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刘灿

摘要：共享发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式发展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式的科学揭示。共享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共享发展成为其实践逻辑的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借以形成和展开的核心。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发展道路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以发展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体现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实践证明，中国现代化必然要走、也正在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道路。在这条道路的特殊内涵中，共享发展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享发展 共同富裕 实践探索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式发展批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式的科学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共享的文化意蕴和理想追求。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共同富裕的思想，清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共享的理想追求逐步实质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新的发展需要首次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发展观。这是在继承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引领中国发展的思想指南。共享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共享发展成为其实践逻辑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借以形成和展开的核心。

一、共享发展的思想逻辑

（一）共享发展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人类历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找到共享发展的思想渊源，“共富”“公平正义”“共同体”这些概念都与共享发展这一理念有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享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概念，他们用这一概念特指一种由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生存和生活样态。“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这样一种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社会，无疑是人类共同体理想在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的历史性回归。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民族的国家，没有私有制和压迫的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寄寓着人们有关共同体之平等、自由、自主性生存的一切想象。

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权利的基本内涵，同时把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作为权利实现的途径和过程。他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可见，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人的权利的实现途径，也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实践属性的彰显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先进理念，必须体现人的共同意志，体现人的“类”本质，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如此才能防止人在发展中出现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在市场体制、赤裸裸的金钱交换关系支配的整个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以纯粹性利己为核心动机和价值目的的所谓“理性经济人”，是构成其全部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主体的最重要特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所有制形态和制度性质的根本变化、资本逻辑的社会化遏制，广大人民需要的充分满足以及公平正义的普遍化，生产关系的主体的生存特质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既利他（社会公共利益）又利己（个人利益）的经济主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的生存特质实现了质变，成为社会利益本位的公益人。这一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及未来的新制度及其形成，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二）共享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

人们对公平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从古希腊的卡克利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西欧思想家，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及其以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对公平问题做了许多阐述，形成了丰富的有关公平的思想。

在17、18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格劳秀斯认为，基于人类共有的理性，人们所拥有的符合人性要求的自然权利是公正的、公平的；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法支配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遵守自然法就是实现正义、公平、公道；伏尔泰认为，人生而是平等的，一切享有各种天赋能力的人，都是平等的。他认为平等的真谛就在于人类在自然法面前的平等，而不是在财产所有权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孟德斯鸠认为，公平的法律不能牺牲公民的个性，在公平的社会中，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卢梭认为，公平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平等，它不是绝对的、事实上的平等，而是能够缩小贫富差别、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19世纪，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与自然法思想相异的公平思想。边沁认为，公平的要求在于为社会谋福利。奥斯丁认为法律往往与公平、正义相分离。黑格尔则认为公平理性的东西是自在自为的法的东西。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公平范畴不同的内涵，因此，公平范畴本身是“历史的”。公平正义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分配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但马克思认为公平分配原则和方式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抽象的。分配公平与否取决于它是否与一定历史阶段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相适应。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三）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指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梦想，也是实现后的一种状态。因此，共同富裕的内涵中必然包含共同享有。

从共享和共富的相互关系看，在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共享是共富的基础，为共富提供动力，共享的目标是共富；共富在发展阶段上包含着先富、先富带后富以及实现共同富裕。

从共享自身的内涵看，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或少数人，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有平等的资格和机会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共享不等于共有或均享，不能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和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共享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共建基础上的共享，即建设越多、贡献越大，享受发展成果的能力和机会也越大。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共享，但不是共享的唯一内容；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不是只解决基本社会民生问题，还包括满足人民的精神层面需求，包括干净的空气、丰富的闲暇休息和文化生活等，即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全面共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条件下，还不能实现全方位、全领域的共享，而是“渐进共享”和“有条件的共享”，并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建立秩序和规则，为共享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和长期的制度保障。从这几个方面的意义上讲，共享与共富有着相同的含义，因此，共同富裕必然包含共享共富。

二、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一）共享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又赋予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容。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拥有的丰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享”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因此，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征，从质的规定性上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二）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享发展提供了根本条件

在现实中不存在抽象的财富分配，它们总是同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而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属性规定了它们只能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充分的实现条件。马克思讲过，只有在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私有制社会被一个新的“联合体”代替，即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后才能实现。这就界定了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

生产资料占有不公和由此导致的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顽疾，只有消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剥削和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社会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办法，都无法消除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象。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共同财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确立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目标的根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条件。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用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但是要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结构失衡是由它的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限制了对财产和收入分配结构调节的力度及范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经济增长已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平等和社会分裂），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害的和破坏性的特征出现。

