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同时代欧洲大学以及耶稣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凡研究天主教东传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者,绝不可忽视澳门历史;凡研究澳门历史者,又无法回避圣保禄学院。仅此而言,考证并分析澳门圣保禄学院及其相关历史的重要意义已毋庸多言了。
基于对本地历史及传统文化的关注,澳门文化局在1994年举办了“纪念澳门圣保禄学院创办4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随后,澳门《文化杂志》又编纂刊行了《1594~1994·澳门圣保禄学院四百周年论文特辑》和《澳门圣保禄学院文集·艺术、科技、文化》,刊登了葡萄牙历史学家桑托斯(Domingos M.G.dos Santos,S.J.)的《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等18篇相关论文。2001年,澳门理工大学的李向玉博士又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的专题论著,全面论述了圣保禄学院的创立、教学及管理体制、人员构成及其附属机构的基本情况[1]。上述学者们的重要著述为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亦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然而,我们还必须承认的是,与利玛窦(Matteo Ricci)、艾儒略(Julio Alen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热门人物以及“礼仪之争”、“南京教案”等传统命题相比,国内学者很少关注位于偏远之地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虽然有人会在他们的论文或著述中提及这所教会学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被一笔带过,很少有人对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
客观地说,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主要是缺少必要的历史文献[2],但另外,亦因为我们很难将这个葡萄牙人租住地上的教会学校方便地纳入传统的国别史、双边史以及某些专门史的研究范畴和模式之中。但是,正如本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能打破成见,跳出上述樊篱,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待16世纪之后的东西方关系与宗教传播,澳门和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历史意义便立即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