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甘青彩陶纹饰中卍形等符号的演变[1]
吴均[2]
甘青彩陶是我国广大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重要一环，是构成我国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代表着古代江河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它反映着新石器时代我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向延伸的中原文化的共同风貌，更全面地反映着江河源地区远古文化的特点。甘青彩陶纹饰繁缛，构图精美，技艺高超。它包括马家窑文化石岭下、半山、马厂等类型，以及金石并用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等。国家科研单位和专家们依据各类文化遗存出土的各种遗物进行的测定表明：它的时间跨度，起于公元前3800年前后，止于殷末西周时代；其分布，基本上遍于陕甘青宁及川西北等地区，而以甘肃、青海为主要分布区。它南越唐古拉山脉，与康藏的卡若文化相接，形成我国西部远古文化的两枝奇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工作者辛勤耕耘，艰苦发掘，在西北广大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掘了大量的各类文化遗物，为全面研究我国远古文化提供了真实资料。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的同志们从大量的甘青彩陶中撮其精华，分别编成《青海彩陶》《青海柳湾》《青海彩陶纹饰》《民和阳山》以及《青海古代文化》等图册，为读者提供了形象逼真、更方便、更利于观摩研究的资料。笔者在观摩实物和对图册研读中获得了不少启发，从而形成了一些对甘青彩陶纹饰与江河源文化之演变发展相互关系的初步看法。不揣冒昧，就正于方家！
一 甘青彩陶纹饰源于原始本的巫术
甘青彩陶从马家窑文化起，已成熟地使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经青海文物考古队初步统计，绘有各种符号花纹的标本共有679件，可分为130多个不同符号。①这些符号有的简单，有的繁缛，认为它充分显示着原始社会人们的绘画工艺技巧和艺术欣赏水平；认为它含有代表着一定客观事物的意义，反映着人们的一定社会意识。
这些纹饰可以分为几何形与动物形两大类。动物形符号花纹只有颇似牛、羊、犬、马、鸟等少数几种，其余概为几何形。我们看到，这些符号花纹形状虽有130多种，但可以归纳为十余种基本类型，如“○”“—”“｜”“十”“×”“
”“卍”“
”……
它既然反映人们的一定社会意识，那么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对此众说纷纭：有与汉文原始文字有关说，有与某些少数民族文字有关说，也有陶工作坊家族的标志说和氏族的标志徽号说等。以上诸说，都言之成理，可以成立，但似有不周延之嫌。例如：从“—”“｜”“十”“×”，直到“卍”来看，似有一条发展演变的轨迹。那么这又反映出了什么呢？众所周知，卍形符号是遍布于世界各地的象征神秘性符号，古代如是，现代宗教也具如是观！对此，国内外学者有较详细的论列，曾举出许多具体的远古遗物。例如：印度河谷出土属于史前二千年的印章上即有右旋（顺时针方向）卐形符号和左旋（逆时针方向）的卍形符号，同时，雅利安人入居印度以前，当时印度通用的银币上采用卍形符号作标记；②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在史前Hassunah时代，也有以右旋卐形符号作为图案的实物，而且其图案中之卐形符号已变异作
状，③颇似甘青彩陶上蛙纹与卐形符号融合类型之一种；中亚Susa所出彩瓶及高加索之墓中、希腊之花瓶等之上也有卍形符号。④这些遗物的时间，大都相当！至于“十”形符号，它在国内外也同样象征神秘性，如印度古银币、印度河谷遗物、兴都古币等之上，都有十字形标志。⑤在古埃及，十字形符号最早来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含义为生命，因此，它成为生命的象征（见《西方艺术事典》476页“T形十字架”条）；《旧约·出埃及记》中即有崇拜十字架的记载，很难说和古埃及文化影响无关；基督教各教派的十字架式样众多，甚至卐、
