开导他们说，“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咱们班的同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一觉醒来，我很兴奋。同学们，我的美梦能实现吗？我把实现这个美梦的理想寄托在你们身上啦！”

顿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只有陈景润默默无语地坐着，将哥德巴赫猜想牢记于心。

当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喜讯时，陈景润特意找到国文老师问：“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是我们中华文明就可以发扬光大了？”

“你既然这么问，一定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国文老师说道。陈景润点了点头，师生二人相谈甚欢。

次年秋天，陈景润考入福州英华书院高中部。他之所以报考该校，是因为沈元老师担任了该校的数学和英语教师。

一天，沈老师出了一道“韩信点兵”的题目。正当大家闷头解题时，陈景润已算出了结果：“53人。”同学们都投去了敬佩的目光，沈老师问他，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陈景润脸红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在老师的鼓励下，他走上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进行演算。

“陈景润算得又快又准确，只是不善表达，我帮他讲吧！”沈老师讲解后又介绍了中国古代几位数学家的一些成就：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早于西欧1000年；秦九韶对“联合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也比瑞士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了500多年；《孙子算经》中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令西方国家十分推崇，被誉为“孙子定理”。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决不能停步，希望你们将来能取得世界性的科学成就，比如哥德巴赫猜想，人们称它是皇冠上的明珠，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摘取它！”沈老师充满期待地说。

课后，沈老师问陈景润的感受和想法，对方表示：“我想试试，但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你能解出‘韩信点兵’这道题，说明数学基础扎实，通过不懈努力，你就能实现梦想。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沈老师鼓励他说，“你具有很大的潜质，认准的目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坚持不懈，这样就能实现理想。”

那一夜，陈景润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毫无困意，决定将一生献给数学事业，不论结果如何，都要持之以恒，永不言弃。

1947年，积劳成疾的母亲辞世，这使他的家境更加窘迫。为了继续读书，他在学习之余开始打短工。

1949年11月，正当陈景润因家庭经济困难准备休学时，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漫卷福州城，他才得以安心读书。1950年春夏之交，他以“同等学力”资格填报了厦门大学。

家人力劝陈景润在福州上大学，但他不改初衷。因为厦门大学数理系的教师队伍强大。

当年，厦门大学数理系的招生人数是20名，陈景润排名第十。他头戴学生帽，身着学生装，脚穿解放鞋，手提一个旧藤箱和一个小铺盖卷儿出现在厦大校园。

鼓浪屿与厦大近在咫尺，陈景润却从未去游玩过；南国名寺南普陀金碧辉煌，他只去过一次；校园中的东膳厅周末放电影，门票只要5分钱，他却没看过；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只吃馒头加咸菜。

陈景润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自选几十道题来做。傍晚，夕阳映红大海。每逢潮汛，海滨充满欢声笑语，但这里从未出现过他的身影。

1953年，陈景润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但由于口音浓重、神情木讷、性格内向等原因，他的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受到批评，被安排负责批改学生作业。后来他又患上肺结核和腹膜炎，一年住院6次，这期间手术动了3次。

1954年，学校以养病的名义让陈景润停薪回到福州养病。为了生存下去，他无奈地在街头摆起了书摊儿，但卖书无法支撑他搞数学研究。他于是产生了要多挣钱的念头，因为没有钱就无法生活，更无法从事数学研究。

有一次，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来北京开会，听到陈景润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惋惜，便给厦门大学人事部门打了电话，要求尽快将陈景润调到本校图书馆工作。

王亚南教授安排陈景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但却没有给他布置具体工作，为他专心研究数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教工宿舍“勤业斋”背靠青山，面朝大海，陈景润住在106室。早晨，教师们纷纷去爬山；中午，他们又三五成群到海滨畅玩。他却独自研究数论，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为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一天，陈景润请教厦大数理系李文清教授该读什么书。李教授建议他研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于是，他将华罗庚的这本书读了近30遍。他回忆道：“《堆垒素数论》的重要章节我阅读了40多遍，著作中的每一个定理我都记在脑子里。我读书不仅要读懂，还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熟能生巧。”

读书读到滚瓜烂熟和倒背如流，绝非易事，尤其是数学书，没有故事情节，只有抽象的公式和符号。不少数学书大而厚，携带不便，陈景润便一页页拆开取下，带在身上，走到哪儿读到哪儿。

1956年年初，他发表了首篇论文《他利问题》，得到了厦门大学教授、数学家李文清的欣赏。论文被推荐给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学家关肇直，关教授又推荐给数学家华罗庚。华老对论文十分欣赏，对文章中修正了自己著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一点儿更是赞赏有加。

