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重点论还是均衡论^[1]

前一阶段，国内哲学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斗争、同一并重论。它认为：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说相对都相对，说绝对都绝对，无所谓主次和轻重之分。在批驳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时，有过这样一段典型的论述：“事实上，蕴含在同一性和斗争性何方是绝对相对的争论背后，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发展过程中何者主要，何者次要。认为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其含义是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辅助次要的作用，而斗争性则在事物发展的任何状态下，都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斗争哲学’。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斗争哲学’指导下，刮起了一阵比一阵猛烈的政治旋风，使得新社会这个统一体内部动荡不安，濒于瓦解。”（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77页）这是斗争、同一并重论的一个极为典型而又具代表性的说明。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作具体的科学分析。

首先，它指出，“蕴含在同一性和斗争性何方是绝对相对的争论背后，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发展过程中何者主要，何者次要”。不错，说的一点不假，凡是坚持斗争性绝对同一性相对的同志，绝大多数也同时认为在斗争性和同一性的比较中，斗争性是主要的，同一性是次要的。但是坚持这一点并没有错。因为坚持它，正是为了坚持列宁和毛泽东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在这个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上，我们来不得半点含糊，必须寸步不让。否则，就会丢掉唯物辩证法的灵魂，丢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其次，坚持斗争、同一并重论的同志，在批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时，对“斗争性在事物发展的任何状态下，都起着主要作用”所作的指责，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坚持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有这样的三个基本点是明确的：第一，两点论的思想。即认为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都是推动事物发展运动的基本因素，二者缺一不可。它既反对只要斗争不要同一的“唯斗争动力说”；同时又反对只讲同一不要斗争的“等同论”。它所坚持的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和固有动力的观点，正是为了坚持毛泽东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的两点论观点。第二，重点论的思想。即认为在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的比较中，从总的一般的情况看，矛盾的斗争性是主要的。坚持这一点，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而且反映了它的科学性。因为我们在深入细致地研究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时，确实发现，矛盾的斗争性是更为主要的搏动力。这正如在二和一、异和同之间，非要指出哪个是重点时，我们就得选定二和异是重点一样。因为首先，二和异是绝对的，一和同是相对的。这个道理充分体现在莱布尼茨的一句著名格言中，他说：“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这就是说，纯一、等同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的，正如没有绝对的真空一样。所谓的同和一，都是相对而言的。其次，从二和一的重要性来看，二和差别也是首要的，因为没有对立和二，联系和同一就失去了对象和前提。而脱离开对立和差别的单一、等同的东西是谈不上什么联系和统一的，它不能自身跟自身联系。所谓的“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是“相成”的首要条件。由于“相反”，才能“相成”，如果连对立的双方都不存在，那还联系什么呢？可见，对立和差别是主要的。最后，没有二和差别，就不会产生运动和生命。因为纯一、等同的东西总是枯燥僵死的。当然，不是说在二和差别之中，可以没有联系和统一，但是论起主次来，还是应该二为主，一为次。因为纯一、等同的东西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是不会单独发挥作用、产生运动和生命的。谁能设想，运动会离开对立双方的互相作用而发生呢？又谁能想象单一、纯一的东西能够长期的存在下去呢？难道人类能够只有男人而无女人的存在吗？显然不可能。可见，二和异是更深刻更生动的因素。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之间的两种基本属性，如果说斗争性、排斥性是二、分、异的象征，那么同一性、吸引性就是一、合、同的象征。因为矛盾的同一性倾向为一，倾向为合，而矛盾的斗争性、排斥性则倾向为二，倾向为分。所以从更深刻更彻底的眼光看，矛盾的斗争性应该是更主要更根本的方面，这是矛盾动力说中的重点论。第三，转化论的思想。即认为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的主次关系，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不是说矛盾的斗争性永远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矛盾的统一性永远起次要的非决定作用。我们只是说，从总的方面看，应当把矛盾的斗争性看得更重要些，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矛盾的统一性不能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它们的主要作用和非主要作用也是互相转化的。例如化学中的分解是矛盾的排斥起主要作用；而化合就是矛盾的吸引起主要作用。物理学中的水蒸发为气，是矛盾的排斥起主要作用，而蒸气凝结为水，则是矛盾的吸引起主要作用。那种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永远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矛盾的统一性永远起次要的非决定作用的认识，不但是机械的、不客观的，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的歪曲和误解。因为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之间相互起主要作用的现象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更何况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原理又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说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容诋毁和歪曲的。斗争、同一并重论，在与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进行交锋时，不但没有攻克重点论，反倒在这场论争中，充分地显露了他们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均衡论和机械循环论。因为在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思想时，显然是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的平等地位看得过重，认为这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而不应该在承认矛盾双方基本对等的情况下，还有主次之分。这种斗争、同一并重论的观点不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倒退。即从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那里，倒退到康德的二元论那里去。这种在斗争与同一中，不分主次的二元论思想，在现实的政治生活里，往往表现为在是非、善恶、正邪、清浊之中，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主义。