等符号也被视作十字。而其后的古罗马人，则以十字形木架作刑具。在我国鄂尔多斯出土的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十字架之中心居然嵌有右旋的卐形符号，⑥这和甘青彩陶纹饰中把卍形符号嵌入其他符号中心似有同一用意。虽然景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距甘青彩陶文化的时代甚远，但不能不注意这种世界性的镶嵌卍形和十字形符号的传统，仍然被沿袭，甚至作为圣物，具有神圣庄严的地位。基于上述的这些资料，甘青彩陶上的原始符号卍等作为陶工作坊家族标志和氏族徽号之说，似可排除。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史前时代的人们在陶器等之上画的符号和绘画，可能是表达思维和帮助记忆的最原始的图形；这些原始的创造，为文字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简单的图形和符号，逐步发展为表意文字、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等。以此类推，甘青彩陶上的纹饰和符号，很难排除它不具有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字的原始影子，但此后由于各种因素，各自走向不同发展的道路。文化史告诉我们，文学艺术的起源，虽具多元，但巫术则起着主要作用。鉴于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原始符号卍形、十字形等都象征神秘性，是原始巫术的一种符号，则甘青彩陶上繁多的十字形、卍形和蛙形纹等岂能超出于世界各地，不具有同样的神秘性，而且这些符号在其发展中与原始巫教——原始本巫术——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很难说它们的出现仅仅是出于美的欣赏！基于此，我们认为甘青彩陶上的纹饰符号起源于原始巫教，即原始本的巫术符号，而且是为了巫术的目的而绘上去，以代表巫教的某种含义。原始本的命名，是本教把当地土著文化纳入本教文化体系中合二为一，表明它的传承关系其源久长的一种融合手法。
二 甘青彩陶纹饰的类型
巫术是一种宗教现象，巫术的本质是相信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们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巫术业已出现，最具体的是墓葬已经存在，为死者随葬工具、装饰品，在尸体周围撒赤铁粉等。世界各地共同存在的这些仪式，都包含着巫术的行为，是人类有了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灵魂信仰观念之后的产物。这就是说，原始人墓葬行为，反映着灵魂存在观念和亡灵崇拜的宗教仪轨。巫术和巫教——原始本教是同步产生的。史前时代的巫术只能是自发的，而史前时代巫教也只能是氏族宗教的初级阶段。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⑦“神的形象”不仅有异己的自然力量，而且也包括异己的社会力量。所以，宗教的神既有自然的属性，还有社会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然而这些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并不直接以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这些“人间力量”所固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表现为“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因而具有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圣性、神秘性。甘青彩陶纹饰上符号的发展演变，正是反映着这些信念，表达着这些信念的内在含义和外部形式。
1.“—”“十”形符号
陶器上绘制的纹饰符号，最简单、最原始的是“—”“十”等符号，由它演化出繁杂的种种纹饰。我们从《青海柳湾》等书所收的各种陶纹和博物馆中陈列的各种陶器上，随便可以列出如图所举的种种符号，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演化的轨迹（见图1）。
图1 “-”“+”形符号之演化
当然，甘青陶器上显示的此类符号和纹饰，远远不止这些。它是陶纹的最基本符号，其他符号则是它所派生的。这些符号是原始巫师执行巫术活动时的法物，这些符号和纹饰无疑是宗教祭祀、祈禳活动的产品了（现代巫师巫婆们还在使用）。不能否认，它的推广使用和此后兴起的我国某些民族文字创制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陶器纹饰之原始起步也与它类似。它之所以形成世界远古文化中共同使用的符号，很难排除由于它的笔画原始简单而易作。我国古代哲学典籍中不就有“道生一”⑧之说！我们举此例不在说明“道生一”和巫术的符号“—”有关，而只是指出“—”在远古文化中之各种内涵。