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写出了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结果有了一些推进。”

1957年，陈景润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一个不等式》在《厦门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华罗庚院士再次被他的学术成果所吸引，决定将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1957年9月，陈景润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数学研究所为他提供了施展数学才华的广阔舞台。

“我从大学图书馆来到大师云集的数学殿堂，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在华罗庚教授的指导下，我领略了世界上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感到耳目一新，就像发现了新大陆。”陈景润深有体会地说，“华老指导学生的方法是让他们以自学为主，指定必读书，让他们参加一些讨论班，每两周和学生谈一次专业问题。让不同学科的人共同探讨同一个课题，是华老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的特点。”

陈景润积极参加数学研究所举办的数论讨论活动，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论文，他一再强调：“华老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在华老的教导下，逐步走到解析数论的前沿。”

一天，刚吃完中饭，陈景润下意识地摸摸脑袋，忽然意识到头发长了，于是去了理发店。

陈景润拿的牌号是38，他觉得轮到自己理发还早着呢，不应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走出理发店，坐在树下，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开始背外语单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时，有段文字没看懂。他抬起手腕看看手表，12点半，于是就去了图书馆。不久，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大声喊：“38号！谁是38号？38号快来理发！”

当他在图书馆将那段外文弄明白之后，才想起去理发店，但路过外文阅览室时，他发现了一批新书，又被吸引住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理发之事抛在脑后。

痴迷哥德巴赫猜想

数学符号、公式是人类文明最奇妙的成果之一，其逻辑力量指导着人类去探索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之明珠”。

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变革了筛法，首先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都是两个“素因子不超过九的数”之和，即证明了（9+9）；1924年，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1932年，爱斯特曼证明了（6+6）；1938年和1940年，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和（4+4）；1956年，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8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证明了（2+3）。

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开辟了第二战场——提出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之后，他顺利地证明了（1+6）；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证明了（1+5），王元、潘承洞证明了（1+4）；1965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庞皮艾黎证明了（1+3）。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决定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位于北京西苑旅社的数学研究所俱乐部气氛活跃，大家自由而充分地交流学术理论和科学的最新成果。

“不到数学研究所就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陈景润在轻松、舒缓的音乐中感叹道。

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张宗燧等著名专家被斥为“大白旗”；华罗庚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大帽子；陈景润也成为“拔白旗”的对象，并于1960年9月被发配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从事刷瓶子、打扫卫生等工作，接受思想改造。

数学的基本要求是正确和简洁。为了证明（1+2），陈景润自学了德、法、日、西班牙、意大利语，查阅了很多外文资料。

不久，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只能长期开病假条。“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瞧着我，不愿同我住在一起，这正好方便我看书学习和演算。半年后，我的身体支撑不住了，就对领导说可不可以让我回老家福州去养病。领导说你自己看着办。于是，1961年3月，我又回到老家。”陈景润回忆道，“一年中，我住院好几次，觉得自己性格也有缺陷，且难以改变。”

1962年5月，在华罗庚的帮助下，健康状况日益好转的陈景润得以重返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陈景润喜食米饭，但人们很少见他吃米饭。“买馒头方便，早上买几个馒头放在衣袋中，饿了就吃几口，一天买一次就行了；买米饭还得用饭盒，带着麻烦。”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集体宿舍是4个人住一间，陈景润为了深夜不影响同事休息，主动搬进了废弃的厕所。冬天的厕所滴水成冰，于是他用报纸糊上窗户，靠着100度的电灯取暖。他用棉衣棉鞋全副武装，把身体围在棉被套里读书。墨水结冰了，他就用铅笔计算。看他身体不好，领导将他调到病号房，按那里的规定，晚上10点必须熄灯。于是，每天晚上10点以后，陈景润便出现在楼道公共卫生间的门厅下，背靠墙壁，手拿纸笔，借着昏暗的灯光算题。直到人们开始吃早饭，陈景润才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间继续工作。不久，他又病倒了，待病稍好一些，每天晚上10点钟，他又会准时出现在卫生间的门厅下。再后来，陈景润搬到了紧靠暖气锅炉烟囱的6平方米的小屋，除了打开水、吃饭，很少走出这间小屋。

“书记，我被锁在图书馆里了”

图书馆对于陈景润来说是百花园。他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一天早上，陈景润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不到8点便来到图书馆门口等候开门。

