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对的全面危机

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由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因素综合组成的。

1948年下半年，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在认真考虑准备发动战略决战的同时，蒋介石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正陷入深重的危机。他又习惯于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各种重要问题的处理和决断以至大小事务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因此正陷于四面火起、顾此失彼、焦头烂额、穷于招架的狼狈境地。这也不能不严重影响他对军事局势的全面考虑和应对。

先说经济。

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状况继续恶化。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加速度地发展。以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为例，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高涨时的1947年6月为二百九十万，一年后的1948年6月已猛涨到一亿九千七百六十九万，到8月间更猛涨到五十五亿八千九百万，上涨的幅度是惊人的，大批民族工商业不得不停业或倒闭。[2]老百姓已难以继续生存下去，民怨沸腾，抢米风潮和民变席卷全国。蒋介石自己也在1948年年初的日记中写道：“事业日艰，经济困窘，社会不安，一般干部已完全动摇，信心丧失已尽，对领袖（注：指蒋介石）之轻藐虽未形于外，实已动摇于中。”蒋介石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民众这时对他的愤怒和蔑视早已相当普遍地“形于外”了。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今日环境之恶劣为从来所未有，其全局动摇，险状四伏，似有随时可以灭亡之势。”[3]

国民党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由于内战军费的激增和豪门资本的恣意中饱，本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1948年5月底上任的财政部长王云五对蒋介石说：“岁入之部无论如何设法增加，最多不过五百万亿的法币，而岁出部分，无论如何设法减少，在表面上至少须达一千一百万亿元。”[4]实际情况远比他所说的更为严重。

这样巨大的财政收支差额，全都依赖加印纸币来支撑。法币的发行总量，1945年6月抗战胜利时为五千五百九十六亿元，到1948年6月已经激增至一百九十六万五千二百零三亿元，增加近三百七十倍。货币飞速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飞涨。米价在1948年2月突破每石三百万元，到7月就突破三千万元。这是对手中只持有法币的全国民众敲骨吸髓的无偿剥夺。蒋介石在6月间叹道：“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是忧虑。”[5]

法币既已陷入绝境。蒋介石便在8月19日大吹大擂地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个币制改革的实施细则。它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用金圆券来替代在民众中已毫无信用的法币，规定一圆兑法币三百万元。但金圆券的信用又靠什么来保证呢？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巧立名目，改发面额更大的纸币。第二，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必须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违反者一律没收。这是要民间将他们所持有的金银外币都交给国民党政府，而换给他们的只是一些迅速贬值、将成废纸的金圆券。第三和第四是冻结工资和冻结物价。在恶性通货膨胀、物资极端缺乏的状况下，物价是根本不可能被冻结住的。这样，坚持冻结工资，只能使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这些不久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蒋介石对这次币制改革看得很重。他要蒋经国亲自到上海督导，并且在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军事、经济、党务皆已败坏，实有不可收拾之势，因之政治、外交与教育亦紊乱失败，亦是崩乱之象。再三思维，如能先挽救军事，则其他党务、经政皆不难逐渐补救。否则，军事不能急求成效，则不如先在后方着手，如能稳定经济，则后方人心乃可安定，前方士气亦可振作。然后再谋军事之发展。”[6]这个结论自然是蒋介石在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情况下不得已作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他在日记中写下“不如先在后方着手”“稳定经济”“然后再谋军事之发展”后只有十天，辽沈战役就爆发了。可见他对这场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既无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前的周密思考和部署，真是不败何待。

再讲政治。

经过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后，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在1947年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就不多说了。到了三大战略决战前夜，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四分五裂、矛盾激化、一片混乱，这给蒋介石精神上很大打击。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大会，称作“行宪国大”，内部各派系闹得一团糟，蒋介石已失去控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怪状百出，痛心无已”，已是一派末日景象。

这次“国大”的主要议题是选举总统。蒋介石最初曾想让美国赏识的文人胡适当总统，自己掌握实权，并且征得胡适同意，后来还是由自己当了。而副总统经过四轮选举，受美国和许多地方势力支持的李宗仁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当选，蒋介石内定并全力支持的候选人孙科却以一千二百九十五票落选。这是蒋介石多少年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李宗仁回忆道：“当第四次投票达到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7]蒋介石自己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得决选报告哲生（注：即孙科）落选，乃为从来所未有之懊丧也，非只政治上受一重大打击，而且近受桂系宣传之侮辱讥刺，乃从来所未有，刺激极矣。”[8]

蒋介石在成为国民党“总裁”、被称为“最高领袖”后，他的重大决断在他历来一手控制的机构中被推翻，这确是“从来所未有”，难怪他要“刺激极矣”。

就在这个“行宪国大”闭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9]这以后，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沈钧儒、章伯钧、史良、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陈嘉庚、许德珩等相继北上解放区，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呼之欲出了。