由于各个地区社会发展情况和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于十字形符号的内涵，各有不同的解释，但普遍相同的一点是象征神秘性和具有崇高的神圣地位。我们不妨列举土著文化——本教文化的世界形成观念中，对十字形赋予的至高功能的例子，举一反三，说明这个问题。本教认为经过原始无数千劫，太空中气流从各个方向兴起，鼓荡翻腾，后集结到一处，形成质坚而轻，呈十字状的嘉占木（
交叉十字形），接着其上又经风、云、雨等运动，形成了一座金轮，其上又经风雨等运动，尘粉扬腾，终于形成了须弥山、四大洲等山河大地。⑨在本教观念中，气流运动结成交叉形十字，其上承接金轮，其下承接世界山河大地，有了生灵万物，所以交叉状十字符号和轮形符号神秘莫测，庄严无比，它代表原始。
2.卍形符号
如前所述，卍形符号是世界各地远古文化中常见的图像，是世界共同的象征神秘性的原始符号，发展到人为宗教出现后，在南亚次大陆、在中国、在中亚等地则成为本教、佛教和梵天派以及景教等专用的视为最神圣、最神秘庄严的图像，以表示超凡瑞相、永恒常在、坚固不变之义。从甘青彩陶纹饰上，可以明显看出它是十字纹符号演变而来的（见图2），凡陶球、陶纺轮、陶盆、陶罐、陶壶等之上都绘有它。《青海柳湾》（上）27页图二五之第10图（标本604：5）、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陶球上的
形符号和31页图二六之6图（标本661：3）、半山类型陶纺轮上的
形符号，似可认为由十字形纹演化为卍形符号之早期型；而《青海彩陶》图156之（3）等所见之双线缺角
形符号，则是它的后期之变形。卍形符号有向左旋转和向右旋转两种，分别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在一件陶器之上；有的绘于陶器内部，有的绘于陶器外表；有的陶器上左右旋纹成列成簇绘制；有的则绘于其他纹饰环绕的中心；还有的于卍形纹符号之外围套一多种花纹构成的圆圈（十字形符号亦有这种类型）。令人难以解释者，中亚、南亚次大陆、欧洲以及两河流域等地遗物上也有类似的左右旋排列和居中独尊的格式，限于资料，我们还无法破解其用意，但此后兴起的本教和佛教中，卍形符号之左右旋，壁垒森严，不容混淆，容在下面评述。
图2 卍卐形符号之演化
说明：第一行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其他五行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有趣的是，如本文后附参考文献中附图四两河流域遗物图案中卐形符号变异，带有蛙肢纹，在《青海柳湾》（上）164页图谱（5）之273图，《青海柳湾》（下）图版一○六之7图（即本文图2第6行之第1、2图）及《青海彩陶纹饰》102页之第2图等中同样也见到此种变异，明显看出这是卍形符号向蛙纹符号融合之早期变异形图案。这种万里之外的两河流域遗物和同时代江河源甘青彩陶纹饰两者共同向蛙肢纹之变异，是值得令人探索的问题！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卍符号既然具有象征神秘之共性，那么这种向蛙肢纹变异是否也具有相类似的共性！
将某些具有感性形态的象征系统作为想象中的神灵，是原始宗教——巫教崇拜各种具体的自然物和超自然力量（万物有灵）的共性。我们认为，中外远古文化中卍形符号虽极相似，其杂糅融合变异的图形亦虽相近似，但这些都是各个地区在它独自发展道路上的近似发现和使用，犹如旧石器时代在墓葬中都有随葬工具和撒赤铁粉等一样，似不能认为它们统统来自一个文化中心！而且甘青彩陶上蛙纹似不完全由卍形符号之变异演化，尚有树枝纹之影响（见图6）。否认人类文化起源的多元化，无视这些年来世界各地地下文物之不断发掘，无视时空跨度，一味强调世界文明统统源于欧洲某个中心，由该地辐射传播于各地的论断，似太偏颇，难以令人信服。法国的勒尼·格鲁塞在其《草原帝国》中，认为我国宁夏水洞沟等地文化是欧洲奥瑞纳期文化沿西伯利亚大道传入的，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文化等是存在于西伯利亚的马德林（马格德林）期文化；还说什么齐家文化是由乌克兰经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特别是螺形线纹彩陶由基辅附近各地传入中国，在河南省仰韶村、甘肃省半山发扬光大了，等等。⑩这些说法，不过是30年代国外一些学者戴着有色眼镜，无视中国考古学者、人类学者等全面之研究，不顾科学论证之狂言！从欧亚各地旧石器中期智人墓地随葬物赤珠、赤铁粉等到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中之一些纹饰等相似的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形态有普遍的共同性，考古发掘的遗物是最公正的证明。例如，北美印第安地下发掘的文物中，也有近似于卐形的符号（见本文后附参考文献中附图一之第11、13、14各图），这又是由谁传播到印第安人地区的？若固执地认为世界远古文化源于一个中心，这种说法正好证明本教史上传说之有根据，本教认为本教文化以达瑟为中心，向各方传播，而代表本教的神圣标志卍形符号乃出现于各地的远古文化遗物之上！