门开了，他进去找好位置，埋头看书。中午，他觉得饥饿，就从口袋里掏出馒头，一面啃着，一面看书。

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催促道：“下班了，请同志们离开图书馆！”看书的人都走光了，可陈景润还在全神贯注地看书。

管理员以为空馆了，便锁上大门下班回家了。

天渐渐黑了，陈景润朝窗外一看，纳闷地自言自语道：今天真奇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了。他拉亮电灯，继续看书。忽然，他觉得顿悟了多日未解的难题，便立即站了起来，准备赶回宿舍，把数日来难以推进的演算尽快完成。

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看书的人们去哪儿了？他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上8点了。他推了推大门，大门已经上锁，便焦急地朝门外喊：“同志，请开门！同志，请开门！”

若在平时，陈景润会选择继续看书。但今天不行，他要赶回宿舍，完成那道多日未解的难题！

他找到电话，拨给数学研究所办公室，但听筒里只有嘟嘟的声音。他意识到，同事们都下班了。于是他拨通了数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的电话，不好意思地说：“书记，我被锁在图书馆里了……”

党委书记在电话中安慰他说：“你的精神可嘉！辛苦了！我立即派人去接你。”

图书馆的大门开了，陈景润内疚地对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们！”

（1+2）被证明

1965年年底，陈景润终于在证明（1+2）的征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1966年年初，他证明了（1+2）。为了慎重起见，他请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闵嗣鹤审定。有人以不够成熟或以外国专家不一定承认为由，阻挠论文的发表。数学家关肇直声援道：“如果（1+2）不能尽快发表，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1966年5月，《科学通报》第17期发表了陈景润《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标志着（1+2）的正式问世。论文科学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两个素数的乘积，即（1+2）”，这距离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主峰（1+1）仅有一步之遥。

论文发表后，王元称他为“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最优秀、品质最高的奶”。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评价道：“陈景润做哥德巴赫猜想是不要命的，他这一生就是在不要命地工作。”英国数学家哈勃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将论文誉为“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的顶点”。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贺信中赞叹道：“啊，你移动了群山！”法国数学大师安德烈·韦伊称赞道：“陈景润先生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上行走，危险，但一旦成功，必定影响世人。”

“李书记，晚上好”

1971年，在“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李尚杰同志担任了数学研究所五学科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他主动为陈景润解决工作和生活难题。一天晚上，陈景润登门感谢，声音虽小却很真挚：“李书记，晚上好。”

“消瘦和憔悴的脸庞上架副白边儿近视镜，头戴蓝灰色棉帽，下翻的帽檐儿盖住了耳朵，军大衣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黑色棉裤，黑色回力鞋，双手交叉伸进棉大衣的袖管里，进屋后始终不肯坐。”李尚杰的儿子李小凝回忆起当时见到陈景润的情景，如是说。

“小陈，把棉大衣脱了坐会儿。”李书记亲切地对陈景润说。

“谢谢，李书记，谢谢您派人接通我宿舍的电线，安装了电灯，配上了桌子。几年没电灯也挺好的，省电，一样能工作。谢谢李书记，我一定好好工作，谢谢……”他说完转身要走。

李小凝跟着父母送他出门，陈景润在楼道里主动打招呼道：“小朋友晚上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朋友，再见！”

“叔叔好，再见！”

这个回应令陈景润很兴奋，他停住脚步说：“小朋友好，好多年没人叫我叔叔了，叫我陈景润，再见，小朋友！”

“我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不久，数学研究所五学科研究室召开学习讨论会，陈景润被点名做发言，他习惯地说“美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不死，它的侵略扩张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这时，身旁的同事拉他的衣角儿，低声提醒道：“陈老师，中国跟美国关系开始解冻，毛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这说明中国和美国还要建立外交关系。”陈景润表情惊讶，喃喃地说道：“没人告诉我，我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

主要科研成果

（1+2）的证明是陈景润一生中最杰出的工作成果，令国际数学界刮目相看，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其实，陈景润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就。比如在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殆素数分布问题、华林问题、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问题、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以及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的关系、尖端技术和人类发展的密切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数论问题上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1979年，他发表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并赢得了好评。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陈景润在国内外先后发表了科研论文70余篇，出版了《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专著。

“我不要车送，这不好”

1979年2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人员报到的这一天，数学研究所定好了早晨7点派车去接陈景润。他却乘坐公交车，辗转两个多小时去报到。他强调说：“我不要车送，这不好。”开会期间，服务员问他饮食上有何要求，他说：“谢谢！我只要一小碗米饭，半碗肉沫儿烧豆腐，多了吃不了，倒掉太可惜。”