再讲军事。

1948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四平街战役、宜川战役、临汾战役、洛阳战役、胶济西段和中段战役、察南绥东战役、西府陇东战役、宛西战役、出击冀热察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兖州战役等后，从这年6月17日起又发动豫东战役。

这些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作战发生在华东战场。

人民解放军的华东野战军，是解放战争初期由陈毅统率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统率的华中野战军合编组成的。这两支部队原来主要属于抗战时期的新四军。他们在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中已合力作战。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两部正式统一整编，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下辖九个步兵纵队（相当于军）和新组建的特种兵纵队，共二十七万人，在山东解放区执行内线作战。后来，又组建两个纵队，在苏中、苏北敌后坚持斗争。

顺便讲到，华东、中原、东北野战军初建时，在序列中都没有第五纵队，粗看似乎令人费解。那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德意法西斯支持的叛军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攻。叛军将领扬言：除了有四个纵队进攻外，还有第五个纵队正潜伏在马德里内部，可以里应外合。这句话当时流传很广，给人印象很深，“第五纵队”便成了内奸的代名词，人们不愿使用。这种状况到稍后才改变。

三大决战前，华东野战军在各个战场上是歼灭国民党军队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其中包括孟良崮战役中歼灭号称国民党政府“御林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对整个战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华东野战军分为两部分：大部队系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步兵六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名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从鲁西南地区南下，在豫皖苏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打开同刘邓大军会合的通道，准备和中原野战军打成一片，称为外线兵团，也称西线兵团；另一部分系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的四个纵队，在山东解放区坚持内线作战，称为内线兵团，也称东线兵团。

本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曾考虑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过长江南下，“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并要粟裕“熟筹尽复”。这是一个大行动。粟裕根据当时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后提出暂缓渡江南下、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意见。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详细听取粟裕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他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作战方案。这次会议还宣布陈毅到中原地区工作，由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

粟裕认为在中原淮海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他在回忆录中分析道：“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已逐渐适应并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淮海地区扩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10]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原来对南线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想在鲁西南地区调动邱清泉兵团（整编第五军）于运动中歼灭之，但仍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6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电报说：“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11]5日，粟裕向中央报告：第五军“较密集不易分割”，“以现有兵力现地进入战斗，歼敌一二个旅尚可，惟无打援力量”。[12]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鲁西匪部以全力包围我第五军之态势已成，亟谋制胜之道。手令胡琏率第十八军由驻马店向商丘急进增援邱军也。”[13]

是不是仍按原定计划先打第五军？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和在前方指挥作战的粟裕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是杜聿明的起家部队，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它的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这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不贸然行动。来援的整编第十八军（即后来的黄维兵团）是以整编第十一师为主力的。而解放军主力尚未集中，粟裕手中掌握的只有五个纵队，歼灭整编第五军至少需要四个纵队。豫东是一片平原的四战之地，交通便利，国民党军很快可以来援，以余下的一个纵队来阻击打援显然是不够的。战场情况表明：打第五军的条件尚未成熟，而打开封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日，粟裕向军委提出“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调整了作战部署，当天答复：“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七十五师，不要企图打五军，待七十五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14]17日晨，中央军委又来电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15]这和蒋介石对前线作战中的细节动辄直接干预的做法，显然是不同的。

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社会影响大，政治军事地位重要。国民党守军有三万多人，但战斗力不强；处境孤立，援军主力集团在距开封一百公里以外；四郊地势平坦，城内低洼，无险可守。6月17日晨，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经一夜隐蔽急进，突然出现在开封城下，发起猛烈攻击。22日，全歼守军，攻克开封。

这次战役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中的豫籍人士受到极大震动。蒋介石日记中载：“河南在京之立监各委九十余人昨夜在官邸卫兵所请愿，哭泣无状，至深夜一时后方劝散，并称今日仍欲来请愿。此种人士无智无能，可怜可叹。”[16]解放军围攻期间，蒋介石亲自飞临开封上空督战，一面命令空军大力配合地面守军作战，一面严令多路国民党军队增援开封，但都为时已晚。开封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如济南、太原等重要，但它是解放军在关内攻克的第一座省会，政治影响很大，国民党集团内部（特别是河南省籍人士）一片哗然，使蒋介石十分难堪。对解放军来说，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城市攻坚战，丰富了攻城经验。