3.回形文符号
根据图3所列我们可以看到，甘青彩陶上的回形纹符号来自两条途径：（1）卍形符号之变异，（2）
雷纹符号(11)之衍化。如图3所列，回形纹来自卍形符号之变异，非常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
形雷纹。从图形来看，它是回形纹之原始形状。那么，它是否和卐形符号有渊源关系？我们依据的本教经籍不多，无从了解它和本教文化之关系，但在佛教经籍中，则以右旋的卐形为吉祥，佛眉间白毫示右旋，“又示右旋之相而记为
”。(12)据此，则雷纹之形成，与右旋的卐形符号有关，是示右旋之相的记号。然而，我们应该明确时间跨度。甘青彩陶上出现
形雷纹，是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似早于佛教之形成，因此，似不能以晚于它的佛经中的解说作为唯一的依据。但从卍和卐形符号的变异中，我们不难看出雷纹、右旋的卐形和左旋的卍形之演化有联系。佛经之说，似为确定右旋卐形符号为象征佛教瑞相符号之后的诠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中出现的雷纹，则极可能是早于它而形成的共体。
图3 回形纹符号之演化
回形纹的发展，影响我国各民族装饰艺术颇深，如在古今建筑装饰上，回形式样及图形是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甘青彩陶上卍形符号演化为回形纹，更具体说明中原文化和江河源文化之相互交流融合。后此的江河源艺术中，回形纹大量用于花边和墙裙等之上，向装饰艺术发展，如用在印章等边缘上，以表示其尊严。
4.轮形符号
图4所列的轮形符号见于半山类型之陶纺轮等之上，很明显，由原始的陶纺轮上的装饰发展而来。在此后的发展中，在原始巫教——原始本的巫术中，其地位和卍形符号相等，具有神圣的地位，因为本教认为山河大地是由金轮承托而形成的。
图4 轮形符号之演化
图5 绹形纹及花瓣纹
5.绹形纹和花瓣纹
这两类符号相类似。绹形符号有两节及多节连串之分（如图5），其以两节形式出现者颇与本教及佛教的圣物金刚杵相似；花瓣纹符号则似绹纹与十字形符号之融合。十字架形被本教认为是形成世界大地之基础，金刚杵交叉之十字架形（
）则为佛教和本教之圣物。我们在此仅仅说明这两种符号与金刚杵形象及交叉之十字架形象相同，并不认为这两者源于一个中心。
6.蛙形纹符号
蛙纹符号在甘青彩陶纹饰中多式多样（如图6），是很流行的一种符号。有整蛙形纹、蛙肢形纹、各种变体的拟蛙纹以及同人面像杂糅融合在一起的蛙纹等。蛙在本教巫术中被认为有表达独特使用的功能，执行着抗御强暴的效能和进行凶猛的行为，在巫术诅咒中颇令人畏惧。(13)甘青彩陶纹饰中各种形象的蛙纹，极有可能是被赋予抗御自然力和自然物的侵袭、危害功能的神秘物，对之有敬畏感、依赖感，因此所画的形象和线条也和其他类型符号的图像不同，有森严感！后此的江河源文化中，蛙形符号逐渐不见了，而直接以活生生的青蛙作为诅咒巫术的执行者，及至21世纪初还在流行，有些持密咒者为了复仇雪恨，把用密咒“修炼”成的炒面团子作为法物，投喂青蛙，激使它完成诅咒任务。他们认为这是绝对难以回转的最威猛的诅咒法。这说明，对青蛙敬畏依赖的传统神秘观，绵延不绝，流传至今。
图6 蛙形纹饰之演化
说明：其中有些为树枝形符号，有些为卐、卍形符号之变异。
7.人面形图像
甘青彩陶中人面形图像出现于马厂类型之中期（如图7），有好几种类型：人面鱼纹形像、人面蛙纹形像、纹面人面形像(14)，还有方形人面像和圆形人面像及带蛙纹的裸体人像。(15)(16)这些人面像和裸体人像代表着什么？我们认为陶器纹饰符号是人类智力和文化发达过程中的产物，它既表达着对自然力和自然物神秘地崇敬、依赖、畏怖、祈求、祝祷等崇拜活动（这些都和巫术有关），同时也不能排除它具有审美的观念。人面形像和裸体人像，表达着当时人们的崇拜活动，是自然崇拜的反映，是超自然界而具有人格化幻想的追求和社会存在的反映。裸体人像之带有蛙纹，正好说明江河源本教文化融合原始本巫文化形成神人一体观念而派生出的一种图腾。