会议期间，陈景润与赵朴初先生同住一屋。为了不影响赵先生休息，他晚上搬凳子到卫生间去看书、演算。这件事传开之后，会务组每次都特意给陈景润安排一个单间。

难忘的大会

1979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全国6000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恩师华罗庚都在主席台上就座。他日后多次说道：“这个大会令我终生难忘。”

华国锋做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并强调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陈景润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夜写下一首小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

会上，陈景润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接见，他双手紧握邓小平同志的手，一边鞠躬一边说道：“谢谢邓副主席，谢谢……”

“小屋挺好，先不搬了”

陈景润被评为研究员后，数学研究所分给他一套新房。1979年6月，党委书记来到陈景润的小屋问：“你怎么还不搬家！哪天搬？我安排人来帮你。”

“谢谢领导的照顾！大家住房都紧张，不能只照顾我一个人。”陈景润如是说，“我现在单身，小屋挺好，先不搬了。还是分给更需要房子的同志吧。”

“感谢邓副主席的关心”

陈景润成名后，头脑清醒地说：“现在社会活动太多了，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是本末倒置，应该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现在很想静下来念书和演算，参加学术交流。不然就要落后了，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讲学、报告令他身心疲惫。1981年，陈景润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提及，众多的社会活动和大量的群众来信，让他难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上。邓小平做了批示：可否为其配秘书，以分其劳？

不久，数学研究所决定让李小凝同志担任陈景润的秘书，协助他处理大量的群众来信、来稿等工作。“感谢邓副主席的关心，感谢邓副主席为我配备秘书。我要进一步努力工作。”陈景润发自内心地感激道。

“科普工作同样重要”

很多读者来信称自己如何痴迷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宣称自己已经证明了（1+1），显然这些“证明”都是主观臆想。

“这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没做好，因为这些人缺乏基本的数学基础。”陈景润心情沉重地说，“依靠锤子和改锥这种工具是造不出宇宙飞船的，更不可能登上月球。”从此，惜时如命的他主动花精力和时间，撰写了大量的数学科普文章，在《中学生数理化》等刊物上登载。

“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是科研单位，陈景润热衷科普工作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有人对此冷嘲热讽。

陈景润认为科研和科普并不矛盾，他说：“现在学生们关注我，我写一些数学方面的科普文章，对培养青少年的数学兴趣和爱好会起到引导作用。科普工作同样重要，这有助于推动中国早日成为世界数学大国、数学强国！”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太多了”

改革开放以后，陈景润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成为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担任中国数学界权威刊物《数学季刊》主编，在贵州民族学院、河南大学、厦门大学、青岛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任兼职教授，并当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太多了。”他多次这样感慨道，“这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是压力也是动力。”

1978年和1982年，他两次受邀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规格的待遇，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978年，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后改名为院士）；

1991年，他荣获第一届华罗庚数学奖；

1994年，他荣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

1999年，中国发行纪念陈景润的邮票；

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观测中心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是“7681”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陈景润星”；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日本出版的《一百个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登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肖像，分别是古代数学家祖冲之和当代数学家陈景润。

“只要能工作，就要全力以赴”

陈景润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主峰（1+1），开展了被喻为“搭梯子”的准备工作。然而，“搭梯子”谈何容易！

1983年，数学家林群院士问陈景润：“证明（1+1）有没有希望？”他沉吟片刻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要拼命。现在步子太小，仅仅是第一步，还要走一百步。”陈景润进一步解释道，“要想问鼎哥德巴赫猜想的主峰，必须首先要突破‘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的难关，其前提是进行大量阅读和演算，才能找到攀登的道路和方法。”

正当陈景润全力攻克（1+1）之际，灾难却连续降临。1984年11月，他去魏公村新华书店购书，过马路时被自行车撞倒，头部触地陷入昏迷。住院期间，他被确诊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

次年，他挤公交车去友谊宾馆开会，被人群挤下车，摔倒在地再度昏厥。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期间，他仍工作到凌晨。深夜，为躲避医生查房，他用手电照着看书。

1992年，陈景润摔倒，导致骨折。

陈景润最后10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虽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搭建攻克“主峰”梯子的工作，他写下的文字、公式和数字清晰准确，他依然在科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他一边从事科研工作，一边带学生，培养了3个博士、1个硕士。1996年年初，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在审读学生的论文。家人和同事劝他多休息，他却说：“时间对我来说不多了，只要能工作，就要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