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服务’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底唯一方法了”
1917年，郑振铎自温州赴北京求学之前所受教育情况史料不多，不过他早年用心研读传统文史典籍，应该是确定的[6]。据其回忆：“一九一五年予在温州十中肄业，此书（《古今文综》——引者注）方出。一陈姓同学购得之。予健羡无已，乃假得之，穷一暑天之力，尽录其中论文之作，集为二册，题曰《论文集要》，殆是我从事纂集工作之始。”[7]而对同年创刊的《青年杂志》，他评价不高：“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8]郑振铎于年底到达北京，报考铁路管理学校并通过招生考试，1918年1月正式入读高等科英文班。此时的《新青年》已改为《同人杂志》，撰述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在“德先生”“赛先生”引导下，北京知识界阅读风气与讨论焦点随之转移，然而郑振铎并未为之左右，一直到“五四”前对古籍的阅读兴趣仍旧：“至平就学，得见郑夹漈《通志二十略》，复手录其《校雠略》、《艺文略》……又假得章实斋《文史通义》，亦心服其论。”[9]
卡尔·曼海姆强调在考察代际群体时社会性事件的中介作用[10]，“五四运动”在“新青年”诞生中就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郑振铎曾在《中学生》发文描述过自己的切身感受：
五四运动发生于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是礼拜天。我的家住在赵家楼附近，饭后，午睡才醒，就听见有人说，外面失火了！我起来，跑到一个空场上去看。空场的一角是个“巡警格子”。浓黑的烟中，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的往上冒。
“是哪一家失火呢？”我正这么想，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一定是一件大事。[11]
“午睡才醒”与“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明郑振铎的确自外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群体，不过“知道一定是一件大事”则预示着他即将融入新的集体。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虽然郑振铎加入了该会，但他仅是普通一员：“其中也显得出有‘封建性’的‘门户’，像在‘学生联合会’里，北京大学和高师就是两‘派’。……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12]6月，北京部分学校为免事态扩大，提前放假，本为分化之举，却促成了学生将北京经验带至地方的反效果，郑振铎亦成为新文化地方传播大军的一员。在温两月，郑振铎发表演说，创办刊物，参加集会，可作为地方骨干力量的他却未能当选永嘉新学会委员，他在“五四”初期位置之边缘，此段回乡经历可佐证一二。
郑振铎本人基于爱国热情频繁参加各种活动，但其情感结构并未发生彻底转变。此年他没有发表任何今是昨非、否定传统的文章；年底他与好友耿济之携所办刊物拜访陈独秀，后者提出为了灌输新知识于工商界，希望刊物能改变体裁，变成通俗的报纸时，郑振铎一方面表示“这一席话，耿君同我，都很被他感动”，另一方面坚持“说到本报改变体裁一层，则我们本极愿意照办，但仔细想来，尚不如将本报维持最初的主张，而将来另外出一种通俗报的好”[13]。郑振铎与新文化主流的内在紧张关系，深层缘由是与“五四”精英的思路不同，他服膺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社会改造方案。
郑振铎到北京后知识系统最大的异质因素来自社会学：
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我常常到北京青年会看书。那个小小的图书馆里，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以关于社会学的书，及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为最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是一位很和蔼而肯帮助人的好人。[14]
郑振铎笔下的“北京青年会”，全称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文中提到的“步济时”，郑振铎从未深谈，首先可能与郑振铎本人早逝有关，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青年会因时代关系政治评价趋于负面，身居高位的郑振铎显然有所顾忌。饶是如此，1949后郑振铎还曾用“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15]的笔触回忆步济时，可见此人在他心中分量不低。事实上，步济时所信从的带有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色彩的社会服务思想对早年郑振铎影响甚深。
步济时（John·Stewart·Burgess，1883—1949）出身于美国基督教家庭，190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担任学生部干事。此外，步济时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先后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因此他还兼有社会学家这重身份。1922年他倡导成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达四年之久[16]。
步济时信奉社会福音，主张改良社会，因此相比于只聚焦个人拯救的原初福音派传教士，他对社会问题与现世生活更为关注，他将服务民众与改造社会看成与社会福音一致的正义行动。步济时认为要改良社会，必须了解社会，而这就需要社会学知识，他首先将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带到了中国。正是通过社会调查，步济时完美地融合了自己的双重身份。他在Peking as a Field for Social Service（《作为社会服务基地的北京》）一文中定义的在中国开展的社会服务就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性质：
人们计划并且完成耶稣基督为社会下层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社会下层应当包括依附者、身心有缺陷者、有过失者、穷人和无知的人。对于这些人的救济工作和改变其现状以避免其遭受苦难的所有努力，也都应该包括在内。还有道德和社会改造的工作，即改变人民有害的习俗和习惯，消除无知，提供有益的和健康的娱乐以及有帮助的社会关系。[17]
按其设想，基督教会可以在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组培训、社会服务宣传、平民教育运动等中国社会服务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18]。