图7 裸体人像彩陶壶及人面彩陶壶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古老的集体性社会现象，是一切文化、道德和社会组织的起源，反映的是当时的生产、生活现象，是随着氏族制出现而产生的最早的宗教形式。宗教在本质上既是一种对异己力量的幻想的、颠倒的反映，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原始时代，宗教是无所不包的上层建筑。江河源本教文化融合原始本而形成的神人一体观念，表达着人与图腾—自然物—神秘的神体具有自身相互转化的超自然力，以此作为生命延续的幻想的、颠倒的反映。可以认为彩陶上人面形像、裸体人像，乃在体现万物有灵观念，表达人与图腾、自然物成为一体，图腾—祖先—灵魂转化的信念。人们或许有这样的疑问，把人面像和裸体人像看作图腾，是否能够成立？它只在甘青彩陶上昙花一现，后此的发展，似无迹可寻；而其形象形式，与国内外一般的图腾现象似又不同。这是过多的顾虑，忽略了江河源彩陶文化被本教文化全面取而代之、合二为一的事实。彩陶文化中的图腾神人一体和对自然力、自然物的崇拜，无不包括在本教文化的巫术活动之中，如本教巫师在作威猛镇压法时，其所做的手印就有人形的形状，甚至巫婆们作魇胜物的东西，也有人的形状。现象虽各异，而其本质则一。同类事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在现象上呈各式各样的情况，是人们习见不鲜的事。我们虽然不详悉本教文化之阴阳合体、神人一体的概念和江河源原始本文化中神人一体融合的过程，但观其发展，则已合流。
附带举一个例子，笔者于40年代初，在玉树地区曾亲见一些部落（如格吉各部等）上层人物所藏的家族印章，有狮、螺、野牛、蝎……图案；这些家族虽分开多年，但其家族印章上的主体图案只在刻阴文或阳文、把回形纹等花边亦刻作阴阳文或繁或简以示区别外，原来的总的设计形象，绝无不同之处。问他们这些图案的含义，回答是：“他即是我，我即是他，物我一体，永不分离。”其他以卐形、海螺形、吉祥结形……作为家族和个人象征者，则不胜枚举。这无疑是原始自然图腾崇拜传统，仍在社会各阶层作某种积淀的一些痕迹。
8.图案中心镶嵌十字形和卐形符号
图8 十字形卍形符号位于图像的中心
这种图案整洁华美，所处位置，必居于整个图像的中心，表现得庄严肃穆。图8所列，仅作为一例，实际则远不止于此。我们看到陶纹符号从“—”“｜”至十字形、卐形等这一系列演化，虽表达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不断从单纯向复杂进化的过程和对宇宙认识之逐步深化，但是更令人注意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把十字形、卐形符号镶嵌在图案中心的这种创造，说明对神秘物之崇敬已有主从之分；从众多符号中选出高一层的形象作为中心，以表示永恒和主尊地位，这种现象应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群体中已出现阶级分化相对应。后此的本教和佛教对卍形和卐形符号的使用和后来景教在十字架中心镶嵌卐形符号，则是这种观念之继续和发展。这一观念，我们看到藏文对于Lha（
）这个词的诠释中表现得最直接了当。Lha这个词，其意为“神”，或按宗教术语译作“天”。然而宗教信众则把“神”分为三个等级：佛—天神（包括世间各种神祇）—统治阶级的头头。人们把统治阶级的人物当作“神”的称谓充塞于口语和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作为理所当然的敬语。这种传统，在江河源文化彩陶纹饰中已经有所反映。
以上从甘青彩陶纹饰中拣出的八类形态，充分表明这些纹饰符号起源于原始巫——原始本的巫术，是原始本相信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使用的与之相适应的巫术活动。随着本教的进入，原始本被融合于本教文化之中，本教文化主宰了彩陶文化时期江河源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彩陶文化是江河源地区本教文化的反映。
三 甘青彩陶上的卍形符号与本教的雍仲——卍
现有的甘青彩陶纹饰资料似乎给人们以这样的提示：它经历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类型，以及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等不同时期；(17)纹饰从简单的符号发展至繁缛多彩、富丽堂皇，进一步发展，到了马厂类型晚期则出现粗疏潦草，至齐家文化时期，制陶业虽进步了，而纹饰则趋于单纯疏朗，多素面少纹，有些纹饰如卍形符号等反而不见了。这是为何呢？(18)
