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善治：效法天道与任贤举能

“善治”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词汇。在《天人三策》中，“善治”一词频繁出现，竟有六次之多。然而，董仲舒却没有对它给予明确界定。这需要后人熟读精思《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及《汉书》中的相关内容，才有可能做出比较合理的概括说明。

首先，董仲舒的“善治”概念与他的“更化”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他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天人三策·第一策》）这说明“更化”是“善治”的首要前提，而“善治”则是“更化”的良好结果。其次，董仲舒强调“新王必改制”，所谓“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春秋繁露·楚庄王》）。这表明董仲舒的“善治”建立于“改制”基础之上。第三，董仲舒说：“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之者，天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天以成功也。”（《春秋繁露·奉本》）又说：“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天人三策·第二策》）这是以托古言志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善治”境界。^[16]第四，董仲舒说：“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上》）这是从经济政策角度说明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

综上所述，所谓“善治”，就是以“更化”为指导，以“改制”为基础，要求国君效法天道，任用贤能，注重教化，推行调均，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俗淳美。关于“注重教化，推行调均”的基本内容，前文已经有所阐述，以下主要论述“效法天道，任用贤能”的思想观点。

（一）效法天道

董仲舒认为，实现“善治”的根本原则或途径，就是效法天道、遵循天道。他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春秋繁露·阴阳义》）可见，遵循天道，就可以实现“大治”（即“善治”）；反之，违背天道，就会导致“大乱”。那么，作为君主应该如何效法天道？董仲舒指出：“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春秋繁露·天地阴阳》）由于阴阳、五行、四时就是天道的主要内容，所以，所谓“效法天道”也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施政措施，效法四时；第二、任用贤能，效法五行；第三、德主刑辅，效法阴阳。关于“德主刑辅”，前文业已说明，以下主要论述君主怎样效法四时和如何任用贤能。

董仲舒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又说：“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君主）虽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春秋繁露·威德所生》）还说：“天出此四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这三段话用“四政”（庆赏罚刑）比附“四时”（春夏秋冬），旨在阐明君主不可喜怒无常、任性施政，而应该平心和气，举措得当，使得“庆赏罚刑”宛如“春夏秋冬”那样有规律、有秩序。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称之为“义则世治”（即“善治”）。这反映了“人理之副天道”。有的学者批评董仲舒这种比附过于机械、简单。这种批评并不恰当。我们要深入理解、体会董仲舒这种比附的精神实质，而不必拘泥于他的表达形式。

值得注意，董仲舒所谓“天道”，有时又称之为“天数”与“天理”。他特别指出，“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春秋繁露·度制》）在董仲舒看来，上天派生万物，原本各得其所，也即各有度数，此即所谓“天数”。这种“天数”便是圣人制定经济制度的客观依据。如果有谁（主要表现为“大者”）不安本分、与民争利，就是僭越“天数”，就是违背“天理”。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强调指出：“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天人三策·第三策》）董仲舒希望，身居大夫以上的统治者要有严格的自律精神，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而不要把自己降为庶民，孜孜求利。^[17]

（二）任用贤能

董仲舒认为，君主治国理政，应该尊贤举能。他批评指出，“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他以殷纣王为例，批判说：“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天人三策·第二策》）董仲舒又批评指出，当今的郡守、县令也很不称职，他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天人三策·第二策》）董仲舒进而分析，这些官吏之所以不称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用人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即：“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天人三策·第二策》）

为了选用贤能同时淘汰冗官，董仲舒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人制度，他说：“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天人三策·第二策》）又说：“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执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春秋繁露·爵国》）这两段话的精神要旨在于“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种用人观念有利于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尊崇和重用贤能的良好风尚。所以应该肯定，董仲舒所谓“贡贤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颇为先进的用人制度。对于已经在职的官员，董仲舒提出了严厉的考核与赏罚标准，他说：“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春秋繁露·考功名》）这种考核标准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高度肯定。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董仲舒还注意到不同官职之间的制衡问题。他说：“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又说：“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这是用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说明不同官职之间的制衡问题。顺应这种制衡之道，国家就可以善治；违背这种制衡之道，国家就会产生动乱。实践证明，官职制衡反映了事物之间的一种自然的内在秩序，乃是一种真知灼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