同时，由于在青年会任职的关系，步济时大量接触到了北京学生，他对五四前夜的学生群体有着自己的观察：
中国的学生充满了新的爱国主义，他们有无限的热忱，但是又常常不切实际。他们对民主的热爱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他们看不起地位低下和未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他们常常急盼改革，仇视那些使国家主权完整受到损害的官场腐败。[19]
步济时相信社会服务可以使中国学生看到改革的希望，1912年他主持成立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1914年改名为“北京社会实进会”）。作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机构，该会力图将学生们改革社会的热情与社会福音派信仰、社会服务的工作结合起来[20]，因而以“连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21]为宗旨。
五四以后，学生运动与期刊出版彼此借重，相得益彰。北京社会实进会为了更好地宣传，也成立了编辑部，耿匡（济之）与郑振铎被选中分别担任正副部长，负责出版刊物[22]，耿郑二人还借此拉入了“小单位”的其他成员。据郑振铎回忆个中详情：“青年会想出版一个青年读物，一本周刊，找着我们几个人谈着编辑的事。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秋白、济之、世英、地山和我，共五个人。经理部的事务，由青年会的一位学生干事负责，我负责编辑和校对的事。这周刊，定名为《新社会》。”[23]
1919年11月1日，杂志正式创刊。郑振铎认同步济时杂糅了社会学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思想。在《新社会》，他发表了36篇文章，多为译介社会学思想，鼓吹社会服务，提倡社会调查之作。步济时对郑振铎施加的影响还体现在后者此时的行文风格。步济时有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开始文章撰述，通过提出问题再详列计划的习惯[24]，考辨郑振铎早期的社论性文章，这一特点明显为其所学习与借鉴[25]。
郑振铎第一篇全国性文章《〈新社会〉发刊词》，将受之于步济时的影响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这都是改造的先决问题，主张改造的人所不可不明白解答的……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那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
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做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26]
正是源于对该思想的笃信，郑振铎对其他诸如“新村运动”“社会民主党”“俄国的广义派”“工团主义”“安那其”等方案，基于中国的现实，“很为悲观”[27]，自然更对“现在我们大家群趋于文字的宣传事业的现象，实在有些不敢赞成”[28]。他坚信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服务’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底唯一方法了”[29]。
不过，与步济时设想的有宗教情怀的社会服务者迥然不同，郑振铎社会服务的主体是高姿态的五四启蒙者，即“知识阶级”，他定义的社会服务是：
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余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造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的一种工作。[30]
所以在郑振铎看来，社会服务、新文化运动、下层启蒙是同义的：“根本上的运动是什么？就是：社会服务；就是：下层的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灌输新思想给一般社会。”[31]
这群年轻的社会服务者与步济时为代表的基督教社会服务者相比显示出的躁动不安、情感热烈、思想迸发，在瞿秋白笔下有最好的表达：
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意义。……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处，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32]
虽然各种社会改造方案在知识分子内部激起讨论，不过思想与文化议题始终是核心，而对郑振铎而言，真正标志他占位新文化圈的是1920年1月1日发表的讨论文化出版问题的《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五四以后，新文化报刊激增，胡适统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33]五四精英担心泛滥的白话报刊会空洞化新文化运动，纷纷撰文批评该现象。陈独秀同时在《新青年》与《时事新报》刊文，反复阐述“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的观点[34]。学生领袖罗家伦断言：“五四以来，中国的新出版品，虽是骤然增加四百余种，但是最大多数都是没有成熟的。”[35]作为应对之策，宗白华强调办专事研究的杂志，以提高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质量，并要加强新杂志界组织的建议[36]。邰爽秋则提出“少办杂志，多译丛书”的主张[37]。
郑振铎呼应了精英们的批评：“中国的出版界，最热闹的恐怕就是一九一九年了……他的精神，就在定期出版物。”同时，他使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将范围拓展到整个出版界，对问题予以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我统计这一年间出版的书籍，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的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他提出了对应的解决之道：
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38]
这篇在《新社会》中并不显眼的文字，对郑振铎却无比重要，其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再单纯地为社会学理论或社会服务思想站台背书，而是与新文化上层人士一起讨论文化热点问题。文章中“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一句，显露出他个人内心真正的旨趣所在，而这份旨趣在1920年创刊的《人道》中得到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