彩陶纹饰结构出现变化的这种现象，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们认为“和齐家文化的影响分不开”。(19)因为齐家文化的社会发展已从金石并用进入青铜器时代了；(20)“齐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正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私有制已经存在；(21)“或许当时人们越来越注意生活的实用价值”等。(22)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基于对出土文物对勘比较而做出的论断，有其一定的科学性，然而，卍形符号这种纹饰为什么在齐家文化以次各个时期出土的彩陶上竟那样稀少以至于不见了呢？私有制的出现和“注意生活的实用价值”恐不是卍形符号等退出陶器纹饰世界的主要原因。很显然，其他纹饰仍旧存在，不过趋于疏朗而已。
我们的看法是：不能忽视齐家文化以次江河源社会发展中文化领域里西来文化的因素——这就是雍仲本教自羊同（象雄）东向发展，本教文化已和土著原始本文化成功地合二为一的新情况。文化是人类为了争取生存、适应环境所做的一切努力的总成果，是人类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成果的总集成。当活动环境有所变化，新的参与者进入生活之中，并进而为其左右时，不容否认不发生变异！基于此，当雍仲本教以其较高的文化向东发展时，当江河源地区自然宗教巫——原始本的活动中渗入人为宗教——本教的内容时，原始本巫师使用的一切手段和巫术图形符号，会被早于它的、把远古人类共同使用的图形符号（如十字形、卐形、回形、蛙纹等）改造利用作为神圣标志和象征神秘符号的本教文化湮没，不可避免地与之相融合、相适应，而发生变化。齐家文化以次各个时期的制陶工艺水平虽有提高，而原来的卍形等纹饰相对衰落，退出陶纹领域的原因，似在于此。因为这些符号被雍仲本教尊为神圣，融入它的教义之中，似无须再在生活实用的彩陶上渲染了！
为了弄清楚西来的雍仲本教文化对江河源原始本巫文化有哪些影响，让我们先对上面一再提到的原始本、雍仲本教的大体轮廓，作一鸟瞰。
原始本（
）是雍仲本教对整个藏区远古文化的统称，是指原始崇拜的活动和行为。它是青藏高原各个地区土著文化的统称，就是到了现在，这种原始崇拜，还在藏区某些角落里流行。雍仲本教进入藏区，吸收、改造这些原始崇拜的种种形式，作为它自己的东西，为了区别于过去，就给加以“原始本”这个名称。承认它们是原始的本教，以标榜同一源流。实际上，所谓原始本，就是我们认同的原始巫教和巫术，甘青彩陶文化反映的正是这种原始本的原始崇拜。
“本”（
）在藏文中的诠释，和佛教所说的“法”同一意义，由于藏区各地的方言不同，康藏地区对于“本”的读法，大体近似，所以汉译时就作“本”或写作“苯”，但在安多地区，则读作“温”或读作“万”。“本”这个称谓的起源，据本教徒的解释，最初的含义为反复念诵，由于原始本的巫师在做法事时，反复念诵一些经咒，故名，因而“本”又成为做各种法事的代词云。德人H.霍夫曼则认为：“关于‘本’这个字的起源，已经失传了，一下子很不容易捉摸，但很可能是出于巫术符咒中对鬼神的祈禳。”(23)这些解释基本和本教发展实况相一致。很明显，“本”这个名称，不是土产品，而是西来的雍仲本教加给的，所以执行法事的巫师就被称为本波师。由于原始本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都被雍仲本教吸收利用、加工融合，人们对原始本与雍仲本不再加以区别，而视为一体。汉译之所以统视为本教者，就是基于后期原始本已融于雍仲本之实际而作出的抉择。但在本教史上，有时对此仍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藏文在“原始本”的原始和本之间，加一个表示领属关系的“的”字，作
，而雍仲本则写作
，示同中有异，表明雍仲本是来自达瑟地区俄摩隆仁谷九级雍仲山之本，它有系统的教义，有完整的神祇系统，而原始本则是遍于各个地区的原始之巫。
正统的本教，自称为雍仲本。本教在藏区，被称为启迪文明的黎明使者，(24)是藏区两大文化系统之一，其影响还及于纳西族地区等。本教在藏区传播的时空跨度，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本教史认为他们的导师辛饶米波在达瑟（汉译作波斯）俄摩隆仁地区讲经说法，创立了雍仲本教，他驻世的时间在遥远的传说时代。藏传佛教则认为他生于象雄的俄摩隆仁谷，曾游历藏中各个胜地，收服世间神道山灵（即原始本），传出雍仲法门，其驻世时间在佛教释迎能仁佛之前或后。(25)这里应该加以说明者，本教史把古波斯地区称作达瑟（
），乃指今西藏阿里以西地域广大的一个文明古国，但不能执着地和史前古波斯相对应。所谓古达瑟的俄摩隆仁，只是宗教神话中具“胜妙功德”的地方，(26)而舆地中具体位置，则指位于象雄。象雄即羊同，包括今西藏阿里和藏北一部分地区及巴基斯坦所属的大片地区。本教史说：雍仲本教在导师辛饶米波逝世后，在冬索穆却执掌教门时，教授了六位贤哲，由他们从古达瑟把本教先传至南方天竺，次传于象雄及东方汉域，其后传播于北方的卫藏地区云。(27)