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两个阶段。解放军攻克开封后，蒋介石命令邱清泉兵团、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和区寿年兵团（包括原来准备先歼的整编第七十五师）兼程急进，多路逼近开封。华东野战军立刻下决心改攻城阻援为弃城打援，放弃开封，以突然行动包围来援的区寿年兵团。区寿年兵团被围后，蒋介石致电区寿年转两师长：“此次中原决战，实为我党国存亡成败最大之关键，亦为聚歼狡匪惟一之良机。弟等连日苦战，悬念之至。前昨两日已手令各路援军兼程驰进，计程今晚当可会师夹击，达成任务矣。望弟鼓励全军，再接再厉，誓死奋斗，完成此次中原光荣最大之胜利。”[17]他的这些豪言壮语，最后都成了无法兑现的自我讽刺。

7月2日，蒋介石又乘飞机亲临河南杞县上空督战，严令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援救区兵团。又写信给邱称：“两日来连电令弟全力东进增援，而弟违令迟滞，视友军危急不援，以致遭此莫大之损失。得报，五中惨裂，不知所止！”“如此次中原作战失败，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而此责任吾弟率领第五军负之，以弟部不惟为中原之主力军，而且为全国各军中之主力也。因未能在战场上空与弟通话，故在徐州停机，写此一函空投，以期吾弟能负重责，挽回全局。”[18]焦虑之情，跃然纸上。就在这一天，区寿年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至此，不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悲惨黯淡矣。”[19]接着，解放军又激战三天，沉重打击了赶来增援而立足未定的黄百韬兵团。

豫东战役历时二十天。人民解放军直接参战的部队约二十万人，国民党军队约二十五万人。解放军以伤亡三万三千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队九万四千余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粟裕写道：“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20]这次战役使华东战场上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下一步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京国防部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此次豫东会战，匪军所表现特异三点：一、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二、敢攻袭大据点，如开封、兖州、襄樊等；三、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如桃林岗、许岗、董店等。以上诸端，在在足证匪军之战力逐渐强大，吾人应作加深一层之认识与努力者也。”[21]

这份报告中提到解放军敢攻袭的大据点中包括襄樊，指的是豫东战役还没有结束，中原野战军又在7月上旬，远距离奔袭鄂北的襄（阳）樊（城）地区。驻守这个地区的国民党政府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是黄埔一期生，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担任过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组织处长，深得蒋介石特殊信任。蒋介石在9日致电康泽：“闻襄樊被围，无任系念。”“望弟苦守待援，并为我代慰全体军民为要。”[22]16日，解放军攻克襄阳，康泽被俘。这件事给蒋介石精神上的打击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匪广播康泽被俘，此消息余仍不敢信以为真。如康果被俘受辱，而不能自戕，则我国军将领与党员真无志气、忘廉耻，而其个人之利害荣辱更不待言。故余决不以为真也。”[23]但他“决不以为真”的却是事实。此次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余人。

到1948年秋季时，解放军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忽东忽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仅再也发动不起一场像样的攻势，而且弄不清解放军的作战意图，穷于应付。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消灭后，许多部队是遭受击溃以至歼灭后重建的，战斗力大不如前。双方力量悬殊情况已有重大改变。解放军还切断了多处重要交通线，使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不少重要据点陷于孤立，而使不少原来被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些，都为解放军即将发动的三大战略决战准备了重要条件。

战争局势这样发展，一次又一次使蒋介石震惊，而又束手无策。这年初，宜川战役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宜川石村刘戡军之失败，刘军长与严师长皆尽职阵亡，殊为不测之大祸。”“今晨四时初醒，甚觉西北危机之大，将领腐败无能，前途黯淡，环境险恶，辗转不能成寐。”[24]以后，他在日记中一再写道：“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彼剿此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共匪狡诈打圈，诚令人苦闷不堪，其惟以静制动乎。”[25]他这时也深感“兵力不足”了。

尽管如此，蒋介石是个一味崇尚实力的人。到1948年7月，国民党军队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解放军总数近二百八十万人。拿土地和人口来说，国民党统治区还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人口近三分之二；而解放区的面积不足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稍超过三分之一。[26]拿蒋介石最精锐的全部美械装备的主力来看，除整编第七十四师已在孟良崮战役中覆灭外，原驻印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仍在东北战场，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仍在华东和中原战场。蒋介石自认为在许多方面仍享有优势。豫东战役时，他在日记中先是慨叹：“昨晡以开封龙亭等据点尽陷，忧惶不置。”“甚叹上帝何以必欲使余受此试炼耶。”接着立刻又写道：“但余决不因此失望，更不因此丧胆，如余果作最后牺牲之准备，则一切处置与计划无所用其忧惧。而况乎今日军事之基本实力尚未动摇而且大有作为，自信其必蒙天佑，且有转败为胜、转危为安之一日也，何忧何惧？”[27]

三大战略决战已经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相信“军事之基本实力尚未动摇”“必蒙天佑”，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早可预卜。