至于斗争、同一并重论批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斗争哲学’”的推断，也是不能成立的。这分明是在用可能去代替现实。因为在真理尚未变成谬误的时候，真理终究还是真理，谬误也必定还是谬误。而当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还未被林彪、“四人帮”推向只要“斗争”不要同一的“斗争哲学”极端时，它也毕竟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理。所以，斗争、同一并重论的那种用可能性去批现实性的逻辑，不但是通不过的，而且也是不够严肃的。虽然它认为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动力说，有可能导致“斗争哲学”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证明），但并不是必然的。列宁曾经坚持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但并未发生“斗争哲学”。毛泽东也坚持此说，但他的哲学在1957年以前，也没有变成“斗争哲学”。从1935年到1957年之间，我们在辩证法方面，基本上靠的是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论》，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实践中也没有产生过“斗争哲学”。相反，却保持了“共产党人永远年轻”的活力。毛主席在晚年的实践中犯了主客观相脱离的“左”倾错误，那是他违背了自己原来正确思想的结果，而并非是《矛盾论》指导思想造成的。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别有用心地把列宁、毛泽东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推向“斗争哲学”的深渊，造成了祸国殃民的罪行，这个账应该记在林彪、“四人帮”头上，而不应该扣在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头上。这个道理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再前进一步，就将变成为谬误。这是在说不论多么正确的东西，只要人为地加以夸大或缩小，都足以使它成为错误。

斗争、同一并重论的观点还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斗争哲学’指导下，刮起了一阵比一阵猛烈的政治旋风，使得新社会这个统一体内部动荡不安，濒于瓦解。”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斗争哲学”到底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还是指的林彪、“四人帮”的只要斗争不要同一、只要斗争的对抗形式不要斗争的其他形式的“斗争哲学”。如果指的是林彪、“四人帮”所搞的“斗争哲学”，那是在理，也无可非议；如果指的是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那就不对了。但是就上面这段话的实质来分析，作者显然是搞混了二者的界限，并把以斗争性为重点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说，错误地当成了只要斗争不要同一的“斗争哲学”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客观的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党和新中国走过的历史，正是坚持毛泽东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走过来的。实践证明，无论哪个时候，政治思想理论上，只要偏离了这个思想，党就受挫，人民就受损害。如党内陈独秀的只要同一不要斗争的理论，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张国焘的先前只要斗争不要统一和后来的只要统一（投降）不要斗争（革命），几乎分裂和瓦解了党。但是遵义会议之后，由于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党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了以斗争性为重点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不仅敢于藐视强大的“三座大山”，向它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1942年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就是这种积极思想斗争的典范。1945年七大之前党内也搞了整风运动，不仅没有使党“动荡不安，濒于瓦解”，反而使党空前地团结和朝气蓬勃，搞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事实证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刮不刮什么“政治旋风”的问题。难道目前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可以不搞吗？社会上严重的刑事犯罪可以不打击吗？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的局面可以听之任之吗？可见，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搞不搞什么“旋风”，而在于如何去搞，怎样去搞。在于如何掌握好斗争和统一的关系，尤其是要研究和注重斗争的方式方法，讲求斗争的技巧和艺术。但是另一方面，也绝不能因为强调了方式方法，注重了技巧和艺术，而就从根本上丢掉了斗争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搞的“三反”、“五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都为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必需。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那是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不能算在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学说上。列宁靠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说，战胜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和以后的各种机会主义者，并且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创出了一个新世界。毛泽东也是靠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击败了党内外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了国内外各种凶恶强大的敌人，创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足见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的强大威力。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就是过分地强调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矛盾的斗争性（老庄、孔孟，程朱等都是这样），就一个荀子是坚持以对立、差别为重点的矛盾辩证法思想，还有墨子也在某种程度上比较重视二和对立（贵兼）的作用，但却长期遭到正统封建思想的压制。所以就造成了历史上我们的民族精神偏于内向、保守、消沉的状态。毛泽东同志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之后，借鉴了西方哲学，进而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确立了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这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换来的。它是我们现在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的灵魂。在这种精神和灵魂的鼓舞下，我们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目前很能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就是我国女排的那种“不要命”的拼搏精神。如果我们各行各业都具有国家女排那种英勇拼搏的精神，还怕中华民族不走在世界的前列吗？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并且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决不能把“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搞的“斗争哲学”，与以斗争性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说混为一谈，更万万不可以因为批了“斗争哲学”，就从根本上放弃或丢掉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学说。

事实证明：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是深得辩证法精髓的。黑格尔、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是主张这种学说的。