为什么称为雍仲本教呢？我们依据的本教典籍不多，无从溯其来源，但从本教史所述，本教创立时使用的文字称为雍仲神文（
），所处的地方为九级雍仲山（
），教名雍仲本，教祖辛饶米波手持嵌有卍纹的禅杖，本教典籍由古雍仲神文译为象雄文的地方是古波斯和象雄交界的雍仲沙丘（
）。(28)从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本教自称的雍仲神文、九级雍仲山、雍仲沙丘等很明显乃依托某种象征神秘性和权威性的图像，而这种具有权威性、象征神秘性的图像，就是上面所述早已流行于欧亚各地远古文化中的具有神秘性之卍形符号。我们可以这样说，本文后附参考文献中所附卍形符号流行的时间，与传说中本教创立、传播的时机相当。作为宗教，无不有其神秘性的一个方面，无不具有代表象征其神秘性、神圣物的图像、文字或符号，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能免此，本教曷能例外！本教起源于古波斯地区，它的所谓雍仲神文、九级雍仲山、雍仲无上乘法门等之“雍仲”，岂能排除与当地当时流行的被认为具有神秘性之卍形图像之联系！我们这样认为：不是雍仲本教进入象雄后才开始和该地的原始本融合，而可以肯定地说在其创立之时，就以当时各地流行的卍形图像为其象征神秘的神圣物，以原始本的巫术为其教门的基因。这可以从本教因乘四门所罗列的内容中得到答案，也可以从藏史所说的关于聂赤赞普和止贡赞普的事迹中得到答案。(29)
我们已知早在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前，卐形符号已在天竺流行。“卐形符号为梵天家之吉相，凡画尊像，必画此卐形”，(30)佛经以此作三十二大人相之一，其第二十八相“胸表万字”即指此，视为功德圆满、吉祥云海之义。(31)藏文称此卍形为雍仲，可能译自梵文，象雄文中则称为仲牧（
）。(32)
藏文和象雄文对卐卍的名称虽不一样，但其诠释皆为吉祥、永恒、坚固不可摧之义。我们还不清楚象雄文中的仲牧这个词为何没有像其他象雄文本教词汇那样保留于藏文之中，反而使用译自梵文之藏文词？这桩公案之解决，只能俟之日后资料具备之时。但在象雄地区古岩画中就有卍形图像，(33)雄辩地证明早在史前，本教文化就遍于该地和本教与卍形图像之密不可分（图9）。
图9 本教象征神圣神秘的卍形图像
在此还得探索一下，为什么佛教使用右旋的卐形图像，本教则使用左旋的卍形呢？如佛经所说，“佛眉间白毫右旋婉转”，所以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经中指出僧徒礼佛，必“右绕三匝”，卐形之右旋，同此意义；此外还有为表示右旋之相而记为
的符号。本教尚左旋，当与其象征的形象九级雍仲山之形状有关，而它之所以称为雍仲本教者，亦源于此。演化至今，左右旋的卍卐图像，是本佛两教外表上最大的区别，凡绕佛、转经轮等莫不如此。吾人如到某一寺院参观，若弄不清它属于那个教，胡乱左右旋转经轮，无一不受到白眼，弄成隔阂！又内地佛教，有些地方，为何又有使用左旋卍形的情况呢？总的来说，无论汉文和藏文佛经，都译自梵文，卐形都作右旋，并无不同之处，汉文中起初只图其右旋之形，不译其音。唐长寿二年（693），武后始定为万字之音，内地一些地方出现的错转，是否由于武后的“圣上意志”，则不得而知。
雍仲本教传入象雄的时间，据说距今4600余年，(34)传入西藏雅隆地区的时间在雅隆王室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之前1100年前后，即距今3300年前后（聂赤赞普的时间，一般估计在公元前360—前150年）。(35)这就是本教传入西藏地区的时空跨度。很明显，这不过是后人根据传说而做出的估计。从本教史的记载，我们看到：（一）本教由古达瑟（古波斯）传入天竺、汉域、象雄、卫藏、苏毗、弥药（木雅）等地；它传入江河源地区——苏毗和弥药等处，不是经卫藏中南部地区，而是经卫藏北部的象雄，即羊同大道的。（二）本教起初在卫藏地区的活动手法是“上祀天神，下禳鬼神，为亡者超度，为生者指示解脱，圆满心愿”。(36)显然，使用着原始本——巫的那一套巫术。但发展了一个阶段，完成了对原始本的吸收融合，以自己的教义和巫术为手段，控制了整个卫藏群众之后，就形成“雍仲的本教形成在先，当社会上没有君王前，已有本教，没有国法之前，已有本教教规，因此，这个地区就被称为本域”，“西藏原来称为本域，后被人们讹为蕃域”(37)的说教。在史前时期，本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许多神。”(38)本教进入藏区后，把原始本的“神祇”统统纳入自己的麾下，形成自己的神祇系统，所以到了聂赤赞普之前，本教已具体执行着以下十二个方面的社会功能：1.上祀天神，作为怙主；2.摄招福运，使牲畜繁殖；3.抛掷替身刍灵，使鬼满意；4.