（三）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共享共富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并突出地强调了人类物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理解为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一般的主要目的和动机，就是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即追求物质福利和富裕水平的提高。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还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福利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人被动地、强迫性地服从旧的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现象才能消失；在这个基础上，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随之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在这个基础上，被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和资产阶级权力所束缚的个体才能得到解放，多样性、平等性、自由性的个体特征才能出现，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经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为共同富裕理念奠定了制度基石。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符合共建、共享、共富等社会价值的追求。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前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在分配领域，通过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均等的按劳分配方式，尝试共享和共同富裕。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和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领路人。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上，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时代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如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开始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鼓励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等。在分配领域，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提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992年以后，党的领导集体不断继承、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追求分配共享；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追求区域共享。

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兼顾效率与公平，指出共同富裕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党的十七大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思想极大地扩展了共享和共富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明确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深刻体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坚定“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理念，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构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针对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突出问题，如民生领域存在的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等，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提出最根本的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提出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划分为两步或两个阶段，突出提高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任务，立足改善民生，让改革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40年来，共享发展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线，在追求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国家逐步富强，人民逐步富裕，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实惠。

1978年，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56美元。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9480美元，上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12700美元的标准已较接近；到2017年，我国GDP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有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有7.9亿农民，占82%。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7%以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了5%左右。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增加到2016年的76.5岁。40年来，人民消费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满足了温饱，90年代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开始普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住房、汽车开始作为家庭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2010年以来，旅游、休闲、异地养老等新兴消费爆发式增长。

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分配领域，出现了分配不公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我国1980年的基尼系数为0.34，表明当时我国个人之间收入差距较小。此后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数值不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2008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上升走势，由2003年的0.479上升至0.491，而后逐年回落，降低至2015年的0.462,2016年为0.465。虽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出现下降趋势，但是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②财产占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布失衡。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2014中国民生发展报告》,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 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财产权分布和财产权收入的多少与个人及家庭收入差距是密切相关的。③初次分配领域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失衡。资本强权和劳资利益关系失衡是我国转型期初次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据《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53.4%下降到2011年的44.9%。初次分配领域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为：第一，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第二，经济增长中劳动报酬增长缓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构筑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基础，既涉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涉及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涉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等问题。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这些课题的核心是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的共享发展道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发展道路

（一）发展只不过是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和社会的关系出发，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揭示了三大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状态，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形态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社会形态，生产力不发达，盛行人身依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种社会形态打破了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更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空间和多方面的选择自由，较之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社会或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展，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准备条件。”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和所有制不仅是一种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有关的生产关系，它本质上包含着人的发展的基础条件，即能否突破旧的社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对人的束缚，消灭并剥夺任何人利用财产的占有权去奴役他人劳动权，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只不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如果背离了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观，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先期发展的国家存在着这种现象。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曾经批评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对物的关注胜过于对人的关注，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现象，应当对人本身给予充分关注，确立和追求公共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目标。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颇具影响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同样批评了将发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与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进入200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了一套时限为15年的目标和价值指标，强调自由、平等、共济、宽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

中国立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实践，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关键是实现共享发展，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二）以共享发展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长期经济增长的进程必然经历经济成果的分配过程，该过程是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同分布，并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福利。实际上，社会制度结构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是被少数人或社会利益集团独占，经济增长将失去普遍的激励价值。

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以及成功转型，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开出了不少药方，而中国立足于自身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我们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突出矛盾，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总的说来，一方面是深化改革，一方面是发展过程。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处理好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差距扩大的趋势；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实现共享经济发展，对于抑制和缩小差距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的道路选择应该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正义问题，稳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在实践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不存在普遍的正义，正义是历史的产物。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其作用是要形成一个让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感到满意，从而能激励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的制度环境，最终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任何一个制度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定表现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在收入分配和财产权构建上，我们要选择的是这种制度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增进经济效率的内洽性。

（三）“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

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让人民共享，特别是让穷人受益，20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经验概括出“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模式。“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与此相关的是“益贫式增长”，它关注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惠及穷人，穷人的生活水平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因此“涓滴效应”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达成共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能够导致绝对贫困下降的最大化，达到所谓的“益贫式增长”。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国家必须努力实现较高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而非单纯依赖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受助者。

共享发展作为中国道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包含着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意义，同时彰显了中国增长和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实践证明，中国现代化必然要走也正在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道路。在这条道路的特殊性内涵中，共享发展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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