黑格尔说过：“排斥与吸引两者，首先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诸一的实在性，后者是诸一建立起来的观念性。吸引用这种方式与排斥发生关系，因为它以排斥为前提。排斥为吸引供给物质材料。假如没有诸一，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了。”（黑格尔《逻辑学》上卷，178页）这里，不难看出，在斗争和同一、排斥和吸引之中，黑格尔更加看重的是斗争性和排斥性。认为矛盾的排斥性（斗争性）是首要的因素，说如果没有差别、排斥、斗争，就根本谈不上一致、吸引和同一。恩格斯不仅十分称赞黑格尔的这个极为深刻和彻底的思想，认为这“是他天才的表现”，而且自己也是这样主张的。他说：“排斥通常是过程的主动一面，是较多地被供给运动或要求供给运动的一面，吸引是过程的被动一面，是形成剩余的运动并产生运动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6页）可以看出，恩格斯也是把着重点放在矛盾的排斥性、斗争性上。列宁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进一步提出了斗争性绝对同一性相对的观点。他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又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列宁的前一句话说的是两点论。他说发展运动，不仅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引起的，而且也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造成的。单独孤立地抽出一方或者去掉另一方，都是不真实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客观的。列宁的后一句话讲的是重点论。那就是在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的比较中，列宁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更重要些。毛泽东更是深得辩证法的真谛。他在光辉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全面、系统、深刻、彻底地阐述了自己的重点论思想。指出：在多种矛盾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其他是次要的；在内外矛盾中，内因基本上是主要的，外因大体上是次要的；在矛盾的双方之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它方是次要的；在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中，矛盾的特殊性是主要的，普遍性是次要的；在矛盾内部的核心问题上，即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上，他虽然兼顾二者的重要性，但是总的倾向仍然是侧重于矛盾的斗争性。他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又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就在矛盾核心问题上，鲜明地指出了矛盾的斗争性是重点的观点。由此可见，以斗争性为主的重点论思想，是矛盾论中重点之中的重点，是精中之要。我们怎么能把中国共产党人历尽千辛万苦而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混同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哲学”，不加分析鉴别，就轻而易举地抛弃和丢掉呢？

从科学的发展史上也可以看出：哪里以区别、多样性和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流行，哪里的科学就兴盛，文化就繁荣。如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又如我国古代的战国时期，都是明证。相反，以差别、多样性、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受到压制或者根本被取消，那么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就要受到严重的摧残和阻碍。例如西欧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统治，我国历史上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单一化倾向，都造成了科学文化的巨大损失。当然我们一定要把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学说与“斗争哲学”区别开来，不能像“斗争哲学”那样，去脱离开矛盾的同一性，只要矛盾的斗争性。离开了矛盾的同一性，只讲矛盾的斗争性，是一点论的形而上学，而以斗争性为主的重点论则是辩证法。

再从国家的兴衰起落和政治上的变动中，也不难发现坚持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的优越性。远的不讲，就以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史看，资本主义的竞争（斗争），曾使其国家飞快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无产阶级正确地掌握了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发展观的思想武器后，才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列宁就是坚持了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发展观，才在一片黑暗的旧世界中，创造了一个光明的新世界。斯大林也是因为坚持了反法西斯德国的正义卫国战争，才捍卫住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毛泽东也是由于坚持以斗争性为重点的哲学，才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创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当然对于哲学上所说的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也必须作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而不能曲解。因为哲学上所指的“斗争”是与二和差别这样的概念紧密相连的，“同一”是与一和同这样的概念密切相关的。所说的以斗争性为主，也就是说在二和一的比较中，要以二为主，在差别和同一中，要以差别为主。马克思主义的以斗争性为主的重点论思想，正是建立在二和差别的基础和前提之上的。由于矛盾的斗争性实质上代表着二和杂多的倾向，而矛盾的同一性实质是代表着一和同的倾向，所以在我们说以斗争性为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是以二和区别为主的意思。只有这样地认识和理解，才算是全面的深刻的彻底的。如果我们都能够把斗争性与二和差别联系起来，把同一性与一和同联系起来，那么在二、区别、斗争性与一、相同、同一性的比较中，到底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哪一方面，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由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

这里还需要顺便提到的是，斗争、同一并重论认为只有在斗争和同一中，不分主次轻重的观点，“更能满足我们时代哲学的迫切要求”（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76页），更能对“新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哲学理论依据”（同上第77页）的认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共产党人向来都是眼前需要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既不是只看眼前利益没有远大志向的盲目事务主义者，也不是丢掉当前需要而只谈“理想”的空头政治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和它的科学性原则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善于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因为二者本来就是统一的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由于它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因而具有颠扑不破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它的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决不能顾此失彼，要了这一头，丢掉了另一头，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清醒的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

总之，斗争、同一并重论批评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动力说的各条论点和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并重论的观点，不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新创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倒退。

[1] 本文发表于《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