超荐亡者，获得平安；5.分解不洁污秽，酬补护法；6.消灭魔障，使无障碍；7.医治疾病，使生命无灾无难；8.推算历数，掌握事前后征兆；9.回向土地主、替身，折服精怪；10.骑乘面鹿，飞行赞神区域；11.占卜算卦，预知吉凶；12.回转迷幻，自由出入于神鬼之境，平息神鬼之祟。本教在雅隆等地以这一系列的巫术迷惑群众，从而掌握群众，不仅从事剥削，还进而拥立统治者——赞普，指挥部落酋长，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阶级，构成“君王为聂赤赞普，本教师为昂瓦多京”(39)，“国土乃本教的国土，属民乃本教的属民”(40)的格局，进而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由本（本教师）、仲（讲说传说的巫师）、德乌（讲预言的巫）三者护理（执掌）政权的传统。(41)藏史认为是他们开启了藏族群众的心窍，增长了人们的认识云。(42)
事实正是这样，我们从“两唐书”之《吐蕃传》一开始即全面叙述的吐蕃风俗中，不难看出这正是本教文化渗入吐蕃人心灵深处的如实反映。
参考文献
①(11)(15)(18)(21)(22)《青海柳湾》上册，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③④⑤饶宗颐：《说卍》及所附之图一、二、三、四，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巴蜀书社1990年版。
附图一
1.左旋卍形符号 2.右旋卐形符号 3、4.见于印度 5.见于库本（高加索）之墓 6.见于高加索马之烙印度希腊之花 7.见于高加索之小盖铜壶 8.见于新旧大陆 9.见于小亚西及希腊之花瓶 10.见于中国 11.见于北美之壳盘 12.见于兴都之古币 13、14.见于北美印第安 15.见于希腊之花瓶
附图二
1.见印度古银币 2.印度河谷遗物之卐形符号
附图三
印度可谷印章所见卍形符号及十字形符号
附图四
美索不达米亚史前Hassunah时代卐带蛙肢状遗物
⑥(10)[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⑧见《老子》“道生一”章。
⑨(26)(37)夏察·扎西坚赞：《本教史·嘉言库》（藏文，下同），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2)(30)(31)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3)《米拉热巴传》，刘立千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4)《青海彩陶》17图及《青海彩陶纹饰》。
(16)《青海柳湾》上册、《青海彩陶》。
(17)(20)《青海古代文化》。
(19)《青海彩陶》。
(23)[德]H.霍夫曼：《西藏的宗教》，李有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5年编印。
(24)(25)土观·曲吉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景教十字架
汪古部时代（公元12—13世纪），鄂尔多斯附近出土。
(27)(28)(39)(40)(48)《本教史·嘉言库》和白崔《本教源流》（藏文，下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9)见《贤者喜筵》和《西藏王统记》等书中关于雅隆王室兴起部分（均藏文版）
(32)才让太：《试论本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3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34)(35)《本教源流》。
(36)《本教史·嘉言库》及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
(41)《德乌宗教源流》（藏文），恰白·次旦平措整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据恰白先生考订，约成书于12世纪中叶，为最早写成的藏族史之一，资料丰富。此后问世的《贤者喜筵》《西藏王统记》等众多藏族史依据的资料，多取于此书。
(42)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筵》藏文版（上）。
[1] 论文原载于《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
[2] 吴均，青海循